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民：孙中山信徒 共产党挚友(4)

　　当年，听过他讲话的萧克老将军曾回忆说，大军进至宜黄，总指挥部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恽代英、郭沫若讲话后，台前出现了一位须发微呈斑白略有老态的人。

　　萧克说，当时台下颇为惊异。我虽然在北伐及武汉政府时期，听到过这位华侨老革命家的大名，并知道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长，但没有想到他是须发微斑的人。在谈及蒋介石、汪精卫狼狈为奸、反共清党的罪行时，他怒不可遏。尤其在讲到一个月前汪精卫主持召开“清党”紧急会议，要清除共产党的时候，他激愤地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老的话给了我这个青年人多大的振奋啊！那时气候还很热，大家听了他的讲话，好像来了一阵清风，令人心爽。

　　军事失利后，彭泽民偕同夫人步行50多天，由江西经湖南进入粤东。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白天潜伏在农民家里，晚上行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转到香港。

　　在香港，他以中医为掩护，仍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工作。他曾对邓演达说：“孙中山逝世后，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上层分子中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个人孤掌难鸣，虽满腔热血，也无可洒之地。”他念念不忘革命，以行医为贫苦同胞和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实事。

　　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得知后，忧心如焚，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蒋介石曾经通缉过他），只身奔赴虎口上海，与孙夫人商讨营救邓演达。

　　11月邓演达被害，他悲愤不已，赋诗痛悼：“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指蒋介石）冠带自峨峨。”

　　1933年，彭湃夫妇在上海英勇就义，他们的长子彭仕禄在海丰也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叫嚷要斩草除根。彭泽民又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彭仕禄出狱，并帮助彭湃的亲属到香港避难。

　　身在海外不忘救国救民

　　大革命失败后，彭泽民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被国民党通缉并开除党籍。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抗战期间，他站在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在海外进行民主救国活动，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1935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向华北发动了新的攻势。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救国。远在香港的彭泽民热烈响应，他和章伯钧等一道，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通过《临时行动纲领》。纲领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是一个为世人所震惊的事实”，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6年在寇深祸急关头，为坚持作狂澜逆挽之谋，尽匹夫之责，彭泽民在香港转而致力于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他发表了《怎样动员华侨》一文，主张给华侨以参加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成立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5月，彭泽民创办《抗战华侨》刊物，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新四军。

　　1939年1月，他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通电，声讨汪精卫通敌卖国的行径。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彭泽民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旨在发动反共内战的罪行，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1946年5月23日，彭泽民接到周恩来的来信，信中说：

　　“泽民先生惠鉴：久违雅教，驰系时深。自日寇投降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目前东北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已演成大战，全国内战危机严重已极！人民权力自由到处遭受极大剥夺！扭抟危局端赖全国民主力量之一致努力，庶下促使当局改变政策，和平民主乃有实现之望。时局如此，至望先生与华南民盟暨景然贤初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恩来与敝党代表团已于5月23日迁抵南京寓国府路梅园新村17号，尚祈不时赐教，以匡不逮，是所至祷。”

　　他不辜负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希望，从此奋笔疾书，一连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38篇，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

　　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打起来了，彭泽民怀着悲愤的心情发表了《侨胞应如何祝国庆》一文，大声疾呼，立即停战，实行民主！

　　由于他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蒋介石反动政府对他更加仇恨。1946年11月，国民党特务将他从行驶的有轨电车上推下去，当场摔掉两颗门牙，右臂骨折。

　　彭泽民极其愤怒，但毫无惧色。70岁的他以乐观的革命精神赋诗自勉：“老来何必伤迟春，古木春归又出芽。世界沧桑问几许，认清猿鹤与虫沙。”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成为该党主要负责人之一。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5日，在香港的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同民革、民盟、致公党等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是年12月26日夜，彭泽民与李济深、朱蕴山等20多位同行者，登上前苏联油轮“阿尔丹”号，航行11个昼夜，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翌日，彭泽民即与章伯钧等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拥护。22日，彭泽民又与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庄严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彭泽民与李济深、沈钧儒等35人进入北平。

　　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彭泽民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光荣伟大的事业”，“新政协之所以能够诞生，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他在回顾农工民主党的历史后表示，完全拥护《共同纲领》和政协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他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表示，从此之后，“要立下宏愿，要永远跟着共产党，积极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尤其要在行动、工作和态度作风上，表示我们拥护的诚意。”

　　在人民政府中任职他最开心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中任职从政，是彭泽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期。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毛泽东特派彭泽民担任中央慰问团团长，率团赴豫皖灾区慰问。回京以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详细汇报灾情和救灾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

　　1952年7月，彭泽民受命代表毛泽东率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赴东北、内蒙慰问少数民族。他深入到林海鄂伦春、朝鲜等民族村寨和内蒙草原的蒙古包，送去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深切关怀。

　　1953年，他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亲自出征，赴东北和中朝边界地区与国内外著名学者一道，共同调查美帝国主义投掷细菌弹的罪证。他一面徒步上山下山作现场观察，一面和许多证人谈话，并对聚集拢来的居民发表斥责敌人细菌战罪行的演说。他们在辽宁宽甸县发现的敌人投下的一个椭圆形的细菌弹残骸，后被国际科学委员会确认，成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毛泽东知道彭泽民对中医很有造诣，几次同他商谈改进和发展中国医学问题。他从事中医几十年，尤其精于张仲景的中医理论，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谈意见，情真意诚，言词中肯，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也不能搞一条腿，要搞两条腿，中西结合。”要他注意从事中西医学术交流的工作。

　　1953年11月，彭泽民参与筹组的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举行了成立大会。

　　翌年9月，他与毛泽东又谈起发展中医的问题，他说：“中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有着丰富的内容，如果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中国医药人才还很缺乏，团结广大中医的问题更显得重要。”毛泽东对他的见解十分赞同。

　　他把珍藏的中医理论家陈伯坛研究张仲景医论的专著，交给中央卫生部刊行，供更多的人研究。他在书后写道：“余既庆先生毕生之学得以流传，尤为中国医学灿烂发展之前途而称颂无已。”

　　晚年，彭泽民念念不忘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亟盼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1955年他为《华侨日报》题词：“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就表达了他的这一心愿。

　　1956年10月18日，彭泽民病危。

　　在入院之前，他自感病情严重，但他看到祖国的无限风光，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

　　在病床上，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说：“大局方兴，忍言归去？生机活泼，何用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