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仲隗自传

　　我生于民国纪元前25年(1887年),原籍河南新乡县。

　　当时日家中有120多亩地,15口人,自食其力,衣食无缺。我从7岁起上私塾,读书12年,三易师,皆当地知名人士。又在新式初小读书一年,适逢科举考试停止,遂于1906年考入武陟县河朔中学。该校是河北道尹石梗主办的,教职员多为官吏兼任,压力甚大。独有江苏无锡曹允文先生任国文、历史教员,提倡革命,暗买些《新民报》、《浙江潮》、《苏报》、《豫报》、《波兰亡国史》分送先进同学。我为曹先生最奖励之一人,受了教育,思想突变,恨清朝政府腐败,对外战争节节失败,割地赔款,疆域日蹙,不打倒定遭列强瓜分,亡国灭种。

　　封丘杜潜由日本回河南,组织同盟会河南支部,杜介绍我加入同盟会,由我介绍人会者20余人。那时之河南同盟会支部,共集合了38个会员,事在民国纪元前4年(1907年)春。云南河口起义虽告失败,由我募款2万多元,分寄日本同盟会总部,蒙奖励。

　　同年暑假,我在本村小学翻印同盟会宣传品《急救中国策》。因索读者甚多,同年寒假,在河朔中学第二次翻印。由于办事不密,被校内庶务员吕秀章查出,报告监督刘名馥。刘即转呈河北道尹石梗,立即将我逮捕,审讯二月之久。经我老师李敏修(任河南学务公所议长)转恳河南学台王垿、提学使孔某、河南髙等学堂监督刘盥训、陆军小学监督顾璜等各要人营救,石允从轻办理不报部,不杀不赦,判为永远监禁,死了为止。遂铁索锒铛,由武陟递解卫辉府狱中关押。我受审时,没有供出同盟,也没连累一个人。同盟会同志们大多数在各处中学、师范任教职员,对我照顾备至;并有素不相识的同志也不断前来访问或接济,故我被关押期间,生活并不很苦。

　　补叙一件事。1904年,我在新乡初小读书时,曾听到一个小故事:沁阳县有一个老翰林,名李棠阶,在清廷做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代帝王师。最后到光绪年间,慈禧专政时,慈禧召见李棠阶的夫人。谈话中,慈禧问李的夫人说,妇女大脚好不好?李的夫人说,不好。慈禧大怒,立即把她赐死。李棠阶尚须朝服朝冠向慈禧谢恩。我认为这太不讲理了,满汉太不平等了因此就产生了民族革命的思想。加入同盟会时,也是专讲民族革命,以排满为目的的,而对民主、民生就没有多研究过。

郭仲隗（左一）

　　我参加了同盟会之后,恰有宪政党的巩县人王抟沙在杜潜之后也由日本到开封,住法政学校,和法政的熊范舆共同讲演,攻击同盟会。他们]说孙文讲排满,是速中国灭亡的;清廷能颁布宪法,就是“不排满自排满”;他们亻骂同盟会为瞎哄党。当时在开封的同盟会员很多,我也在内,都秘密住在各处。每逢王抟沙讲演一次,夜间,同盟会员集合在大河书店,批驳王、熊的讲演,连夜贴出,并向王、熊去些威吓信。于是王抟沙就去外省联系向清廷请求颁布宪法。教育界都认为,王抟沙跑了是怕挨炸弹。

　　1911年武昌起义后,开党禁,我始恢复自由。1912年春,遍游沪、汉、京、津、烟台、西安,答谢过去照顾的同志。另一方面,商讨将来的计划。忽接家电,先父瘫痪,星夜返里,延医任源治,数月后始见好转。同年被选为临时省议会议员。同年冬,孙小中山、黄克强二先生到北京。友人电邀,又离家外游。我经杜潜、胡瑛、张继等介绍,见了孙中山、黄克强二先生,蒙二先丝安慰和励。

　　孙、黄两先生联系七党合并为国民党。我亦山同盟会转为国民觉,同时到国民党总部任机要科副主管职,专管密信、密电、文件等。1913年,参众两院成立后,府院起了矛盾。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此案大白后,又因种种争执,孙、黄二先生起义讨袁,孙中山先生派我联络河南白朗。起义不幸失败后,袁下手谕,说我甘心从逆,着即拿办,交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照办。我与陆本系熟人,他违背了袁的密令,竟派他的亲信副官郝树枚(山东菏泽人)连夜送我出京,让我逃走,由此进入流亡生活。我预备了旅费,两次拟赴日本,都走不通。

　　1914年,孙、黄二先生在日本主张不合,内争甚烈,我对革命前途颇失望,乃托友人筹备了一副书担,以卖书为名,遍游秦、晋、陇和内蒙。是年夏,与山西续栖凤、李岐山、弓富魁等议定拥阎反袁。阎已经赞成,到起义前夕,阎变了卦,派兵逮捕同志。实际上,阎先令同志逃走,甚至暗送路费,而是杀了几个兵痞流氓,张大其辞,报袁邀功,以巩固他的地位。

　　1915年,我因在太原起义失败,即化名徐长源,到怀庆甲种农校教书,任国文、历史两课,校长为王幼侨。同年,听说陆建章当了陕西督军,我挑着书担去找他。陆见了我,又惊又喜说:“人家都说我是陆屠户,你咋敢来见我?”我说:“你是我的再造恩人,为什么不敢见你?”陆又说:“我杀的都是假革命,凡是真革命,我没有不保护的。”他就留我住下。我也不怀疑地住下了。

　　不久,陆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让你到外面卖大烟土,你敢去吗?”我答:“只要有办法,为什么不敢去呢?”他就说,鲁西、冀南、豫北这个三角地带,能销售大量烟土。拟雇30辆两套车,带骑兵一连,派郝树枚随我到这个地带试卖一次。不坐火车,专走旱路,对沿途驻军首领和镇守使、道尹等都有信和电报,分别送他们J些烟土,不会发生意外。次日,就令我起程,带了60万两大烟土,不到两个月就卖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