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耆宿张难先

辛亥革命网 2021-04-29 19:28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黄侯兴 查看:

张难先先生与石瑛、严立三并称民国政坛“湖北三怪”,他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元勋、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国共联合的坚定主张者、和平解放武汉的功臣,是对革命有所贡献、在政坛有所作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伟大人物。
        某夏正午,晴空万里,烈日高照,一男子提灯游街通衢。路人怪问:“汝白昼何以提灯耶?”答:“暗无天日也!”

        此公,人称荆楚“三怪”之一――张难先先生也。另二怪:严立三、石瑛先生。

        携白卷出考场

        张难先,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后以字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3月30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州东乡接阳村一农户。3岁尚食乳便从姻长冯大林师读;少时读《纲鉴》总论,文思益进,17岁读《左传》,上午三小时50页成诵。尊孔孟之道,尤其服膺孟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以为八股非正学,颇厌恶。

       1892年,奉兄命参加州试,步入考场,见诸考生争座位,狰狞可怖,甚憎恶,遂蹀躞至启门,携白卷退出。事后,书一联:

        欲乘长风破万里浪

        懒与俗士论八股文

        此联反映张难先不屑与追名逐利之徒为伍,而要万里长风、澄清天下的心志。

        次年,再读《左传》得“思小惠而忘大耻”句,心灵大震。甲午战争失败,使他萌发反满意识。1898年戊戌变法,乃为所感,“始究心当时之务”。他在家乡设馆授徒,白天训蒙学生,晚间习技击之术,在庭院内耍枪弄棒,求体魄健壮,日后报效国家。

        “中原何日净胡尘”

        八国联军的进犯,《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张难先更加感到国步维艰。他在室内曾大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舒愤懑。此后,他阅读昌言革命的《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苏报》等新书报,受民主思潮之影响,由崇拜康有为转而追随孙中山――拥护革命,反对改良;拥护共和,反对保皇。他以为推翻清廷方可拯救中国。

        1904年初春,张难先辞去教职,告别夫人陈襄勤(1893年正月,张难先与陈襄勤结为伉俪),孑身来到武昌,广结志士以谋救国。他与朱松坪、雷月轩等人加入在湖北新军中最有影响力的第八镇工程营充当士兵,在营内散发《黄帝魂》、《孙逸仙》、《猛回头》等书,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们还秘密组织了反清团体“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刘静庵、毛善如、欧阳瑞骅、田桐、雷天壮、宋教仁等相继入社。

        同年10月,湘鄂两省策定于清西太后60生辰(11月28日)之际,由黄克强在湘率先起义,补习所响应。不料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在长沙搜捕革命党人,并电告鄂督张之洞。张难先闻讯立即奔告各同志,与刘静庵销毁本所文献,安排欧阳瑞骅、宋教仁、胡瑛等人亡命日本。夜半,军警围查补习所时,已空无一人,一无所得。

        悲愤之余,张难先应聘回沔阳筹办仙桃镇集成学校。刘静庵则利用武昌四衙巷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日知会”作掩护,重整旗鼓,聚集同志图谋再举。

        1905年夏,张难先重返武汉参加集会。1906年冬,萍醴矿工暴动,孙中山派朱松坪等回鄂策应。因叛徒郭尧阶告密,刘静庵、胡瑛等被捕。张难先急忙返回仙桃镇。张之洞的缇骑追踪而至,逮捕了他,并连夜押回武昌。

        几次审讯,张难先供词数千言,均自承矢志革命,陈述革命大义,但决不殃及他人。巡警道冯启钧在公堂指问供词中“延颈以待”四字是什么意思?张笑答:“我等待诸公砍下我的头颅呀!”

        狱中四个月,常有人藉探监机会拿纸来求张难先的字画,卧榻上竟积至盈尺。有一天,某监吏也来求他缮联。他笑而拒绝说:“我是政治囚犯,写了对你不利。”隔日,那吏带着纸笔再次求字。张感其诚,便戏撰一联。上联是“我佛一生居地狱”,这“地狱”二字虽不祥,以语典而切事实,吏尚可接受。继而下联“中原何日净胡尘”,那吏读后,因寓有反清之意,怕遭株连,吓得抱头鼠窜,字也不敢要了。

        张难先在狱中病重,后经王慎庵、刘熙卿等宿儒保外就医。

        “张疯子”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夏,张难先再次来到省城奔走党务,此时共进会、文学社俱虎虎有生气。武昌起义爆发时,张难先在汉川与梁钟汉等人正计议革命事,闻武汉已反正,拥戴黎元洪为都督,即来武昌。后在安襄荆招讨使季雨霖麾下任顾问官。1912年南北议和以后,张即辞职。因目睹某些革命党人浅陋浮躁,专事争权夺利,深感失望,于是退还了任黎元洪秘书及招讨顾问的聘书,购书数笈,决心回乡读书,闭门反思,十年之后再考虑出山涉事。

        面壁读书三年,耐不住寂寞。1915年夏,张难先来到北京觇视政象,得知袁世凯授意刘师培等人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而主事者竟是胡瑛、孙毓筠二人。他气愤已极,昔日同志多已分道扬镳,即循海道返回家乡,再度在接阳村“且耕且读”,以灌园卖菜为生。

        张难先整地、培土、种菜、浇水、施肥,无论冬夏,从不间歇。接阳离街市约三里,为占得一摊位,他常在冬夜立雪街头,等待黎明售菜,见者恻然,他却自若。菜摊少了的时候,他仍定价不二,好心人劝他随市提点价,他却生气了,说:“我张某说一不二,岂能菜少就随意提价呢?你想叫我做言行不一的人吗?”

        某年冬季,张难先家场院堆了一大摞的秸杆。他暗地里指使村内缺柴禾的穷人家孩子去偷拿;家人发现责怪他时,他却放声吟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自此,“张疯子”的绰号,轰传遐迩。

        晚间,张难先在村里课徒授业,并不拘泥于经典,常讲历史更迭,朝代兴亡,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纵横捭阖,囊括华夏五千年。他讲课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引来周围村民听讲,甚至远在十几里外的乡民也赶来旁听。后来,他应邀到市镇上演讲,仍用历史这面镜子去观照北洋军阀统治的暴虐无道。张难先的讲演,皮里阳秋,幽婉诙谐,不时博得听众的掌声。此事逐渐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沔阳县令对僚属说:“此人绝非疯子,而是一个熟读古书、心怀异志、对现状不满的人物,意在人群中树立他的威信,一旦时机到来,即可登高一呼,实不宜在本县久留……”僚属奉令,命张难先离家出走。张难先后来对友人坦言,他蛰居接阳村几年间,确有“揭竿而起”的念头。

        “张青天”

        蛰居家乡期间,张难先偶读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仿佛见到新世纪之曙光。他渴望了解新学说、新思想,自觉不能再住乡间面壁而立了,于是再度遣散生徒,于1920年夏孑身赴京游学。张难先为生计而应聘教授西山林场场长严寄诚之女苹英;因缺钱乘车,年近五旬的张难先由西直门步行至西山,往返百里,其坚韧耐劳之品质,可见一斑。

        翌年,张难先归里变卖部分家产,接家眷北上。五口人挤住在西直门崇寿寺东房三间小屋。张难先虽潜心研究儒学,却不自我封闭,自觉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之新风,虚心求学求友。他曾撰联自嘲:“亦狂亦狷学者,极新极旧人家。”他每夜到北京大学去听哲学家杜威、罗素讲学;星期日还出席在西什库冯竹贤寓所的会讲。此间他结识了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一起谈学论道。

        为了养家糊口,张难先不得已进北洋政府参谋部任录事。月薪仅20余元,常数月不发薪,因而生计颇感窘乏。2月初解下身上棉马褂典当三钱,次日又解下棉被质银一钱五分。时在酷冷的燕市,其窘迫状可知。有一回,梁漱溟见张家人口多,四壁萧条,拟每月资助他三四十元,他谢绝了,说:“但求在学问上帮助我,足矣!”

        此时,李济深也在参谋部任职,张难先和他意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为政府之腐败无能而痛心疾首,深感落魄京师,请缨无路。一种无奈的心绪,常使他们无言相对。

        1922年秋,黎元洪复大总统职,张难先因有过谏止黎复职的言论(即致电黎元洪:“时我公想为政客围绕,失其主张。我十年未开口,今请一鸣。公须以大总统让中山,自居副总统职。知此,则南北可统一,公名位日隆矣。”),预感到祸机又伏,便借奔三弟竺轩丧为由,回沔阳避居,临行前劝李济深也早作回南之计。

        1923年,李济深任梧州西江善后督办;张难先于秋天应邀,赴粤任该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此间结识了邓演达。冬天,张难先得知国民党将改组,即草数千言书寄汪精卫,痛陈历来症痂,望能以大无畏精神洗涤之。汪精卫复函嘉纳。翌年,国民党改组,张难先在高要县党部登记。他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联共”以厚革命力量的方针。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任张难先为广西榷运局局长,他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走马上任。就职之日,他裁汰拿干薪者数十人,开员役大会,决议革除陋规30余项,增加员役薪水以养廉。

        1926年元月,国民政府任命张难先为琼崖(今海南省)各属行政委员。琼崖共13个县,军阀邓本殷盘踞八年,横征暴敛,搜刮民膏。张难先不负众望,下车伊始,即青衣小帽,微服私访,杂处于市井贩夫走卒之间,倾听各方呼声,张贴安民告示,查明情况后,便果敢惩处虐民之官吏,拿办垄断乡曲之豪霸,并建立民团,请驻军协助维持治安,于是“张青天”的名声遍于琼岛。

        张难先在琼崖近一年,政绩卓著,在国民党内赢得较高声誉。1927年元月离琼回省,被委任为监察院委员。任职期间,张难先力儆贪污,不稍宽假。在职四个月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尽管有诸权势者说情,他均置之不理,后该厂长畏罪逃往香港藏匿。二是某代外交部长干股贪污案,连传数次才到庭,经一次审讯就服罪,于是押解法庭审判。三是平反台山县县长刘裁甫冤狱案。张难先办案,铁面无私,曲直分明,深得人心,给黑暗的社会现实闪现了光明的一角。

        1927年冬,张难先得知武汉清党一塌糊涂,因不想见熟人,便头戴北方长统风帽,蒙面回到阔别五年的接阳村,想悉心读书,思考一些自己还不甚了然的问题。不久,忽受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颇感惊骇。因为他自知少理财之道,具文恳辞。此时,省主席张知本亲临接阳村催促上任,他仍推却,待张知本走后,他即附轮赴沪杭躲避。

        在西湖避居数月,石瑛、刘树杞二友追到杭州,恳切劝驾,张难先无奈,便随石、刘二友于1928年3月联袂回鄂就职。此前已聘严重(立三)为民政厅厅长,石瑛为建设厅厅长。湖北“三怪”(三老)携手共事,一时在湖北传为佳话。

        1928年3月,张难先就职。因旧日厘金局弊病极大,遂从整理征收着手,慎选廉吏,严惩贪暴。他首先废除了设立于清季已施行88年的厘金局卡税收制度,重订税则。他不信邪,不怕鬼。有一回,得知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勋(白崇禧之胞兄),长期恃势装病休养,他便下令撤销其局长职。还有李宗仁的嫡表亲武穴征收局某局长,常不上班,也被他免职。张难先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湖北人民因之也称他为“张青天”。

        为金融流动以促进经济发展,这年秋天,张难先特意拨150万元基金首创湖北省银行,任命唐有壬为行长。

        值得一书的是,同年冬,张难先拨款25万元筹建武汉大学。他意识到教育乃立国之本,高等学校乃培养人才之摇篮,于是选定武汉市最优美、最幽静的环境――东湖珞珈山为建校地址,并成立建筑委员会,推李四光为主任委员,还聘请一位美国建筑工程师主持设计。隆冬时节,年过五旬的张难先,陪美国工程师爬遍珞珈山各山头,主事规划,使武汉大学具有嵯峨宏伟之规模。如今该校师生都以崇敬之心情,缅怀这位目光远大的先贤。

        平民风度

        1930年元月,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拔擢张难先为铨叙部首任部长,主管政府及五院文职人员之审核。在任近一年,张难先除了主持编制铨叙制度、法规与条例外,对于不合格者径于免职,触犯刑律者径送法院,毫不宽贷。卫生部一职员因犯法被押送法院,部长刘瑞恒气冲冲找张难先争论,张坦然地回答道:“这是政府交给我的职责,违法者不照章办理,就是我违法了。你说呢?”刘无言以对。

        同年12月初,蒋介石召张难先至国府,告知政府将任命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难光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立辞,却五次未获准,于年末赴浙江走马上任。

        由南京至杭州,张难先仍是青衣小褂,携一仆从杂坐在三等车厢内。火车抵杭时,欢迎的人群涌到了头等车厢,他却已悄然下车,随旅客出站。

        抵杭州当天,张难先被迎入濒临西湖的省主席官邸“澄庐”。他见邸宅金碧生辉,宛若内苑,便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次日,遂赁居于省府附近之城头巷某一中式楼房。他一家住楼下,楼上分别租给省府的两位职员。这就是张难先的平民化的风格。

        张难先奉命主浙,负有执行紧缩经济政策清理四千余万元省债的重任。因此,他到任以后,即停办一切不急之务,合并骈枝机构,裁减冗员,但对杭江铁路、自来水厂、电气厂等项重要工程,仍督率建设厅厅长继续进行,不敢延误。

        张难先大刀阔斧改革机构、裁减冗员的举措,引起了一些失业者的不满,他们向上控告张难先,“以省府作私邸”,“纳妾贪赃”……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悄然抵杭,直趋省府,见张难先便说:“我要见嫂夫人。”张答:“她在城头巷。”“不在这里吗?”“不在。”蒋掉头就走。待张备车追赶时,他们已先到,径直进楼房,见室内陈设简陋,陈襄勤夫人也荆钗布裙,朴素无华。夫人把蒋氏夫妇延入客厅奉茶。蒋此时才明白,所谓“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纯系诬陷。当晚柬请张氏夫妇及女儿赴宴,流言随之廓清。

        在人事制度上,张难先选贤任能,不徇私情。1931年元月,蒋介石来电,要他任命蒋伯诚为省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张难先回电拒绝。蒋几次来电坚持,张即赴南京面陈,说他经各处查访,得知此二人劣迹甚多,列举了若干事实,并说:“主席一定要用这二人,我就挂冠而去。”蒋只好作罢。

        又有一次,同年夏,蒋介石电嘱委某二人为县长,经张难先调查,其中一人尚厚重练达,被择地委派;另一人仗着蒋的推荐,竟倨傲自大,则不给予安排。张难先不卑不亢,敢开顶风船的气节,深受同僚称赞,不过却也因此惹恼了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辽东,进逼吉林、黑龙江省,形势严峻。张难先致电蒋介石并请通令全国总动员,抗日救国;他同时令省城各机关职员,除老弱病残者外,均受军事训练,以求达到全省全国皆兵之目的。

        不料,这年冬天,浙江省政府改组,鲁涤平继任主席。张难先卸任时,府厅职员拟设宴祖饯,他却佯称:“吾来浙一年,莫干、天目俱未到,俟我交卸纵游归,再与诸君叙别耳。”12月19日晨,张难先只身附轮离杭抵苏州,颇感轻松。“政海茫茫之身,一旦摆脱,不啻出笼小鸟,随处翻飞,人间无此乐也。”他独游留园、西园、虎丘山,“私喜自由之极,毫无挂碍。”次年1月18日,携眷由沪返鄂,寓武昌灵山寺巷灵山窝。

        手书三则

        1932年1月28日,日本兵进犯上海,京师震动。张难先从武昌匆匆赶到郑州,力劝蒋介石抗日,后又赴西安会见杨虎城共商抗日。3月上旬返回武昌。5月间,张难先得知沔阳县县长范一侠在赈灾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原来沔阳去秋遭受水灾,乡民流离四散,田园荒芜,房舍坍塌。范一侠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张难先决定助他一臂之力,自愿任县政府秘书,遂与范溯襄河西上。此时县署已迁到仙桃镇。县长出治沔政策布告,灾民纷纷归来,重建家园。一个月后,县境粗安,市廛渐兴。张难先任县府秘书,虽仅一个半月,却成了当地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以为一省主席,竟能纡尊降贵,屈就县府秘书,可谓“怪人怪事”。殊不知,能伸能屈、能上能下,乃张难先做人的本色。

        同年7月杪,蒋介石任命张难先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在任期间,张难光先后处决了借特税处稽查之名在长江敲诈舶商之首犯葛顺祥,鲸吞湖北堤款约80万元的刘文荩,私办吗啡厂的孙忠。此数案办后,贪暴为之战栗。不过他以为蒋介石抗日无诚意,加之总部秘书长专擅跋扈与忌妒构陷,半年后愤而辞职,回到了他几年前撙节所积营建的“灵山窝”。

        1934年3月,张难先在自家厅壁,悬挂了手书三则。

        第一则是“自己的话”。回首往事:“二十岁至五十,三十年间,常致断炊,故学问一无所成。近十年因各种关系与闻政治,于国无益,尤悔实多,然精力则已罄矣。性刚才拙,不合时宜,应即自行检举,再不入政治漩涡。”关于自己的后事,有“余易箦时,家中切不可下讣文及收人挽幛”的话。他主张火葬,丧事从简,“居丧铺张浪费,俗人以为荣,通人以为辱,况且实在无钱使用”。他不以名人、显贵自居,自律之严,足以昭示后人。

        第二则是“告谕子女”。全文如下:“现在家庭之间,因经济与思想之变动,父母既无术以支配子女,子女亦无术定省父母。故现在家庭之界说,以一夫一妻及未成年之子女为限。以后吾子女,除有特别变故在此小住外,均宜各求自立,各立门户,我之不能供给儿女,犹儿女之无法奉养我也。其各努力向上,以免累己累人。”这是张难先留给子女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开明的家庭观、伦理观,在30年代的中国还是罕见的。

        第三则是“奉告亲友”。曰:“街市住家,不比乡间,房屋行李锅灶都窄,留客膳宿,除有特别情形外,实在不便。加之现在家庭,子女成年,即要离居,虽有儿媳,俨同旅人。今年已老,无力雇人伺候,所以招待宾客,实属抱愧,望族党亲友原谅。再亲友多以余服官十年,交情必广,介绍小事,以为很易,不知余性冷淡,交游极寡,凡欲托余介绍职务者,请鉴兹苦衷,不必启口。”有的亲友因此批评他“不通人情”。然而不搞裙带关系,不拉帮结派,既是他的“痴”,也是他的可贵的反世俗的价值观和精神品质之所在。

        张难先因“灵山窝”不敷用,便在珞珈山筑土屋数间,作为他与夫人栖身之所。1935年7月土屋盖好,他灌园读书,自得其乐。因站门前遥望卓刀泉伏虎山麓他的老友、辛亥革命先烈刘静庵之墓,遂命名珞居为“思旧庵”――“看山感旧欣先死,筑土为屋当活埋”。谁说张难先“不通人情”呢?

        清白廉洁犹古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敌机狂炸南京、武汉。11月,湖北省政府改组,石瑛、严立三和张难先等人被委任为省政府委员。张难先上任不久,即主动出巡16个县和两个专员公署的政情。他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此时因敌机狂炸武汉,省府西迁宜昌,再迁恩施。在去宜昌的船上,竟闻丝竹声,有人大唱京戏。张难先把省府秘书陈某叫来诘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拉二胡,唱戏?”陈某辩解说:“这有什么关系?船上寂寞,有点娱乐,聊以解闷。”张大声呵责道:“你懂得古人所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思吗?”陈某颊赤而去,弹唱声旋止。

        迁恩施后,张难先租赁一所破屋,门首悬一匾额,取名“耻庐”;此间写的诗文集,也取名《耻庐存稿》,流露了他念念不忘国耻的心迹。

        此后,张难先虽以湖北耆宿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已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上,先后完成了《丙午湖北党狱汇纪》、《湖北革命知之录》等书。他编印这些书籍时,立下了四项原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李春萱先生考虑到张难先经济拮据,拟从昆明汇赠国币五千元以助印刷费,被张婉 言谢绝了。

        日本投降后,张难先夫妇及孙子铭玉、孙女铭淑迁回珞珈山思旧庵。1946年冬,张难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赴京出席国民大会。他说:“所谓通过宪法,妄想藉此一面骗取美国五亿借款,一面骇倒中共。真是发梦。太丑羞极!”

        次年5月中旬,张难先在参政会上提议:“要以解决中共为中心,宜尽力讨论此问题而商得一个为政府、中共所能接受的方案,和平解决。倘不如此,则此次参政会便无甚意义。”与会者多赞成,但也有人在会上竟斥主和者为“秦桧”,帮助共产党说话。张难先自此绝口,一言不发。

        直到1949年5月,张难先才又参加社会活动,与李书城等人组织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针对白崇禧军队的顽强抵抗,开展了反西进、反破坏的斗争,维护武汉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放军进市的第二天,该救济会旋即宣告解散。

        年近八旬的张难先已无心政务,当得知中共政府拟请他出任中央监察部部长职务时,他急忙找老友李济深谈了自己的想法,说:“过去在国民党政府我任监察院委员,是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监察国民党,因此有些政绩,现在是共产党打天下,搞共产主义,我对共产主义知道太少,怎么能监察?”他请李济深代为转达,监察部长事遂作罢。

        张难先自50年代以来寓居武昌珞珈山(后迁居汉口赫德里2号),热衷于策划东湖风景区,筹建“行吟阁”和“屈原纪念馆”等文化事业。为搜集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物,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赴北京琉璃厂各古籍书店,并请郭沫若、游国恩、文怀沙、林庚、陈叔通、陆和九等学者协助收集,请齐白石、王文农等贡献字画。他为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之精神,可谓呕心沥血。

        张难先尤擅画梅。29岁时,他师从刘彤轩先生习画梅。自此,他“振笔而一挥,狂虏故态发。龙蛇走笔端,风雨随墨突”。他不停地画梅,终成一古梅画家。他喜欢梅花“遇炎不趋,寒香沉沉”的高洁品格,并以梅花的傲然独秀、不畏风雪持身律己,于1968年9月11日,以清白廉洁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1977年4月下旬,我应邀赴华盛顿出席一学术会议,同机赴会的有著名国画家张铭淑女士。闲谈中得知他是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先生之孙女。她讲述的老人的生平业绩,引发了我著述的兴趣。承张铭淑女士提供珍贵史料与照片,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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