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最后的日子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北上。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情况是怎样的？他与病魔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又留下了怎样的遗嘱？作者将通过本文向读者一一讲述。

　　与病魔做斗争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在天津停留了29天后，扶病入京。

　　入京前，孙中山发表了《入京宣言》，再次强调此次进京不是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而是为了救国。到北京后，由于病体不支，孙中山只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就径直入住北京饭店。

　　1月3日，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加剧。经美国、德国、俄国医生会诊，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急性病，所以才会感到异常痛苦。美国医生建议“用爱克斯光探照一次，如果是肝脏浓疡，则须开割。”医生与孙中山的随行人员商量，但无人敢做主，后又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年事已高，进行手术恐怕不容易恢复。随后，宋庆龄又征求孙中山本人的意见，孙中山自觉病情并不严重，所以认为无须开刀治疗。

　　本来，孙中山就是抱病北上的，到北京后又夜以继日地工作，接见各界来访人士，与段祺瑞进行不懈的斗争，劳累导致他的病情日益加剧。

　　医生不断地对孙中山的病情进行着观察，自1月21日起病势骤然加重，体温升降失常。23日，德国克礼医生发现孙中山的眼球中有黄晕，意识到肝脏中的脓将侵及身体的其他部位，非施行手术不可。于是立即会同中国、德国、美国的医生，共同商讨手术方案。

　　1月26日，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由北京饭店转入协和医院。6时30分，由外科主任邰乐尔为孙中山主刀，施行手术割治。代院长刘瑞恒、王逸慧等作为手术助手。德国、俄国的医生及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则在一旁观察。宋庆龄在邻室坐候。当邰大夫将孙中山的腹壁切开后，眼前的情况让所有在场的人吃了一惊，只见孙中山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已经根本无法进行手术。邰大夫从肝上取出小块组织做活检标本后，就将伤口缝合了。整个手术进行了25分钟。

　　手术结束后，国民党特聘俄国医生就根据他所看到的手术结果向几位国民党要员报告：先生今天手术的结果，据肉眼看到的判断，应该为肝癌。

　　医生随即对孙中山的肝组织活检标本进行了化验，最终得出的结论与俄国医生的判断一致：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经处于晚期。

　　据医生分析，孙中山的病症起于大约10年前，当时孙中山经常胃痛，许多人就认为这是孙中山肝癌的肇始。

　　孙中山患病住院的消息，在日本被传为孙中山病逝，这引起了孙中山很多日本好友的震动。孙中山的老朋友梅屋庄吉于1月27日从报纸上获悉后，心情异常悲痛，他在《备忘录》中写下“是日，挚友孙文逝世。”此时的梅屋庄吉大病未愈，无法远行，他找到萱野长知、头山满、古岛一雄等人商议，决定派萱野长知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葬礼。萱野于当天晚上离开东京，取道朝鲜，赶赴北京。接着，梅屋庄吉拍电报给居住在中国大连的养女梅子，要她代表他们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萱野长知于2月4日到达北京，让他又惊又喜的是日本关于孙中山逝世的报道是错误的，好友孙中山虽然病重，但依然还在。他抵达北京后赶到协和医院探视了孙中山，并把在离开东京前梅屋庄吉夫妇特意托带给宋庆龄的一束鲜花献给了她。

　　萱野长知探视孙中山后，就立即致电梅屋庄吉：“孙文尚可”。梅屋闻讯，喜出望外，立即致函宋庆龄等人，要求竭尽全力，设法使孙中山脱险。当时，日本有一位治疗癌症的权威——中井博士，梅屋拟请他前往北京参加会诊，并将这一计划与在北京的萱野电商，询问是否可行。但北京的医师团认为此举已经无济于事。梅屋的计划未能实现。

　　孙中山患癌症的消息传到广州，大本营及省署要人都大惊失色，何香凝更是掩面而泣。廖仲恺得知孙中山病重的消息，也非常焦急，并想亲自进京探视。但因为广东方面党务、政务和军需都集于他一身，一时难以脱身，而孙中山也示电：“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于是，廖仲恺就对夫人何香凝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又都不得脱身，第一次东征军事行动，都要我亲自料理，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又说：“你去北京，‘孙夫人有事时也可以有个商量’。”何香凝对孙中山的病本来也着急得很，经廖仲恺这么一说，她便匆忙整装，赶赴北京照顾病中的孙中山，兼顾照料宋庆龄。

　　何香凝于1月26日离开广州，先到上海，打算乘船北上。在等待船票期间，到孙科家中探询情况。当时孙科已去北京，其妻陈淑英因怀孕不能远行，便托何香凝带上孙中山的长孙孙治平同行。何香凝于2月10日下午抵达北京，下车后就到协和医院探望了孙中山。

　　从2月16日起，协和医院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放射性镭锭照射的方法，对孙中山进行最后的治疗，但病状未见任何好转。当晚，刘瑞恒院长致书孔祥熙、孙中山家属及国民党，宣告绝望。

　　这时，大家都主张改用中医治疗，期盼着奇迹的出现。

　　2月18日中午，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张静江、胡适等推荐中医陆仲安前来诊治，先进黄芪、党参一两剂后，脚肿尽消。20日陆仲安复诊，再开中药煎饮。西医克礼也报告说血液循环渐有进步，午餐进食几乎恢复正常。

　　三份遗嘱

　　孙中山在改用中医调养后，似乎各方面都有了好的起色。但到了2月24日，孙中山病情又发生大变，早上，他突然不能吃任何东西了，而且气息变得微弱，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经中医唐尧卿、周树芬等前来诊断，谓“头身发热，脉象洪大，舌乏津液，其色鲜红，决为肝血大亏之证”。

　　看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而请求孙中山立遗嘱的事情也不得不提上了日程。

　　看到孙中山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四人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前。

　　感觉到有人进来了，孙中山微微睁开眼睛，问：“你们有什么事吗？直说无妨。”说罢，又把眼睛闭了。汪精卫说：“我们四个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资格来看总理的病况的。总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过好了以后，可能要经过长时间的调养。总理在调养的时期内，本党的事情很多，而且很忙，不能停滞的；一定要有同志代总理执行党务才好。要有同志能够代总理执行党务，合乎总理的意思，没有错误，一定要总理先说几句话，让各同志有所遵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