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耆宿张难先
辛亥革命网 2021-04-29 19:28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黄侯兴 查看：
张难先先生与石瑛、严立三并称民国政坛“湖北三怪”，他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元勋、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国共联合的坚定主张者、和平解放武汉的功臣，是对革命有所贡献、在政坛有所作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伟大人物。
某夏正午，晴空万里，烈日高照，一男子提灯游街通衢。路人怪问：“汝白昼何以提灯耶？”答：“暗无天日也！”
此公，人称荆楚“三怪”之一――张难先先生也。另二怪：严立三、石瑛先生。
携白卷出考场
张难先，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后以字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3月30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州东乡接阳村一农户。3岁尚食乳便从姻长冯大林师读；少时读《纲鉴》总论，文思益进，17岁读《左传》，上午三小时50页成诵。尊孔孟之道，尤其服膺孟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以为八股非正学，颇厌恶。
1892年，奉兄命参加州试，步入考场，见诸考生争座位，狰狞可怖，甚憎恶，遂蹀躞至启门，携白卷退出。事后，书一联：
欲乘长风破万里浪
懒与俗士论八股文
此联反映张难先不屑与追名逐利之徒为伍，而要万里长风、澄清天下的心志。
次年，再读《左传》得“思小惠而忘大耻”句，心灵大震。甲午战争失败，使他萌发反满意识。1898年戊戌变法，乃为所感，“始究心当时之务”。他在家乡设馆授徒，白天训蒙学生，晚间习技击之术，在庭院内耍枪弄棒，求体魄健壮，日后报效国家。
“中原何日净胡尘”
八国联军的进犯，《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张难先更加感到国步维艰。他在室内曾大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舒愤懑。此后，他阅读昌言革命的《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苏报》等新书报，受民主思潮之影响，由崇拜康有为转而追随孙中山――拥护革命，反对改良；拥护共和，反对保皇。他以为推翻清廷方可拯救中国。
1904年初春，张难先辞去教职，告别夫人陈襄勤（1893年正月，张难先与陈襄勤结为伉俪），孑身来到武昌，广结志士以谋救国。他与朱松坪、雷月轩等人加入在湖北新军中最有影响力的第八镇工程营充当士兵，在营内散发《黄帝魂》、《孙逸仙》、《猛回头》等书，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们还秘密组织了反清团体“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刘静庵、毛善如、欧阳瑞骅、田桐、雷天壮、宋教仁等相继入社。
同年10月，湘鄂两省策定于清西太后60生辰（11月28日）之际，由黄克强在湘率先起义，补习所响应。不料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在长沙搜捕革命党人，并电告鄂督张之洞。张难先闻讯立即奔告各同志，与刘静庵销毁本所文献，安排欧阳瑞骅、宋教仁、胡瑛等人亡命日本。夜半，军警围查补习所时，已空无一人，一无所得。
悲愤之余，张难先应聘回沔阳筹办仙桃镇集成学校。刘静庵则利用武昌四衙巷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日知会”作掩护，重整旗鼓，聚集同志图谋再举。
1905年夏，张难先重返武汉参加集会。1906年冬，萍醴矿工暴动，孙中山派朱松坪等回鄂策应。因叛徒郭尧阶告密，刘静庵、胡瑛等被捕。张难先急忙返回仙桃镇。张之洞的缇骑追踪而至，逮捕了他，并连夜押回武昌。
几次审讯，张难先供词数千言，均自承矢志革命，陈述革命大义，但决不殃及他人。巡警道冯启钧在公堂指问供词中“延颈以待”四字是什么意思？张笑答：“我等待诸公砍下我的头颅呀！”
狱中四个月，常有人藉探监机会拿纸来求张难先的字画，卧榻上竟积至盈尺。有一天，某监吏也来求他缮联。他笑而拒绝说：“我是政治囚犯，写了对你不利。”隔日，那吏带着纸笔再次求字。张感其诚，便戏撰一联。上联是“我佛一生居地狱”，这“地狱”二字虽不祥，以语典而切事实，吏尚可接受。继而下联“中原何日净胡尘”，那吏读后，因寓有反清之意，怕遭株连，吓得抱头鼠窜，字也不敢要了。
张难先在狱中病重，后经王慎庵、刘熙卿等宿儒保外就医。
“张疯子”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夏，张难先再次来到省城奔走党务，此时共进会、文学社俱虎虎有生气。武昌起义爆发时，张难先在汉川与梁钟汉等人正计议革命事，闻武汉已反正，拥戴黎元洪为都督，即来武昌。后在安襄荆招讨使季雨霖麾下任顾问官。1912年南北议和以后，张即辞职。因目睹某些革命党人浅陋浮躁，专事争权夺利，深感失望，于是退还了任黎元洪秘书及招讨顾问的聘书，购书数笈，决心回乡读书，闭门反思，十年之后再考虑出山涉事。
面壁读书三年，耐不住寂寞。1915年夏，张难先来到北京觇视政象，得知袁世凯授意刘师培等人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而主事者竟是胡瑛、孙毓筠二人。他气愤已极，昔日同志多已分道扬镳，即循海道返回家乡，再度在接阳村“且耕且读”，以灌园卖菜为生。
张难先整地、培土、种菜、浇水、施肥，无论冬夏，从不间歇。接阳离街市约三里，为占得一摊位，他常在冬夜立雪街头，等待黎明售菜，见者恻然，他却自若。菜摊少了的时候，他仍定价不二，好心人劝他随市提点价，他却生气了，说：“我张某说一不二，岂能菜少就随意提价呢？你想叫我做言行不一的人吗？”
某年冬季，张难先家场院堆了一大摞的秸杆。他暗地里指使村内缺柴禾的穷人家孩子去偷拿；家人发现责怪他时，他却放声吟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自此，“张疯子”的绰号，轰传遐迩。
晚间，张难先在村里课徒授业，并不拘泥于经典，常讲历史更迭，朝代兴亡，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纵横捭阖，囊括华夏五千年。他讲课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引来周围村民听讲，甚至远在十几里外的乡民也赶来旁听。后来，他应邀到市镇上演讲，仍用历史这面镜子去观照北洋军阀统治的暴虐无道。张难先的讲演，皮里阳秋，幽婉诙谐，不时博得听众的掌声。此事逐渐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沔阳县令对僚属说：“此人绝非疯子，而是一个熟读古书、心怀异志、对现状不满的人物，意在人群中树立他的威信，一旦时机到来，即可登高一呼，实不宜在本县久留……”僚属奉令，命张难先离家出走。张难先后来对友人坦言，他蛰居接阳村几年间，确有“揭竿而起”的念头。
“张青天”
蛰居家乡期间，张难先偶读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仿佛见到新世纪之曙光。他渴望了解新学说、新思想，自觉不能再住乡间面壁而立了，于是再度遣散生徒，于1920年夏孑身赴京游学。张难先为生计而应聘教授西山林场场长严寄诚之女苹英；因缺钱乘车，年近五旬的张难先由西直门步行至西山，往返百里，其坚韧耐劳之品质，可见一斑。
翌年，张难先归里变卖部分家产，接家眷北上。五口人挤住在西直门崇寿寺东房三间小屋。张难先虽潜心研究儒学，却不自我封闭，自觉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之新风，虚心求学求友。他曾撰联自嘲：“亦狂亦狷学者，极新极旧人家。”他每夜到北京大学去听哲学家杜威、罗素讲学；星期日还出席在西什库冯竹贤寓所的会讲。此间他结识了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一起谈学论道。
为了养家糊口，张难先不得已进北洋政府参谋部任录事。月薪仅20余元，常数月不发薪，因而生计颇感窘乏。2月初解下身上棉马褂典当三钱，次日又解下棉被质银一钱五分。时在酷冷的燕市，其窘迫状可知。有一回，梁漱溟见张家人口多，四壁萧条，拟每月资助他三四十元，他谢绝了，说：“但求在学问上帮助我，足矣！”
此时，李济深也在参谋部任职，张难先和他意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为政府之腐败无能而痛心疾首，深感落魄京师，请缨无路。一种无奈的心绪，常使他们无言相对。
1922年秋，黎元洪复大总统职，张难先因有过谏止黎复职的言论（即致电黎元洪：“时我公想为政客围绕，失其主张。我十年未开口，今请一鸣。公须以大总统让中山，自居副总统职。知此，则南北可统一，公名位日隆矣。”）,预感到祸机又伏，便借奔三弟竺轩丧为由，回沔阳避居，临行前劝李济深也早作回南之计。
1923年，李济深任梧州西江善后督办；张难先于秋天应邀，赴粤任该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此间结识了邓演达。冬天，张难先得知国民党将改组，即草数千言书寄汪精卫，痛陈历来症痂，望能以大无畏精神洗涤之。汪精卫复函嘉纳。翌年，国民党改组，张难先在高要县党部登记。他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联共”以厚革命力量的方针。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任张难先为广西榷运局局长，他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走马上任。就职之日，他裁汰拿干薪者数十人，开员役大会，决议革除陋规30余项，增加员役薪水以养廉。
1926年元月，国民政府任命张难先为琼崖（今海南省）各属行政委员。琼崖共13个县，军阀邓本殷盘踞八年，横征暴敛，搜刮民膏。张难先不负众望，下车伊始，即青衣小帽，微服私访，杂处于市井贩夫走卒之间，倾听各方呼声，张贴安民告示，查明情况后，便果敢惩处虐民之官吏，拿办垄断乡曲之豪霸，并建立民团，请驻军协助维持治安，于是“张青天”的名声遍于琼岛。
张难先在琼崖近一年，政绩卓著，在国民党内赢得较高声誉。1927年元月离琼回省，被委任为监察院委员。任职期间，张难先力儆贪污，不稍宽假。在职四个月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尽管有诸权势者说情，他均置之不理，后该厂长畏罪逃往香港藏匿。二是某代外交部长干股贪污案，连传数次才到庭，经一次审讯就服罪，于是押解法庭审判。三是平反台山县县长刘裁甫冤狱案。张难先办案，铁面无私，曲直分明，深得人心，给黑暗的社会现实闪现了光明的一角。
1927年冬，张难先得知武汉清党一塌糊涂，因不想见熟人，便头戴北方长统风帽，蒙面回到阔别五年的接阳村，想悉心读书，思考一些自己还不甚了然的问题。不久，忽受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颇感惊骇。因为他自知少理财之道，具文恳辞。此时，省主席张知本亲临接阳村催促上任，他仍推却，待张知本走后，他即附轮赴沪杭躲避。
在西湖避居数月，石瑛、刘树杞二友追到杭州，恳切劝驾，张难先无奈，便随石、刘二友于1928年3月联袂回鄂就职。此前已聘严重（立三）为民政厅厅长，石瑛为建设厅厅长。湖北“三怪”（三老）携手共事，一时在湖北传为佳话。
1928年3月，张难先就职。因旧日厘金局弊病极大，遂从整理征收着手，慎选廉吏，严惩贪暴。他首先废除了设立于清季已施行88年的厘金局卡税收制度，重订税则。他不信邪，不怕鬼。有一回，得知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勋（白崇禧之胞兄），长期恃势装病休养，他便下令撤销其局长职。还有李宗仁的嫡表亲武穴征收局某局长，常不上班，也被他免职。张难先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湖北人民因之也称他为“张青天”。
为金融流动以促进经济发展，这年秋天，张难先特意拨150万元基金首创湖北省银行，任命唐有壬为行长。
值得一书的是，同年冬，张难先拨款25万元筹建武汉大学。他意识到教育乃立国之本，高等学校乃培养人才之摇篮，于是选定武汉市最优美、最幽静的环境――东湖珞珈山为建校地址，并成立建筑委员会，推李四光为主任委员，还聘请一位美国建筑工程师主持设计。隆冬时节，年过五旬的张难先，陪美国工程师爬遍珞珈山各山头，主事规划，使武汉大学具有嵯峨宏伟之规模。如今该校师生都以崇敬之心情，缅怀这位目光远大的先贤。
平民风度
1930年元月，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拔擢张难先为铨叙部首任部长，主管政府及五院文职人员之审核。在任近一年，张难先除了主持编制铨叙制度、法规与条例外，对于不合格者径于免职，触犯刑律者径送法院，毫不宽贷。卫生部一职员因犯法被押送法院，部长刘瑞恒气冲冲找张难先争论，张坦然地回答道：“这是政府交给我的职责，违法者不照章办理，就是我违法了。你说呢？”刘无言以对。
同年12月初，蒋介石召张难先至国府，告知政府将任命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难光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立辞，却五次未获准，于年末赴浙江走马上任。
由南京至杭州，张难先仍是青衣小褂，携一仆从杂坐在三等车厢内。火车抵杭时，欢迎的人群涌到了头等车厢，他却已悄然下车，随旅客出站。
抵杭州当天，张难先被迎入濒临西湖的省主席官邸“澄庐”。他见邸宅金碧生辉，宛若内苑，便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次日，遂赁居于省府附近之城头巷某一中式楼房。他一家住楼下，楼上分别租给省府的两位职员。这就是张难先的平民化的风格。
张难先奉命主浙，负有执行紧缩经济政策清理四千余万元省债的重任。因此，他到任以后，即停办一切不急之务，合并骈枝机构，裁减冗员，但对杭江铁路、自来水厂、电气厂等项重要工程，仍督率建设厅厅长继续进行，不敢延误。
张难先大刀阔斧改革机构、裁减冗员的举措，引起了一些失业者的不满，他们向上控告张难先,“以省府作私邸”，“纳妾贪赃”……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悄然抵杭，直趋省府，见张难先便说：“我要见嫂夫人。”张答：“她在城头巷。”“不在这里吗？”“不在。”蒋掉头就走。待张备车追赶时，他们已先到，径直进楼房，见室内陈设简陋，陈襄勤夫人也荆钗布裙，朴素无华。夫人把蒋氏夫妇延入客厅奉茶。蒋此时才明白，所谓“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纯系诬陷。当晚柬请张氏夫妇及女儿赴宴，流言随之廓清。
在人事制度上，张难先选贤任能，不徇私情。1931年元月，蒋介石来电，要他任命蒋伯诚为省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张难先回电拒绝。蒋几次来电坚持，张即赴南京面陈，说他经各处查访，得知此二人劣迹甚多，列举了若干事实，并说：“主席一定要用这二人，我就挂冠而去。”蒋只好作罢。
又有一次，同年夏，蒋介石电嘱委某二人为县长，经张难先调查，其中一人尚厚重练达，被择地委派；另一人仗着蒋的推荐，竟倨傲自大，则不给予安排。张难先不卑不亢，敢开顶风船的气节，深受同僚称赞，不过却也因此惹恼了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辽东，进逼吉林、黑龙江省，形势严峻。张难先致电蒋介石并请通令全国总动员，抗日救国；他同时令省城各机关职员，除老弱病残者外，均受军事训练，以求达到全省全国皆兵之目的。
不料，这年冬天，浙江省政府改组，鲁涤平继任主席。张难先卸任时，府厅职员拟设宴祖饯，他却佯称：“吾来浙一年，莫干、天目俱未到，俟我交卸纵游归，再与诸君叙别耳。”12月19日晨，张难先只身附轮离杭抵苏州，颇感轻松。“政海茫茫之身，一旦摆脱，不啻出笼小鸟，随处翻飞，人间无此乐也。”他独游留园、西园、虎丘山，“私喜自由之极，毫无挂碍。”次年1月18日，携眷由沪返鄂，寓武昌灵山寺巷灵山窝。
手书三则
1932年1月28日，日本兵进犯上海，京师震动。张难先从武昌匆匆赶到郑州，力劝蒋介石抗日，后又赴西安会见杨虎城共商抗日。3月上旬返回武昌。5月间，张难先得知沔阳县县长范一侠在赈灾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原来沔阳去秋遭受水灾，乡民流离四散，田园荒芜，房舍坍塌。范一侠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张难先决定助他一臂之力，自愿任县政府秘书，遂与范溯襄河西上。此时县署已迁到仙桃镇。县长出治沔政策布告，灾民纷纷归来，重建家园。一个月后，县境粗安，市廛渐兴。张难先任县府秘书，虽仅一个半月，却成了当地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以为一省主席，竟能纡尊降贵，屈就县府秘书，可谓“怪人怪事”。殊不知，能伸能屈、能上能下，乃张难先做人的本色。
同年7月杪，蒋介石任命张难先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在任期间，张难光先后处决了借特税处稽查之名在长江敲诈舶商之首犯葛顺祥，鲸吞湖北堤款约80万元的刘文荩，私办吗啡厂的孙忠。此数案办后，贪暴为之战栗。不过他以为蒋介石抗日无诚意，加之总部秘书长专擅跋扈与忌妒构陷，半年后愤而辞职，回到了他几年前撙节所积营建的“灵山窝”。
1934年3月，张难先在自家厅壁，悬挂了手书三则。
第一则是“自己的话”。回首往事：“二十岁至五十，三十年间，常致断炊，故学问一无所成。近十年因各种关系与闻政治，于国无益，尤悔实多，然精力则已罄矣。性刚才拙，不合时宜，应即自行检举，再不入政治漩涡。”关于自己的后事，有“余易箦时，家中切不可下讣文及收人挽幛”的话。他主张火葬，丧事从简，“居丧铺张浪费，俗人以为荣，通人以为辱，况且实在无钱使用”。他不以名人、显贵自居，自律之严，足以昭示后人。
第二则是“告谕子女”。全文如下：“现在家庭之间，因经济与思想之变动，父母既无术以支配子女，子女亦无术定省父母。故现在家庭之界说，以一夫一妻及未成年之子女为限。以后吾子女，除有特别变故在此小住外，均宜各求自立，各立门户，我之不能供给儿女，犹儿女之无法奉养我也。其各努力向上，以免累己累人。”这是张难先留给子女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开明的家庭观、伦理观，在30年代的中国还是罕见的。
第三则是“奉告亲友”。曰：“街市住家，不比乡间，房屋行李锅灶都窄，留客膳宿，除有特别情形外，实在不便。加之现在家庭，子女成年，即要离居，虽有儿媳，俨同旅人。今年已老，无力雇人伺候，所以招待宾客，实属抱愧，望族党亲友原谅。再亲友多以余服官十年，交情必广，介绍小事，以为很易，不知余性冷淡，交游极寡，凡欲托余介绍职务者，请鉴兹苦衷，不必启口。”有的亲友因此批评他“不通人情”。然而不搞裙带关系，不拉帮结派，既是他的“痴”，也是他的可贵的反世俗的价值观和精神品质之所在。
张难先因“灵山窝”不敷用，便在珞珈山筑土屋数间，作为他与夫人栖身之所。1935年7月土屋盖好，他灌园读书，自得其乐。因站门前遥望卓刀泉伏虎山麓他的老友、辛亥革命先烈刘静庵之墓，遂命名珞居为“思旧庵”――“看山感旧欣先死，筑土为屋当活埋”。谁说张难先“不通人情”呢？
清白廉洁犹古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敌机狂炸南京、武汉。11月，湖北省政府改组，石瑛、严立三和张难先等人被委任为省政府委员。张难先上任不久，即主动出巡16个县和两个专员公署的政情。他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此时因敌机狂炸武汉，省府西迁宜昌，再迁恩施。在去宜昌的船上，竟闻丝竹声，有人大唱京戏。张难先把省府秘书陈某叫来诘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拉二胡，唱戏？”陈某辩解说：“这有什么关系？船上寂寞，有点娱乐，聊以解闷。”张大声呵责道：“你懂得古人所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思吗？”陈某颊赤而去，弹唱声旋止。
迁恩施后，张难先租赁一所破屋，门首悬一匾额，取名“耻庐”；此间写的诗文集，也取名《耻庐存稿》，流露了他念念不忘国耻的心迹。
此后，张难先虽以湖北耆宿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已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上，先后完成了《丙午湖北党狱汇纪》、《湖北革命知之录》等书。他编印这些书籍时，立下了四项原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李春萱先生考虑到张难先经济拮据，拟从昆明汇赠国币五千元以助印刷费，被张婉 言谢绝了。
日本投降后，张难先夫妇及孙子铭玉、孙女铭淑迁回珞珈山思旧庵。1946年冬，张难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赴京出席国民大会。他说：“所谓通过宪法，妄想藉此一面骗取美国五亿借款，一面骇倒中共。真是发梦。太丑羞极！”
次年5月中旬，张难先在参政会上提议：“要以解决中共为中心，宜尽力讨论此问题而商得一个为政府、中共所能接受的方案，和平解决。倘不如此，则此次参政会便无甚意义。”与会者多赞成，但也有人在会上竟斥主和者为“秦桧”，帮助共产党说话。张难先自此绝口，一言不发。
直到1949年5月，张难先才又参加社会活动，与李书城等人组织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针对白崇禧军队的顽强抵抗，开展了反西进、反破坏的斗争，维护武汉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放军进市的第二天，该救济会旋即宣告解散。
年近八旬的张难先已无心政务，当得知中共政府拟请他出任中央监察部部长职务时，他急忙找老友李济深谈了自己的想法，说：“过去在国民党政府我任监察院委员，是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监察国民党，因此有些政绩，现在是共产党打天下，搞共产主义，我对共产主义知道太少，怎么能监察？”他请李济深代为转达，监察部长事遂作罢。
张难先自50年代以来寓居武昌珞珈山（后迁居汉口赫德里2号），热衷于策划东湖风景区，筹建“行吟阁”和“屈原纪念馆”等文化事业。为搜集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物，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赴北京琉璃厂各古籍书店，并请郭沫若、游国恩、文怀沙、林庚、陈叔通、陆和九等学者协助收集，请齐白石、王文农等贡献字画。他为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之精神，可谓呕心沥血。
张难先尤擅画梅。29岁时，他师从刘彤轩先生习画梅。自此，他“振笔而一挥，狂虏故态发。龙蛇走笔端，风雨随墨突”。他不停地画梅，终成一古梅画家。他喜欢梅花“遇炎不趋，寒香沉沉”的高洁品格，并以梅花的傲然独秀、不畏风雪持身律己，于1968年9月11日，以清白廉洁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1977年4月下旬，我应邀赴华盛顿出席一学术会议，同机赴会的有著名国画家张铭淑女士。闲谈中得知他是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先生之孙女。她讲述的老人的生平业绩，引发了我著述的兴趣。承张铭淑女士提供珍贵史料与照片，谨此致谢。
此公，人称荆楚“三怪”之一――张难先先生也。另二怪：严立三、石瑛先生。
携白卷出考场
张难先，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后以字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3月30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州东乡接阳村一农户。3岁尚食乳便从姻长冯大林师读；少时读《纲鉴》总论，文思益进，17岁读《左传》，上午三小时50页成诵。尊孔孟之道，尤其服膺孟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以为八股非正学，颇厌恶。
1892年，奉兄命参加州试，步入考场，见诸考生争座位，狰狞可怖，甚憎恶，遂蹀躞至启门，携白卷退出。事后，书一联：
欲乘长风破万里浪
懒与俗士论八股文
此联反映张难先不屑与追名逐利之徒为伍，而要万里长风、澄清天下的心志。
次年，再读《左传》得“思小惠而忘大耻”句，心灵大震。甲午战争失败，使他萌发反满意识。1898年戊戌变法，乃为所感，“始究心当时之务”。他在家乡设馆授徒，白天训蒙学生，晚间习技击之术，在庭院内耍枪弄棒，求体魄健壮，日后报效国家。
“中原何日净胡尘”
八国联军的进犯，《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张难先更加感到国步维艰。他在室内曾大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舒愤懑。此后，他阅读昌言革命的《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苏报》等新书报，受民主思潮之影响，由崇拜康有为转而追随孙中山――拥护革命，反对改良；拥护共和，反对保皇。他以为推翻清廷方可拯救中国。
1904年初春，张难先辞去教职，告别夫人陈襄勤（1893年正月，张难先与陈襄勤结为伉俪），孑身来到武昌，广结志士以谋救国。他与朱松坪、雷月轩等人加入在湖北新军中最有影响力的第八镇工程营充当士兵，在营内散发《黄帝魂》、《孙逸仙》、《猛回头》等书，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们还秘密组织了反清团体“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刘静庵、毛善如、欧阳瑞骅、田桐、雷天壮、宋教仁等相继入社。
同年10月，湘鄂两省策定于清西太后60生辰（11月28日）之际，由黄克强在湘率先起义，补习所响应。不料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在长沙搜捕革命党人，并电告鄂督张之洞。张难先闻讯立即奔告各同志，与刘静庵销毁本所文献，安排欧阳瑞骅、宋教仁、胡瑛等人亡命日本。夜半，军警围查补习所时，已空无一人，一无所得。
悲愤之余，张难先应聘回沔阳筹办仙桃镇集成学校。刘静庵则利用武昌四衙巷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日知会”作掩护，重整旗鼓，聚集同志图谋再举。
1905年夏，张难先重返武汉参加集会。1906年冬，萍醴矿工暴动，孙中山派朱松坪等回鄂策应。因叛徒郭尧阶告密，刘静庵、胡瑛等被捕。张难先急忙返回仙桃镇。张之洞的缇骑追踪而至，逮捕了他，并连夜押回武昌。
几次审讯，张难先供词数千言，均自承矢志革命，陈述革命大义，但决不殃及他人。巡警道冯启钧在公堂指问供词中“延颈以待”四字是什么意思？张笑答：“我等待诸公砍下我的头颅呀！”
狱中四个月，常有人藉探监机会拿纸来求张难先的字画，卧榻上竟积至盈尺。有一天，某监吏也来求他缮联。他笑而拒绝说：“我是政治囚犯，写了对你不利。”隔日，那吏带着纸笔再次求字。张感其诚，便戏撰一联。上联是“我佛一生居地狱”，这“地狱”二字虽不祥，以语典而切事实，吏尚可接受。继而下联“中原何日净胡尘”，那吏读后，因寓有反清之意，怕遭株连，吓得抱头鼠窜，字也不敢要了。
张难先在狱中病重，后经王慎庵、刘熙卿等宿儒保外就医。
“张疯子”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夏，张难先再次来到省城奔走党务，此时共进会、文学社俱虎虎有生气。武昌起义爆发时，张难先在汉川与梁钟汉等人正计议革命事，闻武汉已反正，拥戴黎元洪为都督，即来武昌。后在安襄荆招讨使季雨霖麾下任顾问官。1912年南北议和以后，张即辞职。因目睹某些革命党人浅陋浮躁，专事争权夺利，深感失望，于是退还了任黎元洪秘书及招讨顾问的聘书，购书数笈，决心回乡读书，闭门反思，十年之后再考虑出山涉事。
面壁读书三年，耐不住寂寞。1915年夏，张难先来到北京觇视政象，得知袁世凯授意刘师培等人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而主事者竟是胡瑛、孙毓筠二人。他气愤已极，昔日同志多已分道扬镳，即循海道返回家乡，再度在接阳村“且耕且读”，以灌园卖菜为生。
张难先整地、培土、种菜、浇水、施肥，无论冬夏，从不间歇。接阳离街市约三里，为占得一摊位，他常在冬夜立雪街头，等待黎明售菜，见者恻然，他却自若。菜摊少了的时候，他仍定价不二，好心人劝他随市提点价，他却生气了，说：“我张某说一不二，岂能菜少就随意提价呢？你想叫我做言行不一的人吗？”
某年冬季，张难先家场院堆了一大摞的秸杆。他暗地里指使村内缺柴禾的穷人家孩子去偷拿；家人发现责怪他时，他却放声吟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自此，“张疯子”的绰号，轰传遐迩。
晚间，张难先在村里课徒授业，并不拘泥于经典，常讲历史更迭，朝代兴亡，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纵横捭阖，囊括华夏五千年。他讲课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引来周围村民听讲，甚至远在十几里外的乡民也赶来旁听。后来，他应邀到市镇上演讲，仍用历史这面镜子去观照北洋军阀统治的暴虐无道。张难先的讲演，皮里阳秋，幽婉诙谐，不时博得听众的掌声。此事逐渐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沔阳县令对僚属说：“此人绝非疯子，而是一个熟读古书、心怀异志、对现状不满的人物，意在人群中树立他的威信，一旦时机到来，即可登高一呼，实不宜在本县久留……”僚属奉令，命张难先离家出走。张难先后来对友人坦言，他蛰居接阳村几年间，确有“揭竿而起”的念头。
“张青天”
蛰居家乡期间，张难先偶读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仿佛见到新世纪之曙光。他渴望了解新学说、新思想，自觉不能再住乡间面壁而立了，于是再度遣散生徒，于1920年夏孑身赴京游学。张难先为生计而应聘教授西山林场场长严寄诚之女苹英；因缺钱乘车，年近五旬的张难先由西直门步行至西山，往返百里，其坚韧耐劳之品质，可见一斑。
翌年，张难先归里变卖部分家产，接家眷北上。五口人挤住在西直门崇寿寺东房三间小屋。张难先虽潜心研究儒学，却不自我封闭，自觉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之新风，虚心求学求友。他曾撰联自嘲：“亦狂亦狷学者，极新极旧人家。”他每夜到北京大学去听哲学家杜威、罗素讲学；星期日还出席在西什库冯竹贤寓所的会讲。此间他结识了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一起谈学论道。
为了养家糊口，张难先不得已进北洋政府参谋部任录事。月薪仅20余元，常数月不发薪，因而生计颇感窘乏。2月初解下身上棉马褂典当三钱，次日又解下棉被质银一钱五分。时在酷冷的燕市，其窘迫状可知。有一回，梁漱溟见张家人口多，四壁萧条，拟每月资助他三四十元，他谢绝了，说：“但求在学问上帮助我，足矣！”
此时，李济深也在参谋部任职，张难先和他意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为政府之腐败无能而痛心疾首，深感落魄京师，请缨无路。一种无奈的心绪，常使他们无言相对。
1922年秋，黎元洪复大总统职，张难先因有过谏止黎复职的言论（即致电黎元洪：“时我公想为政客围绕，失其主张。我十年未开口，今请一鸣。公须以大总统让中山，自居副总统职。知此，则南北可统一，公名位日隆矣。”）,预感到祸机又伏，便借奔三弟竺轩丧为由，回沔阳避居，临行前劝李济深也早作回南之计。
1923年，李济深任梧州西江善后督办；张难先于秋天应邀，赴粤任该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此间结识了邓演达。冬天，张难先得知国民党将改组，即草数千言书寄汪精卫，痛陈历来症痂，望能以大无畏精神洗涤之。汪精卫复函嘉纳。翌年，国民党改组，张难先在高要县党部登记。他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联共”以厚革命力量的方针。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任张难先为广西榷运局局长，他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走马上任。就职之日，他裁汰拿干薪者数十人，开员役大会，决议革除陋规30余项，增加员役薪水以养廉。
1926年元月，国民政府任命张难先为琼崖（今海南省）各属行政委员。琼崖共13个县，军阀邓本殷盘踞八年，横征暴敛，搜刮民膏。张难先不负众望，下车伊始，即青衣小帽，微服私访，杂处于市井贩夫走卒之间，倾听各方呼声，张贴安民告示，查明情况后，便果敢惩处虐民之官吏，拿办垄断乡曲之豪霸，并建立民团，请驻军协助维持治安，于是“张青天”的名声遍于琼岛。
张难先在琼崖近一年，政绩卓著，在国民党内赢得较高声誉。1927年元月离琼回省，被委任为监察院委员。任职期间，张难先力儆贪污，不稍宽假。在职四个月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尽管有诸权势者说情，他均置之不理，后该厂长畏罪逃往香港藏匿。二是某代外交部长干股贪污案，连传数次才到庭，经一次审讯就服罪，于是押解法庭审判。三是平反台山县县长刘裁甫冤狱案。张难先办案，铁面无私，曲直分明，深得人心，给黑暗的社会现实闪现了光明的一角。
1927年冬，张难先得知武汉清党一塌糊涂，因不想见熟人，便头戴北方长统风帽，蒙面回到阔别五年的接阳村，想悉心读书，思考一些自己还不甚了然的问题。不久，忽受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颇感惊骇。因为他自知少理财之道，具文恳辞。此时，省主席张知本亲临接阳村催促上任，他仍推却，待张知本走后，他即附轮赴沪杭躲避。
在西湖避居数月，石瑛、刘树杞二友追到杭州，恳切劝驾，张难先无奈，便随石、刘二友于1928年3月联袂回鄂就职。此前已聘严重（立三）为民政厅厅长，石瑛为建设厅厅长。湖北“三怪”（三老）携手共事，一时在湖北传为佳话。
1928年3月，张难先就职。因旧日厘金局弊病极大，遂从整理征收着手，慎选廉吏，严惩贪暴。他首先废除了设立于清季已施行88年的厘金局卡税收制度，重订税则。他不信邪，不怕鬼。有一回，得知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勋（白崇禧之胞兄），长期恃势装病休养，他便下令撤销其局长职。还有李宗仁的嫡表亲武穴征收局某局长，常不上班，也被他免职。张难先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湖北人民因之也称他为“张青天”。
为金融流动以促进经济发展，这年秋天，张难先特意拨150万元基金首创湖北省银行，任命唐有壬为行长。
值得一书的是，同年冬，张难先拨款25万元筹建武汉大学。他意识到教育乃立国之本，高等学校乃培养人才之摇篮，于是选定武汉市最优美、最幽静的环境――东湖珞珈山为建校地址，并成立建筑委员会，推李四光为主任委员，还聘请一位美国建筑工程师主持设计。隆冬时节，年过五旬的张难先，陪美国工程师爬遍珞珈山各山头，主事规划，使武汉大学具有嵯峨宏伟之规模。如今该校师生都以崇敬之心情，缅怀这位目光远大的先贤。
平民风度
1930年元月，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拔擢张难先为铨叙部首任部长，主管政府及五院文职人员之审核。在任近一年，张难先除了主持编制铨叙制度、法规与条例外，对于不合格者径于免职，触犯刑律者径送法院，毫不宽贷。卫生部一职员因犯法被押送法院，部长刘瑞恒气冲冲找张难先争论，张坦然地回答道：“这是政府交给我的职责，违法者不照章办理，就是我违法了。你说呢？”刘无言以对。
同年12月初，蒋介石召张难先至国府，告知政府将任命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难光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立辞，却五次未获准，于年末赴浙江走马上任。
由南京至杭州，张难先仍是青衣小褂，携一仆从杂坐在三等车厢内。火车抵杭时，欢迎的人群涌到了头等车厢，他却已悄然下车，随旅客出站。
抵杭州当天，张难先被迎入濒临西湖的省主席官邸“澄庐”。他见邸宅金碧生辉，宛若内苑，便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次日，遂赁居于省府附近之城头巷某一中式楼房。他一家住楼下，楼上分别租给省府的两位职员。这就是张难先的平民化的风格。
张难先奉命主浙，负有执行紧缩经济政策清理四千余万元省债的重任。因此，他到任以后，即停办一切不急之务，合并骈枝机构，裁减冗员，但对杭江铁路、自来水厂、电气厂等项重要工程，仍督率建设厅厅长继续进行，不敢延误。
张难先大刀阔斧改革机构、裁减冗员的举措，引起了一些失业者的不满，他们向上控告张难先,“以省府作私邸”，“纳妾贪赃”……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悄然抵杭，直趋省府，见张难先便说：“我要见嫂夫人。”张答：“她在城头巷。”“不在这里吗？”“不在。”蒋掉头就走。待张备车追赶时，他们已先到，径直进楼房，见室内陈设简陋，陈襄勤夫人也荆钗布裙，朴素无华。夫人把蒋氏夫妇延入客厅奉茶。蒋此时才明白，所谓“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纯系诬陷。当晚柬请张氏夫妇及女儿赴宴，流言随之廓清。
在人事制度上，张难先选贤任能，不徇私情。1931年元月，蒋介石来电，要他任命蒋伯诚为省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张难先回电拒绝。蒋几次来电坚持，张即赴南京面陈，说他经各处查访，得知此二人劣迹甚多，列举了若干事实，并说：“主席一定要用这二人，我就挂冠而去。”蒋只好作罢。
又有一次，同年夏，蒋介石电嘱委某二人为县长，经张难先调查，其中一人尚厚重练达，被择地委派；另一人仗着蒋的推荐，竟倨傲自大，则不给予安排。张难先不卑不亢，敢开顶风船的气节，深受同僚称赞，不过却也因此惹恼了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辽东，进逼吉林、黑龙江省，形势严峻。张难先致电蒋介石并请通令全国总动员，抗日救国；他同时令省城各机关职员，除老弱病残者外，均受军事训练，以求达到全省全国皆兵之目的。
不料，这年冬天，浙江省政府改组，鲁涤平继任主席。张难先卸任时，府厅职员拟设宴祖饯，他却佯称：“吾来浙一年，莫干、天目俱未到，俟我交卸纵游归，再与诸君叙别耳。”12月19日晨，张难先只身附轮离杭抵苏州，颇感轻松。“政海茫茫之身，一旦摆脱，不啻出笼小鸟，随处翻飞，人间无此乐也。”他独游留园、西园、虎丘山，“私喜自由之极，毫无挂碍。”次年1月18日，携眷由沪返鄂，寓武昌灵山寺巷灵山窝。
手书三则
1932年1月28日，日本兵进犯上海，京师震动。张难先从武昌匆匆赶到郑州，力劝蒋介石抗日，后又赴西安会见杨虎城共商抗日。3月上旬返回武昌。5月间，张难先得知沔阳县县长范一侠在赈灾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原来沔阳去秋遭受水灾，乡民流离四散，田园荒芜，房舍坍塌。范一侠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张难先决定助他一臂之力，自愿任县政府秘书，遂与范溯襄河西上。此时县署已迁到仙桃镇。县长出治沔政策布告，灾民纷纷归来，重建家园。一个月后，县境粗安，市廛渐兴。张难先任县府秘书，虽仅一个半月，却成了当地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以为一省主席，竟能纡尊降贵，屈就县府秘书，可谓“怪人怪事”。殊不知，能伸能屈、能上能下，乃张难先做人的本色。
同年7月杪，蒋介石任命张难先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在任期间，张难光先后处决了借特税处稽查之名在长江敲诈舶商之首犯葛顺祥，鲸吞湖北堤款约80万元的刘文荩，私办吗啡厂的孙忠。此数案办后，贪暴为之战栗。不过他以为蒋介石抗日无诚意，加之总部秘书长专擅跋扈与忌妒构陷，半年后愤而辞职，回到了他几年前撙节所积营建的“灵山窝”。
1934年3月，张难先在自家厅壁，悬挂了手书三则。
第一则是“自己的话”。回首往事：“二十岁至五十，三十年间，常致断炊，故学问一无所成。近十年因各种关系与闻政治，于国无益，尤悔实多，然精力则已罄矣。性刚才拙，不合时宜，应即自行检举，再不入政治漩涡。”关于自己的后事，有“余易箦时，家中切不可下讣文及收人挽幛”的话。他主张火葬，丧事从简，“居丧铺张浪费，俗人以为荣，通人以为辱，况且实在无钱使用”。他不以名人、显贵自居，自律之严，足以昭示后人。
第二则是“告谕子女”。全文如下：“现在家庭之间，因经济与思想之变动，父母既无术以支配子女，子女亦无术定省父母。故现在家庭之界说，以一夫一妻及未成年之子女为限。以后吾子女，除有特别变故在此小住外，均宜各求自立，各立门户，我之不能供给儿女，犹儿女之无法奉养我也。其各努力向上，以免累己累人。”这是张难先留给子女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开明的家庭观、伦理观，在30年代的中国还是罕见的。
第三则是“奉告亲友”。曰：“街市住家，不比乡间，房屋行李锅灶都窄，留客膳宿，除有特别情形外，实在不便。加之现在家庭，子女成年，即要离居，虽有儿媳，俨同旅人。今年已老，无力雇人伺候，所以招待宾客，实属抱愧，望族党亲友原谅。再亲友多以余服官十年，交情必广，介绍小事，以为很易，不知余性冷淡，交游极寡，凡欲托余介绍职务者，请鉴兹苦衷，不必启口。”有的亲友因此批评他“不通人情”。然而不搞裙带关系，不拉帮结派，既是他的“痴”，也是他的可贵的反世俗的价值观和精神品质之所在。
张难先因“灵山窝”不敷用，便在珞珈山筑土屋数间，作为他与夫人栖身之所。1935年7月土屋盖好，他灌园读书，自得其乐。因站门前遥望卓刀泉伏虎山麓他的老友、辛亥革命先烈刘静庵之墓，遂命名珞居为“思旧庵”――“看山感旧欣先死，筑土为屋当活埋”。谁说张难先“不通人情”呢？
清白廉洁犹古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敌机狂炸南京、武汉。11月，湖北省政府改组，石瑛、严立三和张难先等人被委任为省政府委员。张难先上任不久，即主动出巡16个县和两个专员公署的政情。他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此时因敌机狂炸武汉，省府西迁宜昌，再迁恩施。在去宜昌的船上，竟闻丝竹声，有人大唱京戏。张难先把省府秘书陈某叫来诘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拉二胡，唱戏？”陈某辩解说：“这有什么关系？船上寂寞，有点娱乐，聊以解闷。”张大声呵责道：“你懂得古人所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思吗？”陈某颊赤而去，弹唱声旋止。
迁恩施后，张难先租赁一所破屋，门首悬一匾额，取名“耻庐”；此间写的诗文集，也取名《耻庐存稿》，流露了他念念不忘国耻的心迹。
此后，张难先虽以湖北耆宿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已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上，先后完成了《丙午湖北党狱汇纪》、《湖北革命知之录》等书。他编印这些书籍时，立下了四项原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李春萱先生考虑到张难先经济拮据，拟从昆明汇赠国币五千元以助印刷费，被张婉 言谢绝了。
日本投降后，张难先夫妇及孙子铭玉、孙女铭淑迁回珞珈山思旧庵。1946年冬，张难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赴京出席国民大会。他说：“所谓通过宪法，妄想藉此一面骗取美国五亿借款，一面骇倒中共。真是发梦。太丑羞极！”
次年5月中旬，张难先在参政会上提议：“要以解决中共为中心，宜尽力讨论此问题而商得一个为政府、中共所能接受的方案，和平解决。倘不如此，则此次参政会便无甚意义。”与会者多赞成，但也有人在会上竟斥主和者为“秦桧”，帮助共产党说话。张难先自此绝口，一言不发。
直到1949年5月，张难先才又参加社会活动，与李书城等人组织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针对白崇禧军队的顽强抵抗，开展了反西进、反破坏的斗争，维护武汉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放军进市的第二天，该救济会旋即宣告解散。
年近八旬的张难先已无心政务，当得知中共政府拟请他出任中央监察部部长职务时，他急忙找老友李济深谈了自己的想法，说：“过去在国民党政府我任监察院委员，是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监察国民党，因此有些政绩，现在是共产党打天下，搞共产主义，我对共产主义知道太少，怎么能监察？”他请李济深代为转达，监察部长事遂作罢。
张难先自50年代以来寓居武昌珞珈山（后迁居汉口赫德里2号），热衷于策划东湖风景区，筹建“行吟阁”和“屈原纪念馆”等文化事业。为搜集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物，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赴北京琉璃厂各古籍书店，并请郭沫若、游国恩、文怀沙、林庚、陈叔通、陆和九等学者协助收集，请齐白石、王文农等贡献字画。他为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之精神，可谓呕心沥血。
张难先尤擅画梅。29岁时，他师从刘彤轩先生习画梅。自此，他“振笔而一挥，狂虏故态发。龙蛇走笔端，风雨随墨突”。他不停地画梅，终成一古梅画家。他喜欢梅花“遇炎不趋，寒香沉沉”的高洁品格，并以梅花的傲然独秀、不畏风雪持身律己，于1968年9月11日，以清白廉洁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1977年4月下旬，我应邀赴华盛顿出席一学术会议，同机赴会的有著名国画家张铭淑女士。闲谈中得知他是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先生之孙女。她讲述的老人的生平业绩，引发了我著述的兴趣。承张铭淑女士提供珍贵史料与照片，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