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同盟会员杜友芬

　　杜友芬先生，字心斋，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友芬先生因贫病交加而去世，在他那60年的曲折人生中，充满着对祖国的诚挚热爱。

　　一

　　杜先生祖居高唐城东南杜庄，祖父因赤贫过继于城里南街一杜姓贫苦人家。该户主去世后，杜的祖父因是外来户，常受本街读书人家的欺侮，激愤之下，乃送其子杜维章入私塾读书。杜维章工于书法，长大后到县衙做包收粮食的县吏（清制县衙收税粮款，命人分片包干，到豪绅家收粮，形同乞讨，被人视为贱业），后提为录事。友芬出生后即因生父的职业而吃了“百家粮”（即征收交剩的粮食）。清末人民生活困苦，很难按期收足科粮，家境依然贫寒，杜维章送长子友芬读私塾，规定其每日回家后做一些农活，命次子友藻专门务农理家。友芬先生体魄高大健壮（在校绰号“杜大个”），他在课余劳作中养成了喜劳爱动的习惯，特别是建立了与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1905年，他20岁时考中满清末科秀才，当年废除科举制，建立中学，友芬先生即享受官费被保送到山东最早的东昌（即聊城）中学。当时除学《四书》、《五经》外，开始初学理、化、史、地、数学和英文。

　　1910年友芬以学业第一被保送到在济南的山东高等学堂，在校品学兼优，名列第二。这期间，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学说，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不顾父亲及亲友的斥责和嘲笑，于辛亥前，毅然剪去发辫，秘密参加了同盟会组织，投身民主革命的行列。他后来还积极响应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号召，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借兑换苏联退还的庚子赔款卢布，以充当教育经费的名义，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筹措过建党经费。

　　二

　　1913年秋，友芬先生于高等学堂毕业前夕，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联合同学李秉元、李允峰、朱建桂、刘清沂、张启昆、王克忠及教育界人士共13人，取得高等学堂前校长丁惟椽、现任校长孔祥柯的支持，又得到社会知名人士张公制、李和卿、邵晋蕃、曲卓新等人的赞助，经呈准选旧布政司经历厅为校址，创办了山东育英中学。他毕业后，遂到该校任教务主任。育英中学初创是艰苦的，创办人既是教员又兼职员，甚至还干校役。他也是如此，在他及同仁的辛勤努力下，学校初具规模，为日后育英中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时，山东早期的中共党员中，有的就在该校读过书，曾受到过先生爱国思想的熏陶。还有些追求进步的青年，如友芬先生的三弟友蕖，也是由育英中学考取北大的，友蕖在北大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后得肺病于1920年元宵节去世。

　　他除了与人联合创办了人才辈出的育英中学外，在故乡，还率领大家一块拉神破庙，亲自创办了山东第一个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七年级制三清观女子学校（这也是高唐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女子的专门学校）。校院广种桑树，为女生采桑提供方便，并寓有劳动建校之深意。蚕茧盛时，学生们一边读书，一边采桑，有劳有逸，其乐无穷！友芬先生还协助县助学所，开办文庙和书院小学（后改中学）。为了使离县立小学远的儿童能读上书，还把南关龙王庙和南街的杜氏家祠，改为龙王庙小学和尚志小学，自出薪金买书桌教具，使南街、南关儿童免费读书。

　　民国四年（1915年），友芬先生被山东省教育厅聘为全省教育督学，并被选为第二届山东省议会的议员，曾兼任高密中学校长。此后，他每从外地回乡都到县城各校视察。他在高密任中学校长时，见有穷苦儿童杨逢春（又名杨笙甫，其兄为长工，其母打零工），每日要饭之暇，坚持在教室外隔窗听课，友芬先生便把他招入室内，以校工（负责打铃扫地）的名义免费供给食宿，杨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到济南一师上学并工作，杨后来成为友芬先生的女婿。1926年，杨借到高唐探亲之机，开展党的工作，发展了进步知识分子金谷兰入党。友芬先生还以同样情况培养了不少贫苦学生成为有用人才。他对山东省和高唐、高密县等地的教育工作，贡献甚大。

　　在封建官僚充斥的北洋军阀时代，象友芬先生那样耿直廉洁、一心为民着想的进步学者是吃不开的。由于他与旧习惯势力格格不入，因而得了一个“杜别古”的绰号。他终因不屑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同流合污，而被排挤出旧教育界的官场。

　　以后他就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教育下一代的事业上。

　　三

　　1928年5月3日，日军炮轰济南，蒋介石不准抵抗，中国军民死伤数千，酿成惨案。友芬先生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济南过奴役生活，于悲愤中携四弟友茞、次女修时和两个侄儿超时、道时回家乡高唐躬耕务农。此期间，他目睹外敌入侵、军阀混战、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媚日反共、人民陷身水火的种种景象，感慨万端。当初革命理想，皆成泡影，只有寄希望于下一代子女侄儿。他指导孩子们一面复习数理外文，教以古典文学；一面教孩子们参加农桑劳动，推车送粪下地，并引古语教导他们：“爱之能无劳乎？忠焉能无诲乎？”这时，家中田产由清末30亩逐步发展到2顷多地，有二牛一骡，并雇用了三个长工和一位表亲。友芬先生常以仓囤中食粮，周济困难亲友和长工。反对二弟留侄子道时在家种地的主张，坚持让其升学深造。因而二弟友藻常呼友芬先生为“败家子”，并苛减子女上学生活费，时常引起纠纷，终于在1930年其母去世两年后分家。友芬先生坚持实行女子继承权，与其他四兄弟一样，分给其妹友菱一份家产，开高唐未有之先河。女儿修时、侄儿道时分别进入济南省立女一中、模范小学读书。不到一年，阎、冯、蒋内战爆发，济南战火纷飞，学潮频仍，为了子女的前途，友芬先生乃鼓励孩子们到北平（北京）深造，因功课有基础，分别考入北平四中、北大女附中等名牌重点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友芬先生对于蒋介石之不抵抗而放弃东北大片河山极为愤慨，以在家养蜂酿蜜所得及家存制钱共二千余吊（在山东，每吊合一百枚），通过《大公报》，捐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友芬先生平日爱看比较进步的《大公报》尤其推崇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文章）。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他目睹时局，深感国事日危，而对“航空救国”抱有幻想，因此乃鼓励侄子道时报考国民党空军。友芬先生教育青年和子女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女儿修时由保定医学院毕业后，考入中央医院，在友芬先生进步思想的感染下，她积极接近革命组织，在其同学共产党员张文杰（解放后为北京医院医务科长）的影响下，1938年后曾有志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终因障碍重重未能成行。但她常在通信中宣传八路军英勇战绩，借以勉励亲属。

　　友芬先生为人正直，决不在军阀手下讨生活。韩复榘在高唐的代理人赵仁泉，听说他有学问，亲自登门请友芬先生帮他做事，遭到断然拒绝。又一次，赵部一军官为讨小老婆到他家借房。友芬先生素来反对纳妾，不畏强暴，坚持不借，遭到赵部士兵殴打而卧床达半月之久。

　　四

　　“七·七”事变后，友芬先生鼓励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活动。在家乡沦于日寇之手后，友芬先生为逃避敌伪利用他的名望，诱逼他出仕而离家出走。离家前，打开粮仓和房门，呼唤左邻右舍：“国家亡了，无国何以有家？！”叫邻居需什么拿什么，把屋里能拿的东西都拿走，以免资敌。而自家只带些必需的粮食衣服，躲避于侯庄、李棉庄等远近亲友家，受尽饥寒，但所到之处，再苦也不忘教育友朋子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誓死不当汉奸、亡国奴。

　　约在1940年前后，伪政权初步稳定下来，友芬先生带老妻、养子杜鸣（又名杜顺时）和外甥杨廉（又名杨又震）等回家种地。时值青黄不接之际，面对满城蒿草，一片荒凉，无限悲愤，写信寄四弟友茞（中学教员）、女儿修时（医生）、侄儿超时（公路局总工程师）及道时（飞行员）传看，内引杜甫《春望》诗，以抒发郁闷之情，在满带悲怆的字里行间，对弟、子、侄们寓有抗敌救国之殷望。来信以“茞、修、超、道同览”开头，皱褶的微黄色信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斑斑泪痕，似乎听到对家人无限爱国深情的嘱咐，也可以看出家中困难，先生买邮票发信之不易。

　　1943年故乡大旱，加以日寇汉奸勒索，国民党杂牌军抢劫，人民困苦不堪。当时的地主豪绅乘民之危，放高利贷，逼得穷人更是饿莩载道，卖儿鬻女，家破人亡。而友芬先生却将家中勉强糊口的粮食，乘夜投入断炊的邻居家，并收养将要路毙的孤儿多人，送给衣食加以教育，到新粮下来后才送他们回家，这些人中后来有的成为抗日战士。友芬先生的原配夫人，就是那时因病饿去世的。他在粮柴将尽、以糠菜充饥、胞弟又不肯救援的情况下，给在兰州的女儿修时和侄儿道时去信，抒发没有更多粮食周济灾黎的悲痛，并诉说友藻不顾乡邻死活，放高利贷的罪恶，读之令人泪下！

　　八年抗战期间，他时刻不忘抗日救国，鼓励孩子们、弟子们为抗日撒传单，隐藏和救护八路军游击队伤病员。为了不使日寇获得物资，他带头不种棉花，不穿洋布，不点洋油灯，不用洋火，而代以火纸、火镰打火以示抗日。并于1942年卖了五亩地买了一头牛，命杜顺时远路送给八路军游击队作为慰劳品。过年时写下对联明志：“抗日救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顶天立地，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因中学推行奴化教育，他不让孩子们升县立中学。有一次，伪县大队长李金海领着日本顾问和翻译去聘他教课，他托病拒绝，以后把家庭教学工作转入地下，教材都藏了起来。

　　他在病中还不忘救国宣传，以“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做启蒙课。经常为孩子们讲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陆游的爱国故事，教孩子们念岳飞的《满江红》。1945年当他自感不久于人世时，他伏在炕上写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让孩子熟读背诵，纵然病危，仍对祖国的胜利解放充满着信心。

　　1945年9月，高唐县城解放，县长解金声上任伊始，即代表我党往访友芬先生，致慰问之意，并征求抗战胜利后建设高唐的意见。当友芬先生病重垂危时，又有我党干部多次往访，有的对他说：“您老人家的品德为人，我们是很了解、很敬重的，希望您病愈后出来为人民为党工作……”足见我党对友芬先生这个赤诚的爱国者，是充分肯定了的，可惜他已病入膏肓，不能如愿以偿了。

　　友芬先生有幸看到了抗战的胜利，但他的一生却处在战乱动荡的年代。他去世后原有些遗物（省督学委任状、银质圆形蓝色议员徽章、“同盟会”会员证），但历经战乱，后又遭10年浩劫，遗物已荡然无存。

　　1991年4月2日

　　（作者张金洪，高唐县党史委助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