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及其所著《革命军》

　　邹容（1885-1905），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原名桂文，别名威丹、蔚丹、绍陶，四川巴县人。年仅18岁的邹容，以满腔热血写成《革命军》一书，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吹响了号角。

　　反帝反封建的先锋

　　邹容从小便熟读古籍，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逐步接触到维新思想的新学，后留学日本。在留学日本前，家人叫他桂文，在亲友的称呼中，大都叫邹容为威丹。

　　为什么后来又称邹容呢？1901年初，邹容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名额。他和本地的有志青年一道，在重庆知府李立元的带领下，赴成都谒见四川总督奎俊，受到奎俊的召见。同年8月，邹容到日本东京，被那里如火如荼的爱国救亡活动所感染，在那样的环境里，他给自己改名为“邹容”，有容颜改变、脱胎换骨的寓意。从此，“邹容”这个名字便在留日学生中广为传扬，他的那本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革命军》，也署名邹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邹容深深感受到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毒害。因此，邹容一接触到维新思想和西方新学，便走上了与封建文化决裂的道路。父亲要求邹容学好八股文，但是，邹容不顾父亲的鞭打、怒骂，毅然表示：“臭八股儿不愿学……，得之又有何用？”之后，邹容的父亲又把他送进经学书院，在书院里，邹容更加崭露出反帝反封建的锋芒。他经常与人辩论，“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邹容对封建文化教育的鄙弃从他给哥哥的信中也可见一斑：“近国家多难，而必欲康费千百万之国帮，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望相互响应，亟起抵制。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法”大会，后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邹容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拒俄义勇队的操练。5月24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情真意切。邹容迫切期望新兴的、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太炎看过后，大为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做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5月初出版发行。

　　战斗檄文《革命军》

　　在《革命军》这本书中，邹容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向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宣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鸣锣开道，因此，《革命军》成为一篇名副其实的反帝反封建战斗檄文。《革命军》中写道：“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这是当时喊出的时代最强音，并论证了革命的伟大功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革命军》书中，邹容强调进行资产阶级教育，首先是革命教育，同时也包括科学、文化的教育。同时，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指出：“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必须推翻清王朝外，邹容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系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

　　邹容在《革命军》中，向封建专制主义开火。他指出：“自秦始皇统一宇宙，悍然尊犬，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由于清王朝为了巩固反动统治，不择手段地推行极端专制主义，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邹容在《革命军》中，愤怒地揭露了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的迫害和扭曲。邹容在列举了文化专制主义摧残知识分子的种种罪行后，又用哀其不怒、恨其不争的笔调，勾勒了在文化专制主义重压下的封建文人可怜而可悲的群像：“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组豆，充切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吨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为了进一步揭露程朱理学、三纲五常对知识分子的毒害，邹容对文人的昏愤、愚昧、迂腐、贪鄙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中国士人，又有一种事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子众者，曰汉学、曰宋学、曰词章、曰名士。”与此同时，邹容还鞭笞那些企图用西方的皮毛为封建统治作点缀的御用文人。在《革命军》中，邹容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在专制主义钳制下封建士人的畸形心理，以便从深层次上摇撼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

　　邹容的《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助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邹容的《革命军》风行国内和海外，销售量达110万册。

　　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1917-1919年期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曾言：“《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邹容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写诗词赞叹道：“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章士钊主笔的《苏报》赞誉其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为后人所纪念

　　1905年4月3日，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年仅20岁。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召开追悼会。他的尸体由革命志士刘季平冒险运出，安葬于上海华泾乡（今华泾路中心河桥桥堍右侧200米处）。墓碑由蔡元培所题，为避清廷耳目，有意写为“周容之墓”。墓面南为圆形石砌墓，高2.36米，直径2.48米，墓前尖顶青石刻书“邹容之墓”。过神道石阶有石碑一座，刻有章太炎篆书“赠大将军巴县邹容”。墓后为章太炎撰文，于右任书写的青石墓表。碑后复有造型美观的高大石屏，气势雄伟，东西两边各立一座石亭。

　　重庆的邹容纪念地，坐落在渝中区南区公园内。碑由汉鸿顺营造厂承建，于1946年1月26日动工，同年6月29日落成。碑为八角形塔式，石碑通高5.5米，碑身高3.52米，碑的东、南、西、北四面，均镌刻“邹容烈士纪念碑”七个隶书鎏金大字，八面皆镌刻碑文。碑文是根据章太炎1922年为营建上海邹容墓所撰写的《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一文修改而成，主要叙述其生平。碑文为隶书，落款为：“重庆市市长张笃伦敬立，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1980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重修邹容墓。墓区总占地一亩多，墓台坐北朝南，面向大道，四周青山松柏，庄严肃穆，两边是正方形绿化区，广植花草。邹容墓向公众免费开放，让人们瞻仰这位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