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袖清风”张难先

　　张难先（1874－1968），湖北省沔阳（仙桃）人，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

　　张难先曾十度为官，足迹遍及桂、粤、鄂、苏、浙等地，官职高低不等，但他始终信守“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的诺言，不失为污浊横流的民国官场上的一股清流。

　　只为做事，不计官职

　　1929年的一天，时任中央考试院铨叙部长的张难先慕名造访在南京主持内学院的欧阳渐。寒暄完毕后，欧阳渐故意作色：“现在风气不好，人都变了，都作官去了。”张难先不以为然：“吾辈儒家，修已治人，乃其本分，何谓之变？” 欧阳渐随即“倡言某也贪，某也污，某也暴，某也愚，作官的无得一个好东西，把天下闹成这个样子”。听到欧阳渐的谬论后，张难先很不高兴，忿然作色：“人人俱不做官，则全国之秩序如何？公尚能安居此间以敷教耶！公谓作官的无得一个好东西，不肖作官十余年，其坏处请先生一一指出来。”张难先与欧阳渐话不投机，苦笑而别。

　　湖北沔阳县地处江汉平原，但地势低洼，在1931年发生的大水中受灾严重，“居民逃徙尽净，又复土匪蜂起”。许多为官者见沔阳没有油水，也难出政绩，大多不愿前往任职。1932年5月，范一侠被委任为沔阳县长，许久未赴任。张难先知道后，问他“汝何以还在省？”范一侠回答说：“如何能去？”“沔地情况不好，延聘秘书、科长，俱瞠目相视。或明白拒绝，或碍于情面，始允而终谢之。我一人如何能去？！”张难先觉得，以沔阳的情况，“人不同去，亦属人情”，“沉思久之，觉桑梓糜烂至此，亲戚故旧，死亡载途，予何忍宁居也”，而且“一侠乃辛亥革命老同志，其人廉干有胆识。近三四年俱同我作事，甚得力。此时为公为私，俱应助他一把也”，于是对范一侠说：“吾同汝去，为汝秘书”。范一侠“笑谢之，以为谐语”。哪知张难先在第二天就把行李搬到范一侠处促行。范一侠还是有点不相信，“公当真去耶！”到沔阳后，张难先立即与范一侠立即展开工作。乡人听说张难先回来后，多来拜会。经过努力，沔阳“灾民俱扶老携幼归”；其为暴者，“俱洗心革面理正业”。不数月，“境内粗安”。

　　张难先不计官职，屈就县长秘书的消息不胫而走，蒋介石听说后，也觉得不可思议。6月，蒋介石因为要事，敦促张难先从沔阳回到武汉。蒋介石一见到张难先，上下左右打量，戏言：“县长秘书，得无太劳乎？”两人相视而笑。

　　选贤任能，守正不阿

　　张难先一生屡次为官，旋起旋伏。但每次为官，张难先均选贤任能，重视属官的入口和出口。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情况在民国官场是见怪不怪。张难先虽然历任各种官职，甚至曾受蒋介石重用，但亲朋好友，甚至妻子儿女，一直没有跟着“升天”。

　　1929年，卸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后，张难先曾短暂居于武昌灵山窝。为了教育子女，并杜绝不必要麻烦，张难先手书“自己的话”“告子女谕”和“奉告亲友”，并张贴于显要处。其中在 “告子女谕”中，张难先教导子女要“努力向上，以免累己累人”。不少亲友以为张难先为官多年，交情必广，“介绍小事，以为很易”，想乘机捞个一官半职的。为堵塞亲友不实之想，张难先特地“奉告亲友”：“不知余性冷淡，交流极寡。凡欲托余介绍职务者，请鉴兹苦衷，不必启口。”但是还是有亲友不相信真的会如此绝情。到杭州任浙江省主席后，许多亲朋故旧闻风而至，希望谋到一官半职，但张难先不以权谋私，很少录用。

　　不过，对于品德、才干符合要求的门生故旧，张难先也举贤不避亲。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兵荒马乱之时，人心惶惶，人才奇缺。1939年6月，湖北省民政厅一位负责管理银钱的会计离职，急需补充，但一般人又不能充任。

　　恰巧在此时，张难先的门人陈祥麟刚好从重庆来到恩施，张难先“以渠长于筹算，倜傥廉洁，因命渠接收前任现金”。不料，省政府代主席严重对张难先的这一用人，很是不满，厉声叱责：“何以派此人管银钱？此人不可靠，民厅存款数额大，倘有差池，你之责也。”严重虽是老友，张难先也不讲情面：“既长厅长，权责在我，即是主席，亦不应过问。陈祥麟为我素知之人，我用之，自应由我负责，乃竟横加干涉，今后若事事如此，则将何以自处？”

　　力儆贪腐，清正廉洁

　　张难先为官，秉公执法，对贪腐分子更是毫不姑息。1927年在广东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期间，张难先尽监察之责，“力儆贪污，不稍宽假”，贪腐者“为之震慑”，其“铁面无私，不畏权势之直声，亦震撼百粤矣”。其中，张难先处理了两起贪污典型案件。一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该案发生后，“当道巨公为其缓颊之函电，纷至沓来”，张难先不惧压力，“均置之不理，严厉追究”。该厂长十分害怕，竟弃职逃往香港。二是处理代理外交部长以干股贪污案。

　　“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这是1928年张难先出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时说过的一句话。张难先在民国官场上多次为官，视贪腐如仇，对自己却要求严格，始终克己奉公，保持清廉。1946年，国民党中央指定张难先为“国大代表”，并电告湖北省民政厅给张难先垫发到南京开会的旅费。湖北省民政厅经多方打听，得知各省“垫发”标准不一，湖南是20元法币，四川等省则高达100元。经再三权衡，湖北省民政厅给张难先送去了100元法币。按当时官场习惯，所谓“垫发”实为奉送。哪知会一开完，张难先就立即派人将100元法币向民政厅如数奉还。收到退款后，深知张难先秉性的湖北省民政厅官员不敢再将退款送还，只得“缴归国库”，并由厅长余正东向张难先亲函说明。得知处置方法后，张难先十分满意，并给余复函：“昨接大函，甚佩君与主席处置之英明。……此次贵厅为我垫发旅费，到京后，中央已将来去旅费，分别如数下发。回省后，自应归垫，此为常识，此为正办。”

　　由于清廉，张难先虽然长期为官，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1929年，张难先卸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后，张难先因“蓄积无多，不能雇人，于是由老妻尸餐，余适市买菜。” “一日，菜场中遇一人，叱曰：‘汝何为此？’余曰：‘有何关系？’渠曰：‘乌有做过财政厅长而亲自买菜者。’余曰：‘有何法典规定？’渠曰：‘本无规定，知君者见之难堪。’余曰：‘既无规定，知我者据何理由难堪？难堪者不外俗见耳。至不知我者，即根本无问题矣。’渠始晓然”。由于蓄积无多，张难先一家生活清贫，甚至曾以“粗粝”待客，“一碗盐菜，一碗豆腐汤”，“客人不能下咽，义痴公吃得津津有味”。

　　低调简朴，“乡村老伧”

　　张难先少时家境略顺，但“16岁父故、22岁兄亡”，家道中落。从20岁至50岁的三十年间，张难先“苦境极多”，常有断炊之虞，有时“以糠皮野菜度日”。家境好转后，张难先不忘“贫寒”，刻苦自励，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跻身官场后，亦是如此，曾被人视为“乡村老伧”。

　　1930年12月，到杭州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张难先身着青衣，头戴小帽，轻车简从，携一仆人杂坐于京沪杭路之三等车厢中。车抵杭州，省府高级官员及地方士绅赴站迎接，并涌入头等车厢，哪知不见主席身影。原来衣着简朴的张难先已挤在人群中悄然下车。到杭州后，张难先即被迎入向为省主席官邸的澄庐。澄庐为清朝尚书盛宣怀花费15万两白银建造的别墅。别墅滨濒临西湖，构造特异，内部装璜金碧生辉，饭厅寝室无不精致。张难先“及入，见其穷奢极侈，心恻恻不安”。得知来历后，张难先愈感不安，“国步艰难，何敢如此享受! 况出于贪官盛宣怀之手，顾可一朝居耶！”连连感叹：“此非我居住之所。”第二天，就令人另赁馆舍，不数日即觅定与省政府邻近的城头巷一中式二层楼的楼房，其中楼上分租给省府科长聂国青及与民政厅秘书贺有年，张难先一家则挤在又潮又暗的一楼。省公安局按例派来卫士，张难先坚决不要“我家的门，夜半大开，也没有人来偷东西”。

　　步入官场后，张难先犹抱一介寒儒的姿态，只是遇有庆典，才外加黑缎马褂。由于“衣服太陋”，与官场衣着风俗相悖，张难先屡遭人轻薄。1927年夏，刚卸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张难先取道上海返回湖北。在杭州到南京的途中，张难先在上海遇交通处长李范一送车。“其时宁都初定，车之拥挤特甚”。上车后，见有一空位，李范一请张难先就座。哪知旁边一年青军官见罢，不愿让座：“不能坐，我还有人。”其实无人，只是想占多一位睡觉。李范一和蔼地说：“好同志，让这位老人坐一下，你人来了再说。”军人拒不同意，还与李范一发生冲突。年青军人之所以拒不同意让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见余年老衣粗，益轻薄之”。李范一愤怒地指责年青军官：“当以渠衣履粗恶耶？渠为监察委员。汝若干人，给票我看。”年青军官实无票，被镇住了。旁边的乘客都劝张难先乘机坐下。但李范一离开后，年青军官却不依不饶，说到了南京，我不拉你到总司令部我不叫人。

　　当验证了张难先的身份后，年青军官羞愧难当，说：“我实瞎了眼睛，千万要先生饶恕我。”张难先却笑着说：“这算不得一回事，吾一生遭此屡矣。无怪君，只怪余衣服太陋。”年青军官惭愧，列车到站后，“鞠无数躬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