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马氏家族(5)

　　三、 品学兼优，玉龙校长

　　大理被清军屠城3年半之后马骧诞生，父亲马氏常，字五美。马骧少年时父亲马氏常逝世，母亲陈氏是大理州凤仪县人，深明大义，含辛茹苦抚养马骧（幼伯）、马逊（文仲）、马骞（介叔）、马隽（冠季）兄弟四人半耕半读。幼伯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割满一背箩青草，卖了添补家用。晚上在家里点亮松明子，母亲纺线，儿子读书。幼伯刻苦自励，学业颇优，考取秀才，取得廪生资格。1897年幼伯21岁时，到漾濞凤清书院教书。

　　马德芝《先父马骧二三事》记载：“我外祖父田自方爱其品德才学，招婿入赘，将心爱的女儿田吉祥许配终身。外祖父尚有一子，但待父亲胜过待亲子。父亲喜欢吃什么食物，外祖母常亲手做好送到学校。婚后3年，父亲偕我母回下关，任玉龙学校校长【注:载于《云南日报》1987年9月19日第三版】”。幼伯于1898年春天完婚，妻子田吉祥生于1874年甲戌6月26日（当时都以阴历纪年）。田吉祥的父亲田坤，字自方，有一子一女。李根源编纂的《永昌府文征》第115页记载：“田坤，漾濞宣化里人，光绪岁贡”，是当地知名的学者。《永昌府文征》还有田坤《漾濞望点苍山渡黑惠江即景抒怀六首》、第1531页至1532页有《石门关》等六首诗，2593页收录《友兰说》等诗文，

　　田淳《马骧与漾濞》记载：“下关马氏与漾濞田氏早有姻亲关系，故马骧潜入漾濞后便投于时任漾濞泉清书院院长的田坤（自方公，我先大伯）门下，先大父先将马骧安置于书院内任教员。马骧曾系清廪生，很有才华，深得先大父赏识。不久，先大父即把我姑姑（招娣）许配与他，招赘在家。”【注：载于《漾濞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28页】。

　　田吉祥的弟弟田钟农（1877—1954），字稷堂，号服田，清朝时取得廪生资格，获得拔贡称号，辛亥革命后他积极向政府呼吁，促成了将漾濞设为县级行政机构“漾濞县”，护国运动中参加护国军入蜀作战，屡立功勋，1917年被护理四川督军罗佩金委任为“署理四川省长寿县知事”之职，期满卸任回云南。在漾濞县热心地方文化事业，不顾自己安危，几度冒死同土匪打交道周旋，使本邑免遭涂炭。不畏权势争“逆产”。田濂口述杨纯柱整理的《田钟农传略》记载：“当然这里的所谓的逆产，乃是咸同之乱后，被清廷藉口没收的原回民资产。这些资产实际上大部分为镇压杜文秀起义的清军将领和地方团练头目所瓜分。本邑的皇庄、马厂两处的大片良田就为鹤庆人丁槐（字衡三，靠镇压回民起义得势，民国后又摇身变为军阀）所抢占。民国后很长一段时期，丁家仍来漾濞收取地租。钟农担任县参议会长后，就同副参议会长王庄等联名向大理司管区控告丁某依权仗势无端霸占漾人田产，致使漾濞经济凋敝，连所像样的完小都办不起，丁槐得知后，对钟农等人恨之入骨，曾扬言要加害田某。但钟农等人毫不退缩，继续据理力争，还经过反复较量，丁槐自知理屈，却又不甘心拱手退还，就将其田产献给大理饷械局。最后，钟农再次出面筹集资金向大理饷械局赎回这两处产业，作为本邑学校基金谷”【注：载于《漾濞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35页】。

　　田钟农的堂弟田钟毅(1895-1972)，字宝鑫，号冠五，从云南讲武堂四期毕业后，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历任排长连长，逐步升职，抗战期间历任独立十三旅旅长、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任国防部中将部员。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经李济深相邀，参加民革。1949年率部在成都起义。后来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

　　田钟农的另一个堂弟田钟谷（1882— 1925），字树五，云南陆军讲武堂肄业，后加入同盟会。参加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一支队队长、旅长、靖国军参谋长兼第二军军长、广州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滇桂联军独立第二旅旅长等职。1925年夏入桂，染瘴成疾，于同年11月在南宁病逝。

　　田钟农还有个堂弟田钟麒，字祥五，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曾任二十军少将参谋长。

　　漾濞有个正规的官方教育机构 ，原名化平书院，几毁几建，后更名凤衔书院、泉清书院，最后定名凤清书院。杨纯柱《从化平书院到凤清书院》写道：“凤清书院已成为故事，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开创了漾濞的学校教育史，同时也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诸如曾任民国云南省军政府参谋长田钟谷先生、原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副司令的田钟毅将军等，均是凤清书院的高材生。此外，被誉为‘云南辛亥革命三杰’之一的马骧先生，曾在书院任过教”【注：载于《漾濞文史资料》第二辑第74页】。

　　幼伯返回下关任玉龙学校校长的时间是1901年。玉龙学校是云南大理著名的玉龙书院，吴棠《历史悠久的下关玉龙小学》记载：“玉龙书院建于明代，原名龙关书院，下关古称龙尾关（城），简称龙关。书院院址在今下关关迤中丞街上段，现为下关二完小。清同治十二年（1873）云南巡抚岑毓英驻兵下关时，改称玉龙书院。光绪丁未年（1907）改为下关公立两等小学。进入民国，学校改称玉龙小学，直到1949年。玉龙书院在历史上有过不少热心于教育，学术上有成就的教师，培养出下关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其中最有名望的是马恩溥……到了近代、现代，玉龙书院是下关唯一的学校，下关的三代知识分子，都出身于这所学校……另一位几次出任校长的马子临（德御），是书香世第，道德文章为人所重，写一手好字。当时教育不被重视，校长一职并非委任，而由地方人士公推；老师亦作聘请，合则留，不合则去，俗话说：‘秀才落末（魄）下乡教学’，教师地位十分低下，薪俸不能糊口，纯粹是一种‘育人’的精神事业”【注：载于《大理市文史资料》第一辑第75至78页】。

　　1900年幼伯大儿子马德御（子临）诞生，后又诞生二儿子马有开。1905年幼伯的二儿子马有开生病夭亡，怀孕的妻子悲伤过度病倒，幼伯送妻子回漾濞娘家，自己返下关任教。1905年12月3日（阴历11月初7日）排行第三的女儿马德芝（有顺）在漾濞诞生。

玉龙书院原貌

　　清政府的苛捐杂税本来就很多，为筹集军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就开征厘金。厘金这一新的流转税，从创办开始就繁琐苛刻、弊病百出，具有浓厚的霸权性和反进步性。税率在开办之初为百分之一，以后逐渐提高，至光绪年间，多数省分的税率在百分之五以上。因为遇卡抽厘，如定率为百分之五，只要通过四卡，即为百分之二十。这还只是法定的税率，厘金的苛重，危害商民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它见货即征，不问巨细。征课异常广泛，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以至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银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之店铺，户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携带盘川，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使本来就极端贫困的老百姓雪上加霜。在外国商品侵入我国，并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免纳厘金税特权的情况下，它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而有利于外国商品的侵入。

　　大理玉龙学校的经费是由政府规定的“屠捐（屠宰税）”来维持生存的，云南的“屠捐”开征时间为1889年，早于1902年开征的广州、河南等地。昆明市盘龙江边至今仍立有一块1889年（清光绪15年）立的石碑，内容是“云南府昆明县正堂关于整顿生猪屠宰行业税厘行规并资助功德”的告示。“屠捐”与不问巨细见货即征的流转税“厘金”必然有矛盾之处。征收厘金的官员平时对学校屠捐心存芥蒂，似乎教育事业使他们少吃了嘴边的一块肉。

1889年昆明整顿屠宰税内容的石碑至今仍矗立在盘龙江边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一步步侵略，清政府一次次与列强签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像绞索一样套牢中华大地。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1895年被迫签订签定《中日马关条约》,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白银二亿两。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英、俄、德、法、美、日、意、奥、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签定《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极端腐败无能的大清朝，把锦绣中华当作皇室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种种利益，所谓“量中华之物力，接与国之欢心”，成了“洋人的朝廷”。大清王朝统治下的亿万老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开战，中国被迫宣布“中立”,甚至为这场战争专门划出了一块交战区。此时的云南也岌岌可危，英、法两国在相继吞并了缅甸与越南后，把缅甸和越南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以此作为跳板，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了云南。“英伺其西，法瞰其南”，从西、南两面频频对云南进行渗透。特别是中法战争后强迫清政府开口通商，相继签订了《滇越铁路章程》、《七府矿产开采权》和滇西划界等不平等条约。

　　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人们痛感国家要灭亡了。救亡，成了中国最先觉醒的人的最强烈要求。幼伯身处滇西，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使这位满怀爱国赤忱的热血青年悲愤填膺，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立志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