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锷与中山陵工程

　　气势恢宏的中山陵，坐落于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南麓，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融汇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之精华，庄严巍峨，别创新格，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陵”。中山陵自1926年春动工，至1929年夏基本建成，历时三年多。当时，负责监修中山陵工程的便是刘宝锷。

　　实业救国者

　　刘宝锷，字梦锡，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陕西省汉中市洋县谢村人。自幼随祖父刘定荣在苏州、上海等地读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宝锷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建工专业，随后在上海从事工程建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怀有救国志向的刘宝锷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年，刘宝锷被陕西省师范学堂聘为教习，主讲英语、数学。宣统元年（1909年），刘宝锷被西潼铁路筹备处派往美国留学，在上海与同是西潼铁路筹备处派遣、将要留学德国的李仪祉相识，遂结为好友，他们共同剪去发辫，表明救国志向。7月，刘宝锷抵美，先后在美国铁道专门学校和康奈尔大学专攻土木。辛亥革命爆发后，学费中断，刘宝锷通过半工半读，艰难完成学业。

　　1913年，刘宝锷毕业回国。次年，刘宝锷受聘美孚石油公司，与地质技术员吴此灵、何家亨等，组成地质测量队，从北京经山西进入陕北，重点在肤施（今延安）、延长、延川、甘泉等近1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石油勘查。1914年冬，刘宝锷出任陕西铁道局长兼造币厂主任。因战乱频仍，缺少资金，修建西潼铁路无望，刘宝锷索性辞去陕西职务去南京，与陕西同乡李仪祉一起，承担了修建华北海河、永定河水利工程项目。

　　1915年秋，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在全国招聘师资，黄炎培、李仪祉、刘宝锷、杨孝述、沈祖伟、顾维精、伏金门、茅以升等被聘为教授。他们多为留学欧美大学的工科毕业生，不少是蜚声我国教育界、科技界、水利界的精英名流。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因师资力量强、学生管理严、教学质量高，形成了谨严、朴实的校风，而深得社会好评，成为国内工科院校的佼佼者。

　　刘宝锷在学校主讲建筑工程。他学识渊博，授课时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深受学生敬重。后来，刘宝锷接替李仪祉出任教务主任，负责全校的教学管理。刘宝锷提出“授于切要功课，冀急可致用”的办学方针，寒暑假期间，都要组织师生到水利工地进行实习实践，到江河湖海开展调查研究。他还经常应政府和社会要求，选派师生支援各地水利建设和抗洪救灾。

　　修建中山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根据先生遗愿：“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由汪精卫、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张静江等12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决定在南京紫金山为中山先生选址建陵，还成立了葬事筹备处。

　　不久，葬事筹备处就在全国征求陵墓图案。在众多的应征方案中，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自由钟”式陵墓图案获首奖，葬事筹备处经过考察，确定其负责陵园的建造。刘宝锷不仅受邀参与中山陵的勘测设计，还受聘担任整个陵园的监工工程师，负责全部工程监理。吕彦直在中山陵主体工程施工中积劳成疾，于1929年3月在上海病逝。陵园的后续施工任务就落在黄檀甫、刘宝锷等人的肩上。黄檀甫主要跑外部事务，刘宝锷主要负责陵园修建，他吃住均在工地，全权负责监理施工，直至陵园建成。

　　为保证陵墓工程质量，刘宝锷十分讲究选料，施工技术要求极为严格。“凡水泥均须选用上等马牌及泰山牌水泥，祭堂内墙须用灰色意大利大理石护壁，粉刷须在纸筋灰中拌入麻丝，祭堂及墓室铺地，均须选白色意大利大理石，而且不具有灰色斑纹者”钢筋混凝土中竹节钢的拉力试验，砂、石、混凝土的强度检验，均委托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和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徐佩璜在场主持，并参照美国材料试验公会的检验标准进行检验。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在由北平专列运抵南京，正式安葬中山陵。全国政要、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及南京市民20多万人参加大典。128人护送安置孙中山先生遗体的紫铜棺登上中山陵。奉安祭奠以后，孙中山遗体安置在陵寝卧像下5米多深的钢筋混凝土坑内，刘宝锷再次细心地用经纬仪校准无误，棺木缓缓放下，随即用钢筋水泥封固。

　　孙中山陵墓的工程费用除了政府拨款，大部分是由海内外华侨同胞捐赠，工程款约白银460万两。刘宝锷严格监理，使中山陵墓主体工程造价仅用了390万两白银。剩余之款，刘宝锷又在陵墓附近设计建造了“光华亭”“水榭”“音乐池”，以及陵墓东侧灵谷寺“螺旋楼梯九层纪念塔”等纪念性建筑和其它设施。

　　经刘宝锷和工匠们3年多的辛勤努力，中山陵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宏伟建筑，雄踞于南京紫金山上。有一处细节可以看出刘宝锷的细心。为了迎奉孙中山先生的灵榇，陵园工程部专门修建了一条由南京挹江门外中山码头直通中山陵墓的迎榇大道。这条大道在陵园的一段，仍由刘宝锷监修。在修铺灵谷寺的石子路面时，刘宝锷考虑到让日后来祭奠瞻仰中山先生的老年人和穿高跟鞋的妇女行走方便，就在石子路面的两边加铺了长条青石板，事后证明非常正确。工程完工后，受到南京市政府的表彰。

　　奉安大典之后，开始了第三期工程包括牌坊、陵门、碑亭、围墙、卫士室等的修建。这期工程直到1932年2月底才全部完成。中山陵园整个工程完毕，耗时6年多，倾注了刘宝锷的全部心血。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这样评价：“中山陵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于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为了体现当时的设计及修建过程，在中山陵祭堂室外围墙上详细地介绍了陵墓的设计建造过程。

　　阻灵柩南下

　　中山陵建成后，好评如云。刘宝锷不仅为国人所注目，而且为世界工程建筑界所敬佩，登门请求设计和督理工程者接踵而至。经他参与设计和监理的建筑工程还有：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谭延闿墓、廖仲恺墓、胡景翼墓、南京中央体育场、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影院，以及许多政要名人在中山陵旁的别墅等。刘宝锷在金陵古都的建设中，作出显著贡献，精美的各式建筑不仅为南京增色，也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抗战初期，刘宝锷还曾力阻孙中山灵柩南迁重庆。据孙中山生前贴身卫士、后为其长期守灵的范良回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江南纷纷告急，蒋介石曾有过将先总理灵柩带到重庆的考虑。为此，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迁移中山先生遗体到重庆之事。邀请工程界人士刘宝锷、夏光宇、区国著、黄仲瑜、杨光胸、王功亮、刘光黎等到会商榷。政府方面提出将先总理遗体迁至重庆的方案后，刘宝锷当即说：“这不行。总理遗体葬在墓室下深处，又封了那么厚的钢筋水泥，要把遗体取出来，就要用爆破法炸开，一爆破，棺柩、遗体就要被损坏。”其他建筑专家也力劝政府不作迁移。南京政府只好作罢。

　　南京被日寇攻占前，林森还专程到中山陵对守灵卫队训话说：“总理遗体不能移动，你们要保护好总理陵墓。”除安排守卫中山陵的卫队继续守灵，还要求80名守灵官兵在誓言书上签字，一旦日寇蓄意毁陵，卫队官兵须“与中山陵共存亡”。

　　为家乡效力

　　刘宝锷终身治学，淡泊名利。他与近现代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李仪祉、丁文江、竺可桢、翁文灏等同属中国科学社成员。他们以卓越的科研成就，传播世界最新的科技知识，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

　　刘宝锷一生埋头实业，不愿从政。邵力子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曾邀请刘宝锷回陕西担任建设厅厅长，他婉言谢绝，但却爽快地答应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之聘，担任西北农专建校工程师。西北农专（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总体布局和那座高高矗立在武功县张家岗的七层教学大楼，都是刘宝锷的手笔。

　　1926年4月，北洋军阀刘镇华率军十万围攻西安，城内军民坚守城池达8个月之久，死难者有5万人之多，占当时城内人口的四分之一。同年12月，西安解围后，经冯玉祥将军提议，在市区修建革命公墓，安葬和纪念死难者，并委托刘宝锷、李仪祉选址设计。公墓选址在原清代满城废墟，占地150余亩，设计有花坛、亭台，莲池和喷水池，并广栽珍稀树木。奠基仪式上，冯玉祥、杨虎城、于右任等军政要员亲自和西安各界人士负土筑冢，堆积成东西大墓各一座，集中安埋死难者，在两墓之间建亭，命名“革命亭”。园林式的公墓建成后成为西安一景，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革命公园，现已成为西安市民休闲游玩的去处。

　　为了开发汉江流域丰富的水利资源，1931年12月，刘宝锷邀请时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的李仪祉到家乡汉中考察水利。他们乘杨虎城将军的飞机在汉中北郊十里村新修的机场着陆后，骑着汉中绥靖司令赵寿山备下的军马入城，在北大街受到当地群众夹道欢呼，当天，汉中各界在北教场召开欢迎大会。会后，刘宝锷和李仪祉乘坐黄包车前往西街汉中水利局听取汇报。第二天，他们在留法农垦专家安汉的陪同下，到褒河、城固视察水利工程，还驱车家乡洋县，考察汉江黄金峡河段的水利开发。李仪祉对汉中丰富的水力资源赞不绝口，特地嘱托汉中地方政府好好保护开发。如今，汉中成为南水北调和引汉入渭两大工程的水源地，一江清凌凌的汉江水被送到北京和关中，实现了李仪祉、刘宝锷等先贤的夙愿。1938年3月，李仪祉病逝。刘宝锷十分悲痛，在《悼李仪祉》的短文中说：“大禹之后，中国一人，为陕西李仪祉先生。”刘宝锷的祭文原稿，被李仪祉纪念馆珍藏。　　

　　抗战胜利后，刘宝锷回到南京，继续从事他钟爱的工程建筑事业。蒋介石逃离大陆前，曾利诱刘宝锷去台湾，他断然拒绝，并秘密转移到上海，等待全国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宝锷被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从上海请回西安，任该委员会专职委员兼新华建筑公司总工程师，全面负责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的大型工程建筑的设计及监理，刘宝锷欣然就任。在刘宝锷的参与下，20世纪50年代初陆续建成的西安北门里的建工部五局办公楼、钟楼北侧的新华书店、民乐园附近的西安大厦、北大街的人民剧院、解放路的百货大楼、东大街的中山大楼（后更名为友谊商店）等，至今仍然是西安市的历史地标。

　　1952年6月2日，刘宝锷病逝于西安，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