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岁的老同盟会员马逸亭

辛亥革命网 2019-10-14 10:21 来源:《卢湾史话》第六辑 作者:蒋术 查看:

在卢湾区太仓路230号的一座楼房里,曾住着一位于1995年去世的享年103岁的人瑞。这位百岁老人有着颇不寻常的经历。

  在卢湾区太仓路230号的一座楼房里,曾住着一位于1995年去世的享年103岁的人瑞。这位百岁老人有着颇不寻常的经历。他是中国二十世纪近百年历史几次大转变的见证人。他名叫马逸亭。

  20岁参加同盟会

  马逸亭生于1892年,早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附中。1910年他随江苏的著名人士冷边在津浦铁路行军列车上工作,接着遇上了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因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1912年5月由蔡纲、胡维栋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同盟会。

  二十世纪初,继兴中会之后,孙中山为了发展革命形势,集中力量与清政府抗衡,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成为民主革命派的当务之急。1905年7月,到达日本的孙中山被各省留日革命志士推举主持全国性团体的筹备工作。8月20日,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本珍弥宅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了黄兴起草的会章,推孙中山为总理,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发展会员万余人,自1906年起,先后领导和发动了潮州、惠州、黄花岗、武昌等十次起义。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总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马逸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上海加入中国同盟会的。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岁的热血青年,而到了八十五年后的1995年马老尚健在的时候,作为一个老同盟会会员,在上海乃至全国可算数一数二,说得上硕果仅存的了。

  马老回忆往事,他既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他有幸参加了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领导的那次辛亥革命运动,成为革命组织同盟会的一员。令马老遗憾的是,人虽历经变乱,但一张中国同盟会会员证一直保存得好好的。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上海解放后,他供职于上海电话公司时也一直存放在家中。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才被迫上缴电话公司。1992年3月间,笔者登门拜访他时,他从一只盒子里取出一张颜色泛黄的折叠好的信纸,打开放在桌上,上面写着上海电话公司于1968年12月16日出具的“收到马逸亭同盟会会员证”字样的收据。可是,这张辛亥革命时期宝贵历史证件,至今查无下落,不知去向,岂不遗憾!那时,正当“文革”高潮,对于一张小小历史证件的丢失,不过是千千万万件不计其数的历史文物遭到破坏毁灭的汪洋大海中的一粟,也就见怪不怪了。

  100岁“鹤寿”庆华诞

  1992年马老100岁诞辰之际,祝贺他的除了他满堂子孙外,还有邮电局领导和民革的同志。

  马老是上海市邮电局的最年长的职工。他1917年就进入上海电话公司任职,直至1955年退休。上海市邮电局党政工团和退管会为马老举行了百岁寿辰庆祝活动。当时77岁的著名书法家任政到场为老人挥毫题写“鹤寿”二字的条幅,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江荣为老寿星献上一支胖胖的人参娃娃。

  民革上海市卢湾区委会主委王策安、副主委汤纪涛与笔者一同前往太仓路马宅祝贺马老百岁华诞。在“鹤寿”条幅前合影留念,他兴致勃勃地同我们畅谈他参加同盟会的经历和当前的生活状况。随后不久,1992年6月6日北京《团结报》报道了上海有一位“百岁老同盟会员马逸亭”。

  马老青年时爱好体育活动,退休后继续锻炼,一直保持饮食睡眠正常,不沾烟酒,精神矍烁,耳聪目明,手脚灵便,思路清晰,一个人上下楼梯并不吃力,有时还独自到附近复兴公园去散步。

  十多年来,马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爱好——以读报、剪报、贴报为乐。过去他订阅多种报纸,近年来集中兴趣在《新民晚报》上,从头到尾通读几个版面之后,再分政治、体育、科技、家事、连载……,分门别类剪贴在学生用的练习簿上,日积月累,已把房间里的大橱小柜装得满满的,闲来顺手翻翻,觉得别有一番新意。左邻右舍知道后也来向他借阅,给人们生活带来莫大的乐趣。

  103岁谈电话沧桑

  九十年代是上海电话大发展的时期,电话进入了千家万户。《新民晚报》于1995年11月16日起在“夜光杯”的“十日谈”专栏连载十篇“上海电话史话”,第一篇就是马逸亭老先生的《百岁老人说电话》。

  马老一开头就说:“我是个103岁的老人,从1917年开始吃‘电话’饭,至今已近80年历史了”。他第一次进电话公司上班是在江西路,也就是今天的江西路电话营业大楼。说起这幢大楼的来历可不寻常,它是由当时在上海经营电话业务的美商华洋德律风公司老板于1908年6月建造的。这幢大楼既是上海滩上第一幢用钢筋水泥的建筑,也是江西路一带历史上第一幢最高最气派的建筑物。

  1918年,华洋德律风公司又用将近一万五千英镑在这幢大楼里安装了一万门电信磁石呼叫及传输设备。于是这幢大楼又成了上海电话发展史上第一个万门人工电话局。当时这个局还号称是远东第一大局。

  当年,华洋德律风公司在上海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外国企业。在局里工作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但一般来说,做“大班”、“领班”的,或者说有地位,管人事有点权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马老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的“大班”叫OBEG,是瑞典人;总工程师叫COLE,是美国人。而那些当机务员、线务员和接线生、地位比较低的大多数是中国人。尽管到电话公司只是做做线务员、接线生一类的力气活,但老上海都晓得,当时要想进华洋德律风公司吃碗“电话”饭也很难的。

  马老回忆说:华洋德律风公司的电话局虽说是远东最大的,但安装率一直不高。除了租界里的洋人买办开洋行、办企业、做生意需要装电话,至于在华界里,上海的民族工业不振,能装电话的寥寥无几,有的连生计都难以维持。所以,直到二十年代末,整个上海滩上还只有3000多部电话。怎么办呢?急功近利的外国老板傻眼了。为了有效占领市场,尽快收回投资,没多久他们便决定在电话股票上动脑筋,规定只要电话用户买四股华洋德律风公司的电话股票,就可以享受电话费八折优惠。这样一来还真灵光,不仅租界里又重新刺激出来一批电话用户,就是在华界里一些有点银洋钿的老板也因此开始与电话打起交道来了。

  自从1881年上海滩有了第一部电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六十八年间尽管英美等国的殖民者经营手段机关算尽,但电话的发展一直步履艰难。到1949年为止,上海虽说有了六十八年的电话经营史,然而总容量还只有72000门。马老感慨而又兴奋地说起他有个在电话局工作的重外孙曾告诉他,上海解放前72000门电话,只相等于今天上海电话局一个中等分局的容量。马老说:看看我年轻时就开始拨弄了几十年的“洋玩意”,现在已走进了千家万户寻常百姓家,特别是这些年上海电话大发展的步子越迈越大,城乡电话普及率急起直追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我这个也算是跨世纪的老人真从内心为我们祖国感到骄傲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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