为民族复兴共同奋斗——孙中山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用革命手段解决国内政治问题

　　经历第二次护法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对依靠少数人走护法的老路不再抱有希望。同时，一批原国会议员在天津召集会议，公开为北洋军阀帮腔，这也促使孙中山下决心放弃护法主张，改用革命手段解决国内政治问题。

　　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时，孙中山已看到南北军阀“一丘之貉”，是中国的祸患，但他对站在这些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的认识仍有些模糊。1919年五四运动中，民众强烈的反帝情绪，感染和促动了孙中山。他对帝国主义及其与中国反动势力关系的认识有所深化，但这主要还只是针对日本。对英、美等国，孙中山仍抱有幻想。以后严峻的现实，让他大失所望。

　　1921年当他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港英当局竟然阻挠群众集会庆祝和捐款支持孙中山。英、美等国拒绝承认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而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却受到英、美的多方支持。为了解决北伐军所需费用，孙中山曾要求列强将粤海关关余（指扣除偿付赔款、外债后的关税余款）拨付广州军政府。但外国驻华使团予以拒绝，并将保管的250万两关余划归北京政府。孙中山针锋相对地作出反应，准备收回海关。港英当局闻讯，公然派遣炮舰抵粤巡弋，以武力相威胁。这促使孙中山对英、美的认识有所转变。随着斗争的开展和英、美等国政府破坏中国革命真实面目的日益暴露，孙中山的认识在继续提高。毛泽东曾这样评述：“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孙中山在斗争实践中，明确了学习苏维埃俄国和争取得到苏俄的帮助，以推进中国革命的态度。1920年年初，外国干涉十月革命的军队，在俄国军民的抗击下，被迫从西伯利亚撤退，远东共和国在赤塔成立，改变了苏俄与中国原先那种阻隔的状态，使孙中山有可能对苏俄的真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11月28日，也就是粤军打回广东后，孙中山从上海到达广州的那一天，中国收到了苏俄的第二次对华宣言，郑重宣布放弃沙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一切侵略权益。这对孙中山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对苏俄有了更多的亲近感。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陪同下，从上海去广西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向孙中山较详细地介绍了苏俄的情况。孙中山对苏俄的了解，更有加深。不久，他明确表示打算与苏俄建立交往关系。但孙中山顾虑过早与苏俄交往会激怒英国，对革命不利，打算待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再正式承认苏俄。以后，当他对英、美等国政府尚有的一点幻想破灭，他便公开地作出了联俄的决定。

　　孙中山走新的革命道路的愿望

　　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这时开始注意发挥民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力量。过去，孙中山的追随者中也有不少工人，1921年4月21日共产国际代表的绝密报告记述：“为了评估工人对国民党的态度，我去过上海矮小泥泞的贫民窟，那里居住着工人和手工业者，在那里常常见到孙逸仙的画像。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逸仙。”1922年初掀起的规模空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引起了孙中山的重视。

　　这次大罢工，最初虽由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经济要求所引起，但很快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当时正在桂林准备北伐的孙中山，积极给予支持，并要廖仲恺在广州筹款支援。马林在当时的苏联《真理报》评述：“海员为争取提高工资而举行的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国民党领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拥护孙中山一派的领袖）和广东工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次大罢工矛头指向外国轮船公司，具有政治色彩。而英国政府在这次斗争中则支持香港资本家。这样就使得国民党领袖能够在罢工者中间广泛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罢工者得到国民党很大的支持。”

　　同年5月1日，有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并举行了有广州数万工人参加的大游行。这些都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与马林的会见中，两人曾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问题。不久，在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离粤抵沪后，曾有上海本地工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前往拜访，表示声援，两者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孙中山思想的上述发展，是他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重新认识、思考的结果，也体现了他对革命实践的及时总结，并得到他周围一些国民党人的推动。罗家伦忆述：“总理对于这个趋势，是感觉最敏锐而把握得最快的人。他对于参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的注意而以最大的热忱去吸收的。他在上海见北京学生代表，每次总谈到三四点钟，而且愈谈愈有精神，这是我亲见亲历的事实。所以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从五四运动里吸收的干部最多，造成国民革命一个新局势。”基于上述认识，孙中山对积极组织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抱有好感，并考虑通过采取国共合作的方式，增强国民党的活力。

　　他在桂林曾与陪同马林前往的张太雷，详细讨论了如何动员广大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运动的问题，希望在这项工作中能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表示了愿意合作的积极态度。

　　正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了解、比较和思索，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人，开始树立了改变以往的斗争方式，走新的革命道路的愿望。陈炯明的叛变和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促使他们最终下了决心。

　　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

　　1921年党的第一份决议中，曾规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的救国热忱和不懈努力，以及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交往，促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陈炯明叛乱发生后，中共对孙中山明确表示支持。同年7月发表的中共“二大”宣言，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有关决定。

　　也是在1922年8月下旬，李大钊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就如何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孙中山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对李大钊丰富的学识和关于中国革命的精辟见解十分赞赏。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忆述：“孙先生认为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总之，我国在近期内，想要依靠短暂的统一来实现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现实的，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

　　有一天在送走李大钊后，孙中山兴奋地对宋庆龄说，共产党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能够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他诚挚地希望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帮助他一起完成通过振兴国民党来振兴中国革命的任务。在孙中山的热情邀请下，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先后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提供了条件。

　　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今后革命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与苏俄友好合作关系的确立。宣言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同时，孙中山将陈炯明赶出了广州。2月21日，他从上海回到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了革命政权，成立了大元帅府，孙中山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

　　之后，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保持中共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条件下，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革命中坚力量。苏俄政府常驻广州代表鲍罗廷，由孙中山聘为国民党训练组织员，指导和帮助国民党改组。

　　革命生涯和救国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俄两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全面展开。但是，它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阻挠和反对，企图以此动摇孙中山的决心。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坚定不移的。当那些人竟然以退党来要挟孙中山取消改组决定时，孙中山勃然大怒：“你们若不赞成，可以退出国民党！”他深知鱼龙混杂的国民党，若再不进行严肃认真的改组整顿，势必会被奔腾向前的历史发展潮流所淘汰，更谈不上靠它来进行中国革命了。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排除各种阻力，在广州隆重召开。孙中山明确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中国共产党人占了约五分之一，其中有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人。

　　大会期间，孙中山作了多次重要讲话，阐述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经过激烈辩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改组工作的重要决议，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成立了有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月23日，在孙中山主持下，通过了大会宣言，并于31日正式发表，昭告中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及其大会宣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新的里程碑，他的革命生涯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局，始终坚定地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民族复兴共同不懈奋斗。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外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了数量不菲的医疗器械、药品、现款和其他物资，仅1936年12月至1939年2月，宋庆龄就向延安寄去了6万元法币。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福利会英文历史档案，具体生动地记述了抗战时期宋庆龄在医疗卫生、儿童保育、工业合作、难民救济等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这些史料绝大部分是来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自身的实地报告，另外有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对外宣传报告，还有在延安考察和工作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公谊救护队人员的实地报告。

　　1944年9月，刘伯承、陈赓等148名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休养人员和工作人员，联名在白绢上致函宋庆龄：“掠世界者虽倾颓在即，而国内暗影足虑尚多。先生继总理之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院工休人员全体也。特赠宋庆龄先生。”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专门拜访宋庆龄，并深致敬意地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千余人，在逸园举行“七一”纪念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满怀喜悦的宋庆龄抱病出席，并请邓颖超代为宣读她为大会发言而亲自撰写的祝词《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她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她欣喜地强调：“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宋庆龄继承孙中山遗志与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的伟大事业，从此开始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