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辛亥老人李元鼎的铮铮风骨

　　凡是熟悉陕西近现代历史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蒲城李元鼎（子彝）先生的；凡是了解陕西辛亥鼎革之际历史的人，大概也没有不知道这位先贤的巨大贡献，尤其是知道其执掌教育司及其对于陕西教育的种种建树，他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铮铮风骨也同样值得人们所称道。

　　李元鼎 (1879～1944) 字子彝，陕西蒲城荆姚镇中街村人，同盟会员，伟大的革命主义志士。辛亥光复，出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长诸职。陕西靖国军时期，任总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应于右任之邀，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国民政府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监察委员等职。1940-1944年，主编《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为首任馆长。1944年8月16日，病逝于蒲城荆姚镇旧宅。生前诗作甚丰，诗稿《老曼斋诗存》收入5000余首。

　　参与反清 贡献卓著

　　李元鼎早年随担任汉中府学教授的祖父在南郑读书，18岁时祖父病逝，他千里扶柩返回蒲城。服丧期满以考试成绩优异补为增生，又得陕西学政沈卫(淇泉)器重，选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深造。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张季鸾、杨铭源、宋向辰等12人被选为官费留日学生。到日本后，他先入济美学校，后转入经纬学校，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

　　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李元鼎等率先加入，投入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三十四年(1908)正月，与井勿幕、赵世钰、李西堂等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宣传救国思想。他用礨空、鲁曼等署名，在《夏声》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敬告陕甘父老》一文中，他猛烈地抨击苛刻的赋敛及吸食鸦片、强迫女子缠足等社会弊病的严重危害。他喻列强为巨盗，疾呼：“巨盗至，将蹂躏我河山，践踏我田园，发掘我祖宗坟墓，吸取我人民之膏血，祸将不远矣! ”

　　同盟会陕西分会建立后，因会员分布各地，联络不便。井勿幕深恐泄露机密，给反清革命造成损失，但又苦于没有可靠安全的联络方法。李元鼎为井勿幕设计了“通讯横斜格”及“纵横联系法”，使革命党人的联系既方便又保密。辛亥革命前，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从未因联系方法不当而失密，他是作出特殊贡献的。

　　宣统元年(1909)，李元鼎由日本回国，任西安府实业中学堂教员。同年，陕西咨议局成立，任秘书长。由于他与副议长郭希仁、李桐轩及常驻议员井岳秀均为同盟会员，所以陕西咨议局实际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所掌握。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翌日，李元鼎即到革命军任参议兼文书。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任军政府秘书，后又负责秘书厅事务，执掌教育司。在东西两路战役中，李元鼎经常彻夜劳碌。

　　辛亥“陕西光复，建大都督府，文告、教令多出其手。后长教育司，草创擘画，规制粲然，先后选派东、西留学生百余人，成就甚众”，后来以“当代大禹”名满天下的李仪祉，即属其选派的留德学生之一。其他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成就有，在省城创办三秦公学，在东府同州（大荔）创办第二师范，在西府凤翔创办第二中学，荫及陕西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功莫大焉。

　　西北大学之创设、扶持著名秦腔易俗伶学社（即西安易俗社），是李元鼎执掌陕西教育司期间最大的贡献。

　　忧国忧民 嫉恶如仇

　　卸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长诸职后的李元鼎，漫游北平、山西等地。返回西安后，闭门读书写诗，忧国忧民之心，屡见于诗文。1918年11月，井勿幕遇害身亡，李元鼎悲愤异常，在悼诗中写道：“烈烈寒风拂晚营，赤光芒角见沉星，遗尸马革凭谁裹，抢地呼天泪满膺。”痛惜之情跃然纸上。随后，他由西安赴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被于右任委任为总司令部秘书长。1922年，陕西靖国军解体，他与于右任商定取道甘肃、四川南下，追随孙中山。李元鼎先行，但到事先约定的地点，未能与于右任相见，只好返回故乡。

　　1926年冬西安城围解除后，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请李元鼎出任要职，因故未能赴任。1928年应于右任之邀，李元鼎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国民政府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监察委员等职。他任审计部部长期间，曾筹设各省审计处，对审计人员采取了考试任职的录取办法。

　　1935年，因对蒋介石私自拨款之事不满，李元鼎看穿了蒋介石的作风，毅然辞职回到西安。其与杨虎城是蒲城同乡、密友，支持杨虎城在家乡蒲城创办尧山中学，并担任校董。

　　据说是因为蒋介石军费开支过大，李元鼎挂冠而去，两袖清风归来，不受嗟来之食，回陕后以教书糊口。顾祝同在陕，为拉拢李元鼎，送来三百银元，他提起钱袋子就扔到了院子里。厨子看到了，赶紧过来说，“锅里正在蒸馍，没有柴烧了，这可怎么办？”意思是让把钱留下贴补家用，李元鼎听闻，“这有何难?”两脚把身边的躺椅踹成数段，说：“拿去把馍蒸了，饭还要吃。”可见先生的风骨。

　　李元鼎曾连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1月，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团长，率团遍历陕、晋、豫、鄂等省抗日前线和后方，返渝后据实写出报告，揭露阎锡山、汤恩伯、胡宗南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径，重庆《新华日报》 曾全文刊出。

　　民国文豪梁实秋先生，因抗战而从北平内迁至重庆，接到当局通知，邀请其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他们一行，视察团团长李元鼎，率六人，即卢冀野、邓飞黄、余家菊、梁漱溟、于明州和梁实秋。后来，梁先生在其著名的《华北视察散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团长李元鼎先生，这时候适在陕西原籍，我们到了西安才找到他。他是年逾古稀的一位老者，貌清癯，留着稀疏的几根胡须，手持着一根旱烟管，风度潇洒和蔼近人。我记得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陕西人，我的家乡和于右任先生故里是邻近的。俗话说十陕九不通、一通就成龙，哈哈，我们陕西没有人才。”几句话说得又诙谐，又自负。我们在西安勾留数日，每晚都有机会听李先生讲荤素笑话。李先生是审计部长，一点官僚习气都没有，具备陕西人特有的古朴傲岸的作风。

　　1943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李元鼎为陕西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他不畏权势，根据议员的权利义务，向国民政府揭发陕西省主席熊斌等人把西安出土的沙金变卖巨款贪污的丑行，此即轰动一时的“黄金案”。当国民政府派员调查此案时，李元鼎呈交的证据达30余份。熊斌终以在陕西秽声四播而被调离。

　　编纂县志 资政育人

　　1940年，蒲城县于县城古镇巷缑章保故居成立县志馆续编县志，推举民国元老李元鼎为首任县志馆长，直至1944年8月16日，病逝于蒲城荆姚镇旧宅。在李元鼎辞世之后，李约址（1879-1969）继任县志馆长，编纂采访工作人员有原清月（1900-1977）、白瑜（1872-1953）、李绍符（1883-1961）、米竣生（1891-1978）、马康侯（1884-1966）、魏子京、徐衡山、张浪亭、马高轩、亢维瀚、冀鹤亭等，冯振初（1913-1976）为后勤总务。

　　至1948年，已汇集约百万字的资料稿。因关中地区临近解放，为避免战火损毁和人为丢失，李约址将所有志稿及资料匿藏保存。蒲城二次解放后的1949年5月，李约址又委托冯振初将志稿奉送蒲城县人民政府，由县文教科所属文化馆保管。1982年，县文化馆将全部志稿移交新成立的县志办公室。

　　此志稿上溯到周康王时代（公元前1020-前996年），下限民国三十六年（1947），共25个分志。于2015年以《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其文物价值、文献价值、资政价值和审美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作者马萌系民革陕西韩城市委会委员，民革韩城市金城支部主委。政协陕西渭南市文史委员，陕西韩城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