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鸿焘先生生平述略

　　谢鸿焘，本名丰焘，字一尘，又作翊臣。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在栖霞县佔疃乡杏家庄的一个殷实家庭，其先人多有文誉。就因为这些缘故，他自幼闭门读书，致力科考。年方23岁补廪生。

　　1904年，在清政府鼓励生员去日本留学的风潮中，谢鸿焘偕夫人马肃贞（秋仪）双双东渡，从而结识了来自祖国各地的许多有志之士。其中，经常相聚而算得上亲密朋友的，有黄县人徐子鉴（镜心）和日照人丁惟汾（鼎臣）。他们都是山东旅日同乡会的中坚分子。翌年8月，当孙中山先生赴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时，三人又都成为首批盟员，随后共同主持该会山东支部的事务。经谢鸿焘发展的会员，仅潍县一地即有14名之多。

　　1907年回国后，谢鸿焘会同徐子鉴、邹秉绶等人在烟台创办东牟公学，并主持校务。其经费则由谢先生独力承担。所聘教员几乎全是革命党人，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宗旨，也秘密地在学生中传授。因此，“东牟”对外界是学校；对内则是同盟会员南来北往的联络点。它问世三载，烟台商埠及邻近各县的革命风潮得到蓬勃发展，以致引起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的警觉，为了扼杀革命于摇篮之中，他下令“缉查乱党”。侥幸，谢鸿焘的才学和人品早为烟台道台徐世光所敬重，经道台私下关照，谢鸿焘才得以出走潍县。人身虽然无恙，东牟公学和同时创办的端本女校（主持人谢马秋仪），都未免随之解体。

　　1911年秋，武昌举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潍县，这使刚刚被当地广文书院奉命革退的谢鸿焘受到鼓舞。他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赶赴省城济南，挑起了推动山东独立的重担。同年11月12日，五十余名同盟会员齐集大明湖历下亭，议决成立了以谢鸿焘为会长的保安会。13日，在各界联合会为了商讨独立问题而召集的大会上，谢鸿焘针对巡抚孙宝琦的推诿和狡辩发表演说。他用浅显而精辟的言词，驳得孙宝琦理曲词穷，连在场的军人听后也为之所动。于是，他们趁热打铁，声称如不同意独立就要动武。至此，孙宝琦不得已接受都督头衔，当场宣布山东省自即日起脱离清廷。

　　之后仅数日，武昌方面通电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前往商讨建立民国中央政府事项，谢鸿焘以当然代表的身分动身南下。他先去武昌，后转上海，再到南京，就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议题，投了庄严的一张赞成票，并接着出席了孙总统的就职典礼。

　　在武昌时，谢鸿焘登上著名的黄鹤楼，面对滔滔长江水，成就了平生最得意的诗篇：

　　“大江控南北，英俊聚汉皋，河山今还我，建国资贤劳。议暂都金陵，民主复分曹。中原尚苦战，索虏未尽逃。直抵黄龙日，会饮醉醇醪。”①

　　二

　　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袁世凯病死的四年多时间里，全国政局一直处在大动荡之中。先是孙中山先生趁自己正式解任之前，在南京公布了一个由谢鸿焘等人参与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旨在约束接任总统的袁世凯；继而由同盟会核心人物之一的宋教仁发起，将同盟会等五派系合组为国民党，尊孙中山为理事长，希望仿效欧美议会斗争方式来左右政局。但是，仅仅7个月后，以宋教仁遇刺身亡为开端，前同盟会员掀起的“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袁世凯借机宣布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更于1914年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使原有的临时约法连废纸不如。这时候，热衷于议会斗争的谢鸿焘只好避祸离京，并在流徙中感叹自己“愧无匡时策”。在济南，他常常去大明湖借酒消愁。时而说：“国难尚未夷，鬓发已成丝”；时而说“处世皆梦幻，风尘何仆仆”。诗作表明：经过一段血与火的斗争（包括徐子鉴被害），谢鸿焘既没有了“英俊聚汉皋”时的那种大无畏精神，也失去了本来具有的潇洒风度。

　　1916年7月，国会的重新召集，给谢鸿焘带来过短暂的兴奋。但是，全国政局依然动荡不定。对比那些拥兵自重的武夫，感到自己作为一介书生的无能为力。虽然，他否定一蹶不振，也书写过：“我欲乘六龙，飞向昆仑巅”之类的豪言壮语，却掩盖不了他当时的主体意识是倾向于听天由命和随波逐流。

　　三

　　事实上，谢鸿焘并没有归田“话桑麻”，而是在很长时间内保有省议员头衔，并认真地履行着议员应尽的责任。1919年5月，他甚至以北京国会众议员的身份，同本省的沙明远先生联名提出“查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提案。要求总统“速行下令，将三人褫职，交法庭严讯办理”。

　　1922年的第三届省议会议长选举中，谢鸿焘因被提名为国民党的议长候选人的缘故，权势欲陡然有所增涨。为了竞选获胜，他支持“天坛”派（当时省议会分四个派系）议员为自己拉选票，又有过一些诸如干扰选举正常程序的举动。一经落选，威望意想不到地下降。到曹锟执政时，靠贿选上台的曹锟竟以“贿选”罪加害于谢鸿焘，使他不得不隐身避祸。

　　时隔不久，趁冯玉祥进京赶走曹锟之机，前同盟会员黄郛当上总理兼摄总统。谢鸿焘闻讯，立即以“荣膺魁席”的措词致电祝贺，接着重游北京。奈何黄郛其人不睬老朋友，连他自己也很快下了台，致谢鸿焘一无所获。

　　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应段祺瑞的邀请北上商谈国是，竟而逝世于北京后，形势越发难以捉摸。这时，对自称“运筹苦寡谋，执戟恨无力”的谢鸿涛来说，加入不如逃避。“聊饮樽中酒，静卧掩荆扉”的诗句，坦露了其时的真实情怀。

　　四

　　1926至1928年间，谢鸿焘的生活内容，几乎只限在游山逛水，弹琵琶，吟咏诗句的小圈子里。其目的无非是想借自然界的幽静祥和，来消除胸中的郁闷。但越是这样，心情也就越发不平静。见物，“感物不能寐”；放歌，“歌苦知音稀”。他身在柴门里，想着的却还是“国危逝安适”。一句“沈忧中肠结”，合盘托出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面对南方得势，北方失势的形势，谢鸿焘不由不反省十几年的官场生涯而无法解脱。“可南可北辙，不尹不夷中”，就是徘徊不定的潜台词。加上回家暂住期间，遭到蒙面人的光顾，入城“寝迹”，却又偏偏有警士前来没收烟具。可说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虎落平川被犬欺”。好在城中绅士郝子圭先生在关键时刻上门相助，还把谢鸿焘请进了郝宅。此后，他们二人一直关系密切，并在栖霞红卍字会共事多年。

　　1928年，国民党的栖霞县地方组织重建后，那些年青的党部负责人对他们的元老谢鸿焘不但不尊重，相反，采取了蔑视加打击的方针。随着谢鸿焘对党部丑事的挑剔，元老同新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剑拔弩张。成了谢鸿焘所吟“世风卑以污，相习无复疑。智者行其是，举世共非之”的背景。反复思忖的结果，除了长叹一声“风波良独难”外，他坚定地表示：“毁誉既靡定，立善宁不衰”。

　　同年冬，老朋友丁惟汾来访，使谢鸿焘感慨万千。他们从“少壮奋逸翮，猛志不可夺”谈到“竟勒燕山石，匈奴一时灭”；又谈到“分崩十七年，同室共悲悦”，泛起的是旧日豪情。这次会见后，依靠丁惟汾先生的威望和调停，谢鸿焘先生终于摆脱了困境。

　　五

　　此后十余年，谢鸿焘一直委身慈善事业。他是烟台红卍字会负责人，又是烟台道院②两位统监之一。期间，只是偶尔在公众集会上出现，为同好弹上几曲琵琶；因一时兴起，为毓璜小蓬莱题写了“海天一色”的匾额③。至1936年，将旧作40首编成《怀虚诗草》在烟台出版，由章炳麟作序，李烈钧题写书名。序称：谢诗大致取法柴桑，上溯曹阮。而作者之幽情胜气，实过绝于人。”

　　1934年，谢鸿焘推荐潍县刘东侯主编《栖霞县志》。又受人托，通过其婿邓家彦，营救出被捕的清华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宫尚行。

　　1946年，因家乡实行土改，村农会曾派人去烟台拘捕谢鸿焘未果，致使谢先生对我党存有戒心。不久，竟远徙苏州，在他女儿谢兰郁（现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家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1954年病故，享年82岁。

　　总的看来，谢鸿焘先生追求光明、进步的志向和爱国主义精神，都值得肯定。至于对各派军阀，他在认识上不能明察，在行动上果有差错，那是我们不应当苛责于任何历史人物的。从“毁家纾国难”到“寝寐怀辛酸”，谢鸿焘有过轰轰烈烈，也有过无声无息；有过充实，也有过空虚。却并不妨碍他成为一辈志士。

　　谢鸿焘夫人马肃贞，马家窑人，进士马桂芳之女。她在日本留学时同秋瑾志同道合。秋瑾牺牲后，马女士改名秋仪，以表继承烈士遗志之决心。后来，马秋仪创办端本女校；组织女生劝助军饷团体；发起女子国民捐，把万贯家资用在了革命事业上，为民国之建立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在她60寿辰之际，章炳麟先生曾作序予以赞扬。其中，作者把谢马夫妇的名字，同嘉庆间的栖霞学者郝懿行、王照圆夫妇联在一起。写道：“其行迹与郝王不相似，其夫妇同方，相与齐一，犹郝王遗事也。”注：

　　①本文凡引诗句，均见谢鸿焘《怀虚诗草》。

　　②道院红卍字会实行二位一体。前者为道友习道、念经、敬老祖之所；后者对外主持慈善事业。

　　③原匾早失，今存者为近年补刻，由张连之同志书写。

　　（作者曾却，原任栖霞县史志办公室副主编，现离休。本文由栖霞县政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