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洪：冒死缒城迎接起义军

图为《巴县志》，朱之洪修

　　在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上，他言之凿凿，驳斥端方对保路运动的污蔑和歪论；在岑春煊奉命进川剿抚前，他上书保路事宜，巧妙地阻止其入川；在重庆独立前的紧要关头，他冒死缒城而下，迎接起义部队……

　　他，就是在重庆辛亥革命历史中留下了卓越功勋的朱之洪。

　　1911年8月5日，在成都召开的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上，清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的一封电报，令会场顿时炸开了锅。

　　“四川保路运动完全是好事之徒别有用心的预谋。”在电报上，端方公然指责，“四川太过嚣张”。

　　这时，一名男子快步走上台，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清廷卖国卖路，普天同愤，四川人民也不例外，哪有好事之徒一说？”

　　“如果有，你倒说说看是哪个，否则别乱咬人！”接着，他又说，“四川是否嚣张，自有行政官管，不用你（指端方）来多事。”

　　他每说一句，现场民众则“狂叫以应之”。

　　促使四川保路运动告别“文明争路”

　　这名男子就是朱之洪，重庆同盟会成员，当时，他以重庆股东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随后，朱之洪以“川省川汉铁路股东会”的名义，起草了给端方的复电，抗议他干涉股东会正常活动。

　　欲知事情缘由，还得追溯到这年5月。

　　清廷以商办铁路“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为由，将川汉、粤汉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强调如有“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接着又以路权为抵押，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大举外债。这一无耻行径激起了全川人民的愤怒，保路运动迅速在巴山蜀水间展开。

　　但四川立宪派为反对清王朝卖国卖路，特别是为了向川督赵尔丰显示民意，坚持“文明争路”。

　　股东大会前，朱之洪在与其他同盟会成员商议革命办法时，就曾指出：“我们每天都跟清政府讲法律，辨是非，可清政府置之不理，不如把民众发动起来搞革命。”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股东大会后没多久，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的李稷勋竟然升官了，清王朝不顾四川群众罢斥李稷勋的要求，悍然派其总理川路工程。

　　8月23日，朱之洪在川路股东审查会上就此事提出质询，将清王朝与川人为敌的罪行揭发出来，促使了四川罢市罢课斗争的开展。

　　第二天上午，出席特别股东大会的代表正式获悉了李稷勋升官的消息，会场内一片捶胸顿脚，哭喊声、叫骂声不绝于耳。下午，民众愤怒了，顷刻之间，百业停闭，学堂一律停课。从此，四川保路运动“文明争路”的阶段结束了，罢市罢课的风潮迅速席卷全川。

　　据理陈词巧阻岑春煊入川

　　“我任陕西巡抚时，曾镇压过拳匪；任两江总督时，缉拿过革命党。这次入川，要有人闹事，一律重罚。”这是端方在入川时发布的告示，极度嚣张。

　　在四川保路风潮四起时，清政府再也坐不住了，派端方率鄂军入川进行镇压。

　　端方进入四川境后，各县代表纷纷在沿途不断向他请愿。

　　朱之洪就以重庆保路同志协会代表的身份，同袍哥刘祖荫前往夔府会见端方。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为四川民众伸冤；二是解除入川军队；三是释放被捕的蒲殿俊、罗纶等9人。

　　端方对此都不予理会，还公然声称：“你们这是作乱，我是奉命镇压，绝不可能中止。”

　　端方还没到重庆，清廷又派岑春煊进川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曾任过四川总督，是镇压四川义和团起义的刽子手。

　　朱之洪在得知岑春煊要入川后，又以巴县铁路股东会、巴县教育会、重庆商会代表的名义，上书岑春煊。他写道：“这条铁路与川省人民关系密切，一旦抵给四国，所借的钱是永远还不清的。且铁路一旦为外国掌控，四川前途渺茫，命运可能就与东三省差不多了，将受尽蹂躏。”

　　在历数川督赵尔丰心怀叵测的罪行外，他还暗示岑春煊，四川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斗争，“仍以死争，永矢不变”。

　　岑春煊与推行“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湖广总督瑞澂等人本来就有矛盾，见四川人民如此强硬，就没有进川，更谈不上剿抚事宜了。

　　冒死迎接起义军入城

　　1911年11月22日清晨，天微亮，通远门附近。

　　“怎么办？钮传善（时任重庆知府）这只老狐狸竟然把城门封了。”朱之洪有些着急，“夏之时的部队已在城外了，这关系重大，不能耽误！”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紧闭的城门还是纹丝不动，朱之洪咬咬牙：“我们翻过去！”

　　“你疯了，太危险了，城门都有士兵把守，会要了你的命！”与他一起的张颐生怕朱之洪做“傻事”，赶紧拉住了他。

　　“革命成功在此一举，我必须出去。”当绕到一段较低矮的城墙前，趁士兵不注意，朱之洪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又将绳索捆在身上，翻墙而出。在两路口遇到夏军后，朱之洪告知其城中消息，夏军才得以顺利进城。

　　这是发生在重庆宣布独立前的一幕。

　　当时，武昌首义早已成功，各省独立，全国响应，辛亥革命迅速进入高潮。重庆也已做好独立的准备，齐集重庆的同盟会员公推杨庶堪主盟，“决疑定议，筹谋财政，周旋官吏，延揽党员”；由张培爵、谢持“主持联络交通，征集器械，发纵指使”；朱之洪“主持联络官绅，交涉各军”。

　　重庆推翻满清统治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而“东风”就是夏之时率领的新军起义。

　　朱之洪听闻夏之时在龙泉驿起义，有上千人的部队，还持有新型武器，主动前往与夏之时密谈，约好在重庆会师。

　　可一些商人听闻夏之时的新军要来，十分惶恐。总商会还托朱之洪送给夏之时20万元，米百石，请他不要入城。为打消顾虑，朱之洪给他们一一做思想工作，说夏军来重庆是为了促成重庆独立，绝不扰民。

　　不料消息传到了钮传善耳中，他下令关闭所有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无奈下，朱之洪只好冒险缒城而出。

　　与此同时，其兄朱必谦身穿短装，手提刀，率领学生军来到通远门，斩落城门锁，迎夏军入城，并在朝天观开群众大会，被擒的钮传善面无血色，当即剪发捧印投降。

　　就这样，在不杀一人、不费一弹之下，重庆正式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结束了清王朝在重庆的封建统治。

　　袒腹露胸阻叛变

　　1911年底，蜀军政府决定西征讨伐赵尔丰。可刚刚发表了西征任命，一个意外却发生了。

　　“夏之时凭什么爬在我头上？让我当一个小小的支队长？”在西征庆祝大会当晚，任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长的林绍泉骂骂咧咧地冲进了都督府。

　　喝得醉醺醺的他还当众撕毁了委任状，大骂张培爵、夏之时，欲趁醉叛变。

　　这时朱之洪出现了。朱知其有异心，当即晓以大义，加以劝阻。

　　“你千万别胡来，如果真要作乱，就先杀了我吧。”朱之洪袒腹露胸地挡在了林的枪口前，表情决绝。

　　朱之洪在群众中声望很高，面对朱之洪，林绍泉的酒意顿醒，当场无言以对，退出了都督府。

　　就这样，朱之洪阻止了一场叛变。

　　原来在夏之时起义时，林绍泉位居夏之上，他本来并不想革命，而是受夏之时挟持起义。重庆独立后，他想独揽军政大权，可惜军政府成立时，只任命林绍泉为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长。后来在蜀军决定西征时，只派其兼北路支队长。对此，林深感不满，于是勾结标统舒伯渊、周维新等，欲乘西征誓师时，颠覆蜀军政府。

　　其后，蜀军政府召开了军事法庭大会，依法处理林案，并及时将舒伯渊等人逮捕。

　　可惜的是，革命的胜利果实还是没保住。

　　第二年年初，重庆、成都签署合并草约，确定成都为全省政治中心，在重庆设立军事重镇——重庆镇抚府。

　　任总长的胡景伊却非善类。曾在广西任新军协统的他，是袁世凯的爪牙，极有野心。为夺取四川军政大权，就职仅一个月，他就召集镇抚府职各标营军官、各法团代表以及报馆新闻记者开会，突然提出取消重庆镇抚府。

　　由于太过突然，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以至胡景伊讲完后，几分钟内无人讲话。

　　最后，朱之洪站了起来，驳斥胡景伊说，重庆独立以后，有49个州县前来缴印投诚，重庆蜀军政府的成立，是各州县志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成渝合并，订立条约，重庆成立镇抚府，这是上报中央，下达全川，人人皆知的事情。现在突然取销镇抚府，改设重庆府，比满清专制还不如。

　　由于意见分歧很大，胡景伊决定暂不通过撤销之议。

　　几天后，他减少了会议人员，只请了各厅司人员、高级军官、各法团代表开会，在他的软硬兼施之下，会议“当众表决，满均认可”取销镇抚府。

　　1912年6月10日，胡景伊报告袁世凯，通令全国，重庆镇抚府即日取销。

　　重庆镇抚府是成渝合并后，重庆同盟会革命党人据守的最后一个阵地。重庆镇抚府的撤销，使重庆政权落入拥戴袁世凯的胡景伊之手，标志着重庆辛亥革命失败了。

　　孙中山与他一起补袜子并三赠墨宝

　　据朱之洪后人回忆，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会挂出两幅横额，香案上还会陈列一双袜子，朱老就会缓缓讲起当年的故事。

　　1913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各地讨袁军兴，朱之洪任川东安抚使，事败，遭抄家、追捕，被迫亡命天涯，远走日本。

　　在日本，朱之洪首次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对他颇为器重，常与之谋商国事，友谊日深。

　　一日雨天，孙中山冒雨来到朱之洪的寓所，正好遇到朱之洪在补袜子。朱正想收拾针袜起迎，孙中山笑而止之，“吾辈革命艰苦，实为后人谋百世之福利。”说完后，孙中山就拿起另一只袜子，与朱之洪促膝而坐，边取针线补袜，边谈国事……

　　感动之余，这双袜子成了朱之洪的“珍宝”，他舍不得再穿，而是收藏了起来。

　　朱之洪生性豁达开朗，对升官发财毫不在意，孙中山对其非常了解，为其书写了“海阔天空”、“天下为公”两幅横额，可惜的是，这两幅横额在“文革”时期已被销毁。

　　1914年，孙中山还题字“天地本逆旅，道义凭仔肩”赠给朱之洪，勉励朱之洪坚定信仰，树立革命的必胜信心。据说，该幅题字目前保存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