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程万：江西讨袁军前敌总指挥

　　彭程万（1880—1978），字凌霄，号克亮。江西贵溪人。日本陆地测量部修技所毕业。同盟会会员。武昌首义后，带领测量司学员参加南昌光复。历任江西都督、广东军政府顾问、江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南昌解放前夕，主张南昌为不设防城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江西省政协委员、江西省人大特邀代表、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东渡日本　参加丈夫团

　　彭程万1900年考取秀才后，在贵溪象山书院学习时事、新书及算学，眼界大开，耳目一新，痛感国力之衰弱，遂有弃文修武，自立图强之心。1903年进江西武备学堂，习步炮兵科。1905年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后升入日本陆地测量部修技所，与李烈钧、黄郛为同窗好友。留日期间，彭程万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由黄兴在同盟会内发起的秘密组织——丈夫团。取义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用此标准，以团结革命军人，可无变节汉，无假公济私之徒混杂其间，更不至于随势力之消长，而盲从附会，或中途丧志也。丈夫团团员极少，仅有20余人（江西籍的仅有李烈钧、彭程万、俞应麓三个人），但成员们大都在辛亥革命中崭露头角。在辛亥光复、护法护国等运动中的主要领导人物中，丈夫团成员几乎占大半。

　　任江西都督　顾全大局

　　1907年，彭程万学成回国，任江西省测量司三角科科长，同时在测绘学堂执教。其时，彭程万领导的测绘司学员，俞应麓领导的测绘学堂（彭程万在该校执教），夏之麒领导的江西陆军小学，共有四五百人，都受过军事训练，官兵中有不少是富有革命思想的优秀青年。彭程万积极在学生和新军中宣传反清的民主思想，为武装起义积蓄力量。

　　 1911年10月23日，九江率先响应武昌起义，南昌随后而起。彭程万带领测量司学员并联络俞应麓的测绘学堂、夏之麒的陆军小学，以及南昌混成协新军酝酿起事。为防不测，清廷江西巡抚冯汝骙、兵备总办张季煜加紧防范布置：特令臬台张俭督师九江，剿办起义独立官兵；调上饶刘懋政巡防营兼程赶至南昌，监视城外新军和城内学生，并软禁混成协协统吴介璋。10月30日晚，新军蔡森等爬墙入城，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和测量司学员一致配合，驱逐守城士兵，打开城门，起义人员迅速占领巡抚衙门和藩署等政府机关。是夜，奉巡抚之命赶来镇压起义的上饶刘懋政率营抵达南昌城郊。彭程万与俞应麓急速赶去，利用原先和他建立的关系，晓之以大义，最终使刘懋政率营向革命举义投诚。至此，巡抚冯汝骙已无力与革命军相抗。

　　南昌光复后，彭程万和新军各部负责官长及起义的各校负责人在陆军小学开会，研究善后事宜，通电省内外，公告江西光复情况。派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和测量司等起义学员在洗马池一带巡查，维持省会治安，推举吴介璋为江西省军政府都督。

　　光复后的江西政局很不稳定，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四易都督。吴介璋在江西军界资望高，所部实力也雄厚，但因光复前被软禁，与已归顺革命的原兵备总办张季煜积怨很深。张季煜利用少数人挟旧恶势力与之对抗，对吴投函辱骂、恐吓等。接任五十五标标统的冯嗣鸿，原上饶巡防营的刘懋政，以及在南昌起义恃功的洪江会也热心参与倒吴活动。11月12日，江西混成协骑兵营排长邹恩灏在军政府会上报告称：“吴都督已离职不知去向，本会急需决定继任人选。我在武昌谒见黄克强先生，谈到江西光复后都督人选问题，提出彭程万为适当人选。黄克强先生同意，并发给印信，交我带回江西。”时与会人员均无异议。彭程万则誓死力辞，在场人认为吴介璋既已去职，省城局势不稳，力劝彭程万以大局为重。彭不得不当众宣明：“暂摄都督5日。于此5日内，紧速组织第三任都督。”

　　时汉口战事紧张，黎元洪每天电催江西迅速出兵增援。彭程万随与冯嗣鸿商议，把五十五标补充成旅，开赴汉口。冯说：“五十五标如去援鄂，你的地位不稳固。”彭程万劝道：“武昌如果失守，江西就会跟着失败。现在是援助武昌要紧，你不要顾虑我个人的地位。”并发出通电，约全国各地援鄂部队由武昌统一指挥。云南蔡锷复电表示同意。

　　不久清廷又派张勋反攻南京，徐固卿新军一师败退，南京迭电江西速派援兵。彭程万又把刘懋政巡防营补充后派出。两部出发前，彭均召集训话晓之义理，并予以充足弹药和开拔费。

　　当时部分起义新军决定组织义勇队赴援，不解彭程万此举有改造旧营及缓和新、旧军之间的矛盾之意，遂对彭程万不满，酝酿“倒彭迎马”。彭程万原有去心，但见当时江西虽已独立，却因马毓宝督九江、胡谦领袁州（今宜春）、蔡锐霆据瑞临（今高安、临川）、黄金台占鄱阳，形成割据之势，乃于11月21日建议取消各地军政分府和分都督，并率先提请辞去江西都督，以此通电省内外。萍乡分都督胡谦复电说：“如因兵力不足而辞职，我即刻让五十四标官兵兼程赶到南昌支援你，望千万勿辞。”彭程万再三电释，并以身作则，共推马毓宝为第三任江西都督，彭程万、吴介璋被聘为高级顾问，江西政令始归于统一。

　　马毓宝继任都督后，骄奢豪夺，政务废弛，不加约束，民怨沸腾。应江西各界之请，经孙中山批准，1912年3月19日，李烈钧接替马毓宝任第四任江西都督。

　　谈到辛亥革命短期内江西四易都督，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头面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献身的同盟会的革命志士；第二类是被革命形势席卷进来的清政府军政人员。南昌光复前夜，彭程万与俞应麓夜闯刘懋政营说服他向革命投诚起义，说服不了就要掉脑袋的，此举只能是由同盟会员和丈夫团员主动担当。南昌光复后，冯汝骙宁死不肯当都督，吴介璋当了又躲起来，马毓宝是在九江同盟会员把他的辫子剪掉了后才下决心当都督的，这都是因为怕武昌起义失败而被杀头和诛九族的。当都督是块十分“烫手的山芋”，非同盟会员和走投无路的清军政人员是不敢接手的。

　　其后，袁世凯意图瓦解江西革命势力，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伺机攫取政权。李烈钧等坚决抵制，并荐彭程万出任，遭到袁世凯的抵制，李袁矛盾逐步升级。时南浔铁路公司拟向日本兴亚会社借款500万日元，并已拟定草约，由彭程万以南浔铁路总监身份，赴上海监督借款。日方代表见彭程万修改的草约，有损日方利益，乃贿送10万日元。彭程万当众说，“谢谢日方馈赠，我代表南浔公司收下”，但在草约方面寸步不让，使日方代表色惭不已。

　　“二次革命”中任前敌总指挥

　　彭程万同李烈钧全力支持孙中山讨伐袁世凯。1913年6月中旬，二人专程赴上海面见孙中山，筹商讨袁大计，决定在江西首举义旗。同年7月7日，李、彭潜回江西湖口，着手组建讨袁军，由李烈钧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彭程万任前敌总指挥。7月9日，江西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打响了讨伐袁世凯的第一枪，即历史上有名的“二次革命”。

　　首举讨袁义旗，非革命意志坚定者不能为也。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了，“皇帝推翻了，革命成功了”，这种思想认识在国民党员(辛亥后同盟会已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普遍存在。不少国民党员当了都督、师长、国会议员等，地位变了，对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也失去了原先的革命锐气。等到“宋案”发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南方各省国民党籍都督会议决定讨袁时，到会各省代表的态度和辛亥时那种“舍我其谁”的气势早已大不相同。彭程万在《江西光复和光复后的政局》中写道：“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开会。我和李烈钧一道参加。当时会上一致通过开展反袁斗争，但当孙先生征询谁来领导首先发难时，全场鸦雀无声，结果还是已经丢掉了都督职位的李烈钧出来担当这一工作，会议才算完满结束。散会出来时，与会各省都督跟在李烈钧后面，口里连说：‘只有协和先生，只有协和先生！’”

　　李烈钧回到湖口后，领导了历史上有名的湖口起义。如果说辛亥时革命的对手是孤儿寡母(六岁的宣统和隆裕太后)和德不服众的摄政王载沣，那么讨袁时革命的对手则是枭雄袁世凯。他窃据了大总统的职位，成了国家元首，手握北洋陆海军和全国政治经济大权，对顺从他的人，加官晋爵，对不听他话的人，则刀兵进逼。江西都督府不吃他这一套，据记载：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了消灭南方共和势力，他向国际银行团筹商善后大借款，1912年5月9日，李烈钧通电公开反对该项借款。袁世凯为了削弱南方各省国民党籍都督的权力，决定实行“军民分治”，7月22日李烈钧再次发出反对中央集权的通电。另一方面，李烈钧打电报恭请孙中山先生到江西来指导工作，并电令在上海购置军火的俞应麓陪同孙先生于10月25日驾临南昌。孙先生在赣期间，李烈钧除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外，并安排了隆重的阅兵式，请孙先生阅兵并训话。

　　湖口起义充分表现了李烈钧、彭程万、俞应麓三位江西籍丈夫团成员的大丈夫精神。

　　护法运动任赣军总司令　转战各地

　　湖口起义失败后，彭程万亡命海外，辗转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同李烈钧、黄郛等在海外继续开展反袁斗争。1914年彭程万参加欧事研究会，受命在华侨中宣传革命，筹款并购买军火以援助讨袁斗争。

　　1915年李烈钧潜回云南，率护国第二军出贵州、广西，打到广东肇庆时，彭程万结束海外事务，赶回参加讨袁战斗，任肇庆讨袁军司令部顾问。

　　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率师北伐。12月8日彭程万任护法军政大元帅府参谋长。1918年5月，广州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设七总裁，岑春煊任主席总裁，彭任军政府顾问，旋任琼崖督办，开发海南。时日本在台湾总督明石欲染指海南，几次派人联系，并许以各种好处。彭不顾岑春煊的极力怂恿，严厉拒绝。后返回广州军政府任赣军总司令。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7月命粤、赣、滇、黔各军讨伐岑春煊与广西陆荣廷的联合势力。彭程万率两个梯团在广东连县一举击破了桂军一个旅，俘虏了该旅旅长，到达桂林与李烈钧率领的滇军汇合。12月孙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军大本营，部署北伐。时彭程万率赣军、许崇智率粤军、朱培德率滇军、谷正伦率黔军，声势浩大，开赴前线。1922年6月北伐军经南雄，出大庾，兵临赣州城下，彭程万率第一旅李明扬，第二旅赖世璜与胡谦之别动队，会同滇军朱培德部向中路挺进，与北洋军岳兆麟、周荫人部血肉相搏，苦战十余日，于6月18日晨攻入赣州城。

　　陈炯明于6月16日在广州叛变后，在赣各军决定回师讨贼，北洋军蔡成勋师乘机入赣，旧桂系沈鸿英部从赣西窜入，援粤各军相继失利。其时，彭程万部的赖世璜率部也开往广东投向陈炯明，彭遂去职离军赴上海。

　　彭程万在上海闲住时，国民党上海总部派他以回乡扫墓之名去南昌，策反吴佩孚在江西的督军方本仁。因消息走漏，吴电令方本仁将彭程万扣留。适吴佩孚的高级参谋蓝军恒（湖北广济人）到昌，因其辛亥后与彭程万亦有过从，遂建议由他押彭去武汉。行至九江将彭释放，并替彭买船票回上海。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彭程万到北京参加丧礼，遇见黄郛，经其介绍，到冯玉祥西北督办作客经年，后返沪。

　　1949年解放前夕，彭程万与伍毓瑞、龚师曾、杨赓笙等“江西八老”主张南昌为不设防城市，触怒了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方天，把他们胁迫到赣州，险遭不测。

　　新中国成立后，彭程万一度病困于上海李烈钧家中。董必武、林伯渠获悉后，亲自致函江西省党政领导人邵式平和陈正人，要他们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后彭程万应邀回江西，先后任省人大特邀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等职。

　　主要参考文献：

　　彭程万《江西光复和光复后的政局》，《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辑，中华书局，1963年。

　　《江西近现代人物传稿》第1辑，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贵溪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

　　彭立生《“丈夫团”和她的三个江西籍团员》，《江西民革》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