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的朱镜宙

　　1919年，一批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年仅30周岁的温州青年朱镜宙（字铎民，1889-1985），怀揣着为国家、为民族舍生取义的革命理想，活跃于当时的众多重大事件中。

　　为祖国统一立言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大总统。为缓解对峙局面，徐世昌于11月16日向北方前线军队下令停战，宣言和平统一。广州军政府作为回应，23日也发布停战令。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英美等国为重新瓜分在华利益，12月2日向北京政府、广州军政府分别劝告“言和”。于是，南北政府约定年后派代表到上海议和。

　　然而，南方部分议员反对议和，主张继续拥兵自卫。此时，因目睹段祺瑞包围国会闹剧以及张勋复辟而愤然离开北京、追随孙中山南下就任广州军政府参议的朱镜宙，则认为“反对议和”此举于国家长治久安无补，提出解决国家统一的根本任务要从改革政制入手，并撰《民国政制改造论》，“惟当时南方所提条件，偏于现实枝末的补救。余深感惑之，乃撰此书，聊贡一得之愚。”该书共12章约5万字，主张总统制、南北同等裁兵、废除督军制、普及教育、开发交通、确立司法三级三审制、改善文书制度等。朱镜宙的政治构想，令人耳目一新。时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内务部部长孙洪伊、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童杭时等政坛要人见文后，纷纷赠序相勉。1918年12月，《民国政制改造论》由广州编译公司正式出版。

　　为南北议和游说

　　朱镜宙的视野和洞察力，得到1918年在广州成立的世界和平共进会的认可，并被推选为审查员和临时干事。

　　1919年1月13日，朱镜宙草拟的853字《宣言书》由上海《申报》公开见报，其中文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平之障碍在于远东问题，远东问题关键是中国问题，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世界永久和平之望亦殊不可保”。2月3日，世界和平共进会分别致电广州军政府总代表唐绍仪、北京政府总代表朱启钤：“此次议和关系重要，本会特推徐绍桢、焦易堂、蒙民伟、丁象谦、朱镜宙为代表，赴沪陈述意见，诸希台洽为盼。”朱镜宙等人随即从广州动身前往上海。

　　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德国总会正式开幕。会议一开始，双方僵局在“陕西问题”上，扬言“陕事不决，不议他案”。对此，朱镜宙第二天立即代表世界和平共进会致函南方各代表，请他们速将陕事近况及战事前后详情通告英美等国，“尚望各公使主持公道，为我护法政府明一是非曲直，此实目下急则治标之办法。”并且明示谈判策略，“夫能言战，而后方能言和，为古今中外不易之道。今和局未成，而援陕军队已先自撤退，是自取灭亡耳。”

　　26日，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世界和平共进会、广东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在上海霞飞路209号和平会事务所召开联合会，朱镜宙和共进会丁象谦，和平会方从矩、陈家鼎，广东和平会周震麟、吴灿煌被公推为三和平会的代表，“定次日下午一时往见和会代表”。27日，朱镜宙与冯自由、张秋白、徐绍桢等人联名致函英、美、法、意、日五国驻上海总领事，“请各公使主持公道，促成南北合议。”

　　3月2日，南北和平会议因“陕事”决裂而中断。3日，三和平会召开紧急会议，朱镜宙与丁象谦、冯自由等人再次被推为代表，紧急会晤唐绍仪、朱启钤；当天又与刘人熙、邹维良等12人联名致电江苏督军李纯，请其继续斡旋南北统一。4日，与张秋白两人向三和平会紧急会议“递交对内对外电稿二件”，征求意见。5日，与丁象谦、陈家鼎、方从矩等人再晤唐绍仪，陈述三和平会意见。

　　同时，新加坡《国民日报》托广州文化名人梁冰弦代聘编辑。朱镜宙因社会知名度大升，又有多年革命报人经历，梁冰弦推朱镜宙为总编辑。朱镜宙考虑时下南北议和难有进展，祖国统一需要华侨支持，《国民日报》又是国民党海外宣传机关报，于是同意聘请。

　　为五四爱国运动发声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不但拒绝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还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北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共同参与，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形式的爱国运动，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朱镜宙反对以焚毁方式抵制日本货物。他在《国民日报》社论中，诚恳劝告华侨要冷静处置问题，“即使是日货，我们既已买来，就不是日本人所有了。现在将它焚毁，损失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的华侨。要用的东西，总归不可缺少。今日凭着感情，破坏掉，风潮一过，又去买回来，那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推销日货！”“根本问题，只有我们自己多办工厂，有了国货代替，除了洋奴，哪个人乐意去买日货。”同时强调团结即是力量，引导华侨捐弃小我，筹建中华会馆，相互团结于中华民族之下。

　　为南洋华侨志书

　　1919年8月，朱镜宙脱离《国民日报》后，萌生要编写一部南洋志书的想法，“顾国内从无一部有系统之专著”，于是他遍游马来西亚全岛，考察当地种植业、矿产和华侨教育等实业，接触社会各阶层，研究华侨历史和现状，收集了大量的当时经济和社会的资料。

　　1919年11月，朱镜宙从新加坡回到国内，他首先来到南京，将带回的十余种布样按花色、阔狭、价格、用度等详加说明，赠送给被誉为“中国第一侨校”的国立暨南学校，用于开发推广“洋布”。12月，他寄居温州城区，历经2个多月，撰写了《南洋群岛──英属之部》。全书30余万字，在总论后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三编，不仅详尽记载了各地区的沿革、形势、气候、人口、政府、教育、财政、物产、贸易、交通、劳工、地方区域等情况，而且还从造船业、种植业、华侨从业人口所占比例等角度，着重叙述华侨对南洋的贡献。同时，还附录了两张一米宽的《英属马来半岛华侨学校一览表》和彩色的《英属马来半岛全图》。

　　1920年5月，在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出资帮助下，《南洋群岛》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见书后亲自召见朱镜宙，询问南洋华侨情形，并嘱秘书长吴笈孙致赠3000元勉励其为国效力。该书后来更名为《英属马来半岛》，蔡元培题写书名，章太炎和黄郛作序。黄郛说：“朱君对于南洋曾数履其境，循问风俗，所得又富，其论颇多独到之见。”该书在1977年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收录，2012年又被《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收录，多次再版。因此，朱镜宙也被誉为“研究近代南洋华侨史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