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屠刀坐教席，实业救国劝勤农”——传奇郑任良

　　父亲60岁再得子，这个最小的儿子如今也已经63岁了。儿子出生在1949年海南岛解放前夕，父亲却在他出生几个月后被敌人杀害。儿子后来成为了海南著名作家———崽崽，他记忆里没有印象的父亲，是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早年叱咤海南地区的风云人物———郑任良。

　　如今的海南人，已鲜有知道“郑任良”这个名字，但在清末民初，他是海南岛上最活跃的实业家之一和知名民主人士。他第一个组建了与香港汇丰银行有直接联系的琼崖华侨实业银行，创办儋州松涛华侨实业公司，创建了海口月朗新村，并参与编辑《海南岛志》。郑先生的事迹保留在“中华魂·青史留名”档案馆里，与辛亥革命先驱黄兴、朱执信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方声洞、林觉民等人联系在一起。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采访了海南著名作家崽崽，得以知晓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令人感慨的是，对于这个儿子来说，父亲只是代表着一种名义，一个永远在心头萦绕的英雄符号。

　　黄花举义

　　郑任良曾经是同盟会的成员，当年同盟会成员名单属于保密信息不予公开，但据知情人士回忆，曾在召开内部会议的时候，见过郑任良，这也就间接证明了他的身份。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爆发了“黄花岗起义”。事隔百年，当年作为“选锋队”一员参加这次起义时，郑任良还是一位年方22岁的热血青年。他亲眼目睹了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烈士的死难。

　　这段历史记载存于海口市民政局的档案里。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得知消息，认为此役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称这次起义虽然失败，“然其影响世界各国实非常之大，而我海内外之同胞，无不以此而大生奋感”。1912年5月15日孙中山发表《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914年又说“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

　　役为之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宣告成功，辛亥革命取得胜利，黄花岗起义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2004年1月20日，海南作家崽崽打开由共青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档案局联合建立的“中华魂·青史留名”的网上档案馆，有一个人的名字让他眼眶发热，那就是自己已经记不得模样的父亲郑任良。在这些影响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英烈名单中，有人们熟悉的黄兴、林觉民、毛泽民、杨开慧、李公朴、江竹筠（江姐）、董存瑞等等。

　　同样，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共同创办的“海南史志网”上，和丘濬、唐胄、海瑞等历史名人在一起的，也有郑任良的名字。

　　一个人的一生，在冷静、理性的历史叙述面前，只能是化作几百字的辞条，供后人参考。或者更简单一点，在金牛岭烈士陵园郑任良先生的陵墓上，概括为几十个字的墓志铭：“生于一八八九年，广东梅县人，同盟会成员，黄花岗起义选锋队长，琼纵府海特委地下工作者，一九五零年三月牺牲于海口。”

　　崽崽依然保存着父亲留下的七绝一首：“黄花起义我选锋，宣统推翻再讨龙；放下屠刀坐教席，实业救国劝勤农。”以自述的方式串联起他前半生的重要节点，与档案部门所记载的郑任良的履历相吻合———“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中山大学经济系执教。大革命时期，抵琼考察、了解海南岛的资源，并著书立说。1927年，辞职转搞实业，邀几位华侨在海南合股投资，在海口开办银行，在儋县开垦农场。”

　　“有意思的是，父亲用了‘屠刀’一词，否定了之前的革命经历。虽然是驱除鞑虏，虽然是光荣的事业，但在当时的父亲看来，无论黄花岗起义也好，后来讨伐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罢，革命总逃不脱‘死人’，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这也许是他不愿意看到、不情愿做的事。”崽崽不无感慨地说。

　　开发海南

　　光复后，郑任良作为有功之臣被官费送往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学成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就像后来《广州市志》所记载，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位经济学者将目光投向海南岛：1928年陈铭枢执掌广东海南善后公署，为着海南经济发展的考虑，他决定主持编撰《海南岛志》。为此，陈铭枢精选人才，留日学生侯过、郑任良以及曾蹇等被委以重任，联合编纂出版《海南岛志》。郑任良负责经济部分，在十个主要作者中位列第五。

　　于是，郑先生随同中山大学的几位教授一起抵琼考察并到了西沙群岛。他在《海南岛志》附录四《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中详尽记载了西沙群岛的位置与地形、地质与土壤、交通与物产以及日本人过去经营林岛的情况。通过调查，一方面，海南岛的秀丽风光和西沙群岛的富饶让他感动不已，在他的眼中，这是一块“插下一把筷子可以长成一片森林的神奇土地”；另一方面，他也惊异于日本人的精明、谨慎与周全，对这块中国土地的价值，却了解的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清楚，“查日人之经营林岛，可谓苦心惨淡，种种设置至为周备”。

　　在文章最后，郑任良痛惜道：“吾国领土在热带者，为此区区十余里。此种鸟粪化石需在热带始获产生，故西沙群岛之磷酸矿，谓为吾国领土内仅有之产物，实无不可。吾国以农立国，得此天然肥料，为益正属不少。又珊瑚礁石均可做灰，运销内地，建筑培田为利至溥。而海产丰富，聚集一隅，亦大有经营价值。乃不知爱惜，坐失利源，致启外人觊觎，是亦可引为耻辱之一事也！”他也因此萌生了开发海南岛之大愿。

　　《海南岛志》编纂完毕，深得已升任广东省省长陈铭枢赏识的郑任良并没有走上仕途，反而放弃了在广州的职位，留在海南搞起了实业。他以“建设自己的祖国”为由，描绘海南岛独具的天然条件，劝说东南亚华侨回国，成立了“琼崖华侨实业团”，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发海南岛。

　　《海南省志·金融志》中有关于当时私营琼崖实业银行的记载：“琼崖实业银行系在民国22年间，由郑任良邀荷属瓜哇（即印尼）、英属马来亚（即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集资创办，由郑任良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行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放、汇业务，以辅助建设农村、振兴实业、扶植移民为主旨。放款及投资给儋县的归国侨民和农民购置地产，种植橡胶、油桐，以及开矿场。该行开业后，业务活跃，到民国25年，资产总额达30余万元。”

　　此外，郑任良还创办了松涛华侨实业公司，在儋州开垦农场，建了很多房子。而他花3000多两白银买下海口市区西郊外的一片海湾共2000多亩地，准备将陆地边上的海湾改造成良田，这曾是海口开发史上的一个创举。那片地就是现在的月朗新村一带。经营十载，收入颇丰，郑任良成为海口有地位、有名望的实业家。

　　崽崽说，据他的母亲廖瑞珍回忆，当时的月朗新村，良田纵横，树林茂密，鱼鸟欢畅。人们安居乐业，其乐融融。房子全部都是白色的，家家户户养很多鸡，它们会跑到树丛里生蛋。水稻和鱼一起长大，一片欣欣向荣的热带丰饶景象。

　　老夫少妻

　　1936年，年仅20岁的廖瑞珍，在自己如花似玉的妙龄，以一个天资聪颖的富家女身份嫁给一个比自己的父亲还年长的人，成为郑任良在海口的新夫人。此时，他已47岁，在梅县的原配夫人已经为他生了一女三男，他的大女儿比新夫人还大5岁。夫妻年龄的悬殊，更凸显郑任良当时的显赫身份：一人集大学教授、银行行长、实业公司总经理的头衔于一身。他以梅县人的文武双全在当时的海口成为一颗耀眼的星，而他心中所怀的实业报国的梦想又让他显得与一般成功的商人截然不同。

　　如今，已鲜有人知道，郑任良的遗孀廖瑞珍已经96岁高龄，仍在海口月朗新村一座民房里平静地生活着。令人唏嘘的是，这段在当时的海口和广州都轰动一时的婚配之后，她并没有享受到多少舒适与荣耀，却要跟着丈夫在动荡的年代担惊受怕。

　　1939年，当他种下的热带作物将有收获，月朗新村人气渐旺，郑任良已经是海口有名望和地位的实业家时，日军的铁蹄踏上了海南岛。他的松涛公司被炸了，合作的华侨离散了，银行倒闭了，海口西郊围海造田的工程陷入一片汪洋，月朗新村的断壁残垣尤其让人心酸。这位希望实业报国的革命先驱陷入从未有过的绝望中。

　　“父亲的很多故事我也是后来听到的。”崽崽说，有一次跟海口文化馆的一个馆员闲聊，说到海口的奇人轶事，那人居然说最敬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抗日名将叶志高，另一个就是

　　郑任良。“我当然觉得奇怪，郑任良就是我的父亲哪！”细问原委才知道，日本人登陆海南岛后，打听到郑任良有文化、懂日语，曾先后聘任他为琼山县长、琼崖政府建设厅长，要他主持海南的经济工作，均被拒绝。

　　“传说的版本是，1939年2月10日晚上日本人就找上门，被父亲大义凛然地拦阻在门外，并且痛骂了日本人。”崽崽转述文化馆馆员的话，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胆量敢骂日本人，他因此敬佩郑任良。可惜，敬佩归敬佩，坎坷的路还得自己走，沉重的命运还得自己背。为摆脱纠缠，郑任良丢下产业交人代管，当夜带着妻小逃走了，此后的几年里他们一家在湛江、广州和香港过着艰难的流亡生活。

　　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郑任良带着妻儿重返海南。

　　崽崽给记者展示了一些老照片，其中一张是1947年郑任良先生带领全家在海口的留影。他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神情却有些疲惫。此时抗战胜利刚刚两年，他的一切产业均被日本人所毁坏，看不出还能恢复的迹象。他旁边并肩而坐的两位夫人，表明着他是属于亦新亦旧的一代。怀抱孩子的廖瑞珍微笑着，可那笑容里却少了些神采，当然，此时崽崽还没有出世。

　　从夫人和孩子们的穿戴上可以看出，这个曾经富甲一方、拥有儋州松涛华侨实业公司、琼崖华侨实业公司银行和海口月朗村2000多亩地产的富商，此时已是家道中落，陷入生活的困境当中。这张保留下来的他与家人的合影，永久地打上了那一刻的印记。

　　再度革命

　　郑任良渐渐恢复起来的产业遭人暗算，玉沙村一些土豪劣绅妒忌其事业发达，竟勾结国民党当局以“通共”之罪名，1948年将其逮捕入狱。

　　“在狱中，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严坚同情郑任良的遭遇，常常安慰他，并以革命思想启发，两人遂成患难之交。严坚出狱后，继续从事地下斗争。不久，严坚调到琼崖纵队司令部任职，给已经出狱的郑任良写信，希望他主动跟府海特别区委联系，为解放海南出力。1948年夏，府海特别区委派永秀乡助理王运兴到海口找郑任良，把严坚的信转交给他。郑任良读罢严坚的信，非常高兴，立即向府海特别区委写信，主动要求分配革命工作。从此，他经常向府海特别区委汇报府海敌情，特别区委则委派交通员专门和他联系。”书中这段对郑任良的记述，说明他出狱后重新参与社会变革之路。

　　郑任良和府海特别区委取得联系并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后，积极开展工作。由于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使他能有机会接触国民党某些上层人物，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他的故交和老乡。在他的发动下，不少朋友和老乡参与了他的活动。尤其让他慰藉的是，他30多岁的妻子廖瑞珍精通海南方言，正好弥补了他不会说海南话的不足，这是接应共产党时的必要条件。往往是，郑任良从国民党军官手中购得大批枪支弹药，如果还来不及将枪支运上山，夫妻俩便将枪支掩埋起来；而山上来接应的人首先与廖瑞珍接头，她像一个老练的地下党，总是能细致妥善地完成任务。

　　“1949年初，在中共府海特别区委领导下，‘反美蒋同盟小组’成立，郑任良为组长，主要成员有国民党海口大英山炮台台长李运元少校、文昌铺前炮台副台长吴一生少校、海口军用机动电台台长郑炯昌，服务员杨某、李某，郑任良的妻子廖瑞珍，报社记者叶可、彭一声等。……郑任良和‘反美蒋同盟小组’陆续为府海特别区委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帮助购买大量武器弹药，仅在秀英新村国民党军战备仓库一次就购买子弹2万多发。郑任良还表示愿意将自己2000多亩的盐碱地卖掉，支持革命。”（《中国共产党海口历史》）

　　海南解放前夕，在海口的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中统特务杨发标利用同乡关系，租住郑任良在月朗村的房屋，暗地监视发现了郑任良的革命活动。1950年春节前夕，郑任良、李运元等收集60多支卡宾枪和5箱子弹，藏在郑任良家，准备春节后通知府海特别区委派人运走。不料被杨发标发现告密，国民党海口市警察局出动军警几十名包围其住宅而被捕。

　　当时他刚过61岁，廖瑞珍年方34，这也是郑任良和妻小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正月十一夜里，郑任良最后一次穿上妻子为他缝制的新衣裳，戴上眼镜，别上钢笔，从容地面对宪兵。他被五花大绑，怀抱孩子的廖瑞珍一同被捕，她坚定地走在丈夫身边。几十年后，崽崽说：“母亲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非要让她带上还是婴儿的我，也许他想敌人会因此怜惜一个年轻妇人的悲哀？”

　　这样，崽崽也就成了当时年龄最小的“小萝卜头”，由于身处不同的监狱，他们并不知道郑任良的死活。后来，母亲还是从有关的回忆里，知道丈夫临刑前的情景———马白山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浴血大战》中这样叙述郑任良先生：“他被捕后，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尽管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百般摧残，但他始终不向敌人吐露半句真言，最后惨遭敌人杀害。他牺牲时，虽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的英勇行为，却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气节。”

　　藤树相缠

　　郑任良和他的几个手下牺牲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他们都来不及看一眼海南明朗的天了！而抱着吃奶的孩子在监狱里熬到农历三月初七（也即4月份海口解放前夕）才出狱的廖瑞珍，一心想着与丈夫团聚，却被亲人无情地告知：郑先生已经在一个多月前被国民党枪杀了！

　　直到1979年，郑任良才被当时的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而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身份的失落、社会地位的变迁，廖瑞珍遭受了很多不公正待遇。他的遗骨也因为时代的颠沛流离而数次迁移，大部分时间都由廖瑞珍带在身边。崽崽在《追认烈士日记（1978-1979）》中记录了家人为父亲的烈士身份正名的心酸，并在后记中写道，在被追认为烈士之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郑任良仍然无法作为烈士安葬在金牛岭烈士陵园，因此，其遗骨又在廖瑞珍的床边放了15年。直到1994年，在当时海口市民政局局长的亲自过问下，郑任良的遗骨才得以安葬在金牛岭烈士陵园。这座陵墓，由儿子崽崽亲自设计，亲自施工。

　　“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还缠。”

　　这首取自于九腔十八调的客家山歌，是郑任良生前最喜欢唱的。走进山的时候看见藤缠着树，走出山的时候看见树缠着藤；如果说树木先死的话，那么生的藤也要缠着树木到死亡；如果说藤先死的话，那么生的树也会被死了的藤缠到死亡。崽崽说，这首原本形容阿哥阿妹情意深长的爱情山歌，其实更是父亲一生保家卫国、抗击侵略、执着追求、视死如归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