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仲和传

　　高仲和原名维崧，以兄弟五人居其次，乃更名仲和，字重源，1876年（清光绪2年）生。世居枣阳南乡熊集，所谓耕读传家，父炳耀，字德宣，积学严教诲，是以早岁即应试中秀才。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乃入湖北方言学堂学习。1904年（光绪30年）考选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习法科。其时留学界革命思潮高涨，1906年冬，萍浏起义爆发，留日学生以万数群情振奋，多欲回国从军投效起义，仲和乃撰一反满檄文，辞意慷慨，以广号召，于中国留学生会馆及早稻田大学前门各张贴一份，观者云集，争相传抄，深夜不绝。未几，起义失败，而檄文颇流传。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屡发表文章，为扬满抑汉、诋毁中国革命之谬论，读者无不慨愤。仲和于是撰写长文，与之辨论诘责，将其前后谬论一一予以批驳，以中国全体留学生名义投寄该报，讵三日后《朝日新闻》居然将其全文刊出，阅者大为称快。该版丑诋中国革命之言论，亦渐有所收敛。留日期间，复曾撰剧本一种，名曰《恢复梦传奇》，又名《南北洋会操大演剧》。缘时是清政府方大练新军，于河南漳德（安阳）举行大演习，谓之“南北洋会操”。北军由北洋大臣袁世凯统率，南军主力则为湖北新军。仲和有感于此，向往革命，发为梦想，剧情遂以南军起义，奇袭北军展开：继而各省响应，迫使袁氏构合，于是清庭倒台，共和成功。剧成，署名“睡梦子”秘密印售流传。当时不过文人行文之一种想象，讵后来辛亥革命起义，经过情节颇多与剧情相合者，众因称之为预言云。

　　1910年（宣统2年）仲和学成归国，考授法科举人，派往黑龙江陆军学堂任正教习。次年辛亥武昌起义，闻讯即兼程南下，偕留日同学李四光经上海奔赴武昌，至即授为都督府军事参议官。时清军反攻，已重占汉口。进攻汉阳方急，战局吃紧，而进退方略，又复主张纷纭，莫衷一是。仲和乃与枣阳同志陈重民，耿毓英、王安澜、马伯瑗、谢超武、谢经德、童绍基等倡议北伐，请分兵以进取鄂北，袭据信阳、武胜关，断南北交通，拊清军之背，既以解武汉之危，进且可直捣中州，于都督府力争之，后始得任命季雨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以事北伐，高仲和等随同赞助。论者谓北伐之役，枣阳人实促成之。

　　辛亥9月30日（1911年11月20日），安、襄、郧、荆招讨使署出发，沿襄河西行，途中收编散兵及地方起义武装，抵沙洋已扩军至数千人。会商行进方略，季雨霖欲全军西取荆州，以荆沙富庶，得之可裕饷源，而高仲和等则坚主继续北征，相持不下。无已，乃决定两略并进：设立军务处，以高仲和为军前头等参赞，全权主持北征事宜，季则率全军西趋荆州；而拨归军务处调遣北征者，不过百余人之先锋队而已，且已先开赴安陆府（钟祥）活动。先锋队长耿世全、胡金山，亦俱枣阳人。

　　辛亥10月21日（1911年12月11日）仲和率军务处20人自沙洋出发，至安陆府（钟祥），会合先锋队，收复宜城县，派陈重民潜回枣阳侦察联络。11月9日，军务处抵达襄阳时，襄阳已为张国荃所据，自称总司令，闭门不纳，且严加戒备，如临大敌。军务处无奈，只得渡河暂驻樊城。张国荃前曾将清枣阳知县瞿长龄捉去，旋即放回复职，专在枣为之搜刮粮饷钱财，并派多人随往催逼，枣民不堪其苦，咸盼军务处早日莅临。值驻广水之湖广总督段芝贵部清军西犯，深入枣境，枣人士乃赴樊城告急，促其进兵。仲和即率部午夜出发，天明抵枣境，停午进县城，清军闻之亦东遁，仲和挥军追击，直抵随阳店。于是枣阳全境光复，彻底摆脱数千年之专制帝王统治。时辛亥11月22日，公元1912年1月10日也。

　　当时枣阳社会秩序颇紊乱，散兵麋集，土匪猖獗，人心惶惶，父老咸挽仲和且暂留以安抚桑梓。仲和乃清剿土匪，编遣散兵，且将张国荃派来催粮逼款人员全部逐出，治安迅即恢复正常。时有一著名恶棍陈远山，平素投靠天主教，依仗教堂洋人势力，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而官府畏教堂如虎，俱?如之何。革命军至，乃纷纷投诉，仲和即将陈远山捕获究办。意大利神父闻知，立即赶去要胁释放，其势汹汹。仲和据事实与中国法理婉言解释，神父反更蛮横，大肆咆哮，纠缠不已，仲和只得喝命“送客”，神父大怒，猛将茶杯掷地粉碎，大叫“你要小心点！”悻悻离去。仲和不顾，即将陈远山罪状布告于众，就地正法，人心大快。意大利神父恨极，即致电罗马天主教皇，控以仇教诬杀，称之为土匪。教皇据电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交涉，孙总统批转湖北都督黎元洪，黎又批交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处理。当时众人皆以酿成教案，无不为仲和危，俱劝其且外出暂避。仲和不为所动，而将陈远山所犯强奸、抢劫等重大罪行二十余宗，备文分别呈复招讨使、湖北都督及南京临期政府，后卒亦无事。

　　仲和为人，勇于任事，锐意进取，而秉性刚烈，意气自负，是以招忌，啧有烦言。时季雨霖已由荆州来驻襄阳，遂招仲和率部回襄，至则宣布暂时撤销军务处所属部队重新改编。嗣复邀其同游隆中，慰勉有嘉。仲和意终不能平，连夜只身渡江，次早马首东向，径返枣阳。至枣，有随州人士来告以驻防清军动摇，颇有可取之状，促其进军。仲和初颇犹豫，深恐更以是招忌；继思苟利革命，生死以之，乃率步骑二百，疾趋随州，遂告光复。在随复与地方绅耆李心如、廖辅仁、吴稚舟、黄启之、吴少白等人召开军民大会，组织“汉东联合北伐团”，邻近褚县亦闻风响应，以高仲和为总代表，致电鄂军都督府，申请继续北伐，未果而南北议和停战，仲和亦即回省。此役经过，当时曾撰写《北征记》2册，纪叙颇详。后季雨霖为第八镇统制，即取之为第八镇建军史，颇有增删，并易名为《北征纪略》。

　　1912年夏，实行军民分治，成立湖北民政府，以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何心源为第一任省长，下设民政、财政、实业、教育、司法各科，任高仲和为实业科长，主管全省工矿企业事务。是年冬，举行第一届国会选举，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乃赴京就职。1914年袁世凯阴谋筹备帝制，解散国会，而派遣仲和赴英国留学，乃延师补习英文然后南下。抵上海，即停而会集同人，创办报纸，先后担任《民意报》、《民信报》主笔，首倡秩序的改革，鼓吹反对帝制，广造舆论。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毙命，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始回京。仲和颇注意土地问题，在国会曾草拟《土地所有限度条例》，分土地为上中下三等九级，规定每人所有之最高限额，实行限田政策，并注明满蒙回藏各少数民族暂不适用。时人或目之为过激派，其主张终未获通过。此后又兼公府顾问，战后经济调查局委员等多职，然其素性恬淡，颇不耐官场酬酢，而雅好探讨学术，尤醉心于中国古史及法学。公余之暇辄闭门著述，时曾译《政治辩惑论》等多种，并在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讲授法学。1923年，直系军阀迫令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公然实行贿选，议员凡投彼一票，即予现洋5000元，不者将以武力强制。仲和闻讯即逃出北京，避居天津租界，至翌年冯玉祥倒戈，囚禁曹锟，始返北京。后段祺瑞执政，召开“善后会议”商讨国事，仲和亦为“善后会议”委员。北代军内，北洋政府益形混乱，仲和遂南下上海，在中国公学、持志大学等校任教。南京政府成立，新军阀连年混战，湖北尤战乱频繁，乃与张知本在沪办报，鼓吹李（宗仁）白（崇禧）西征，后桂系军果占据两湖，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为主任，并以张知本为湖北省主席，任高仲和为“汉口特别区市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汉口英租界收回未久，故划为特别区，直隶于武汉政分会，次年蒋桂战起，李白战败退回广西，汉口成立特别市，特别区不复存在，仲和亦即北上，定居于北平旧居。其时一般失意军阀政客，大多遁迹空门，皈依佛教，聊以寄托现实之空虚，一时蔚然成风。仲和久历政治风波，而对南京政府之所作为，尤不惬于心，故于政治日趋淡泊，世事亦渐消沉，遂亦从众追逐佛教，潜心佛典，对“时轮金刚法会”等佛教活动颇呈热心，然其本性则殊不能忘怀学术研究。1930年后，先后在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校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时华北风云日益紧急，日寇由东北进据长城一线，北平岌岌可危，人心惶惑不安，仲和忧心国事，不能己于怀，乃撰写长篇政论《殷鉴》，印成小册子分送各方，以古喻今，意在促成当道反思，以图挽救危亡。终亦无何结果。授课之余，间亦留意于经世致用之学，尤好研究水利问题，曾撰有《治河新案》数十万言。后湖北通志馆成立，李书城为馆长，延请其回鄂参加编纂，彼即自报负责水利一门。未久而抗战爆发，通志馆西迁于恩施，遂罢。

　　武汉沦陷，仲和携眷避难汉口法租界，其间曾在私立广雅高中教授国文。沦丧既久，政府远遁重庆，反攻无望，恢复难期，心情悒郁，居常阅读《桃花扇传奇》以自遣怀。1943年，老友赵南山自黄陂赵家畈故里来信，具言当地太平景象，劝其前去乡居避难。赵家畈在黄陂北乡，为新四军第五师所辖之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仲和固亦欲往解放区参观视察，一观共产党之究竟，遂于是夏决然离汉，移住赵南山家，至则顿觉耳目一新，虽地处敌后，战争时期，而人民安居乐业，各事其事，社会秩序井然，诚为敌占区及国统区所无法想象者。及与地方工作人员及边区领导干部接触交谈，始渐了解解放军抗战之实况，共产党谋国之忠贞，深感中华民族之前途，尚有此一线光明之望，于是过去得诸传闻之种种谬误成见，逐渐为事实所化除，进而服膺共产党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热心参加边区之统战活动。每不避山高路险，烈日严寒，前赴黄陂及大悟山参加会议，畅抒己见，颇受边区领导之尊重。1944年，成立边区临时参议会，边区政府特聘高重源（仲和）及赵南山等为“特聘参议员”，并于成立大会当选为“驻会委员会”委员。

　　在此期间，高仲和亦常利用其旧日资望，与在汉亲朋故旧书信联络，帮助开展武汉沦陷区城市工作。后汉口迭遭轰炸，人心惶惶，学校全部关闭，师生流离失所，边区乃决定在邻近汉口之边缘地区开办一所学校，予以收容救济。为掩护安全，便于开展工作，计决定全由爱国绅耆主持校务，边区干部俱不参加，以之作为推进武汉市工作之前进据点。于是商请高重源、赵南山出面筹备，二人亦完全同意，乃择定距离黄陂县城不远之双泉寺为校址，定名为“前川中学”。重源乃执笔撰成“创办前川中学缘起”，送汉口印刷，持往黄陂武汉活动，未久即组成“前川中学董事会”，以赵南山为董事长，任高重源为前川中学校长。为利于立案及掩护，计复活动伪湖北省长杨揆一、伪武汉市长石星川列名誉董事，迅即在伪教育厅立案，时已至1945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在汉聘请之教师亦纷纷报到，只待正式开学开展工作，不意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则日夜赶运军队，开赴解放区抢占地盘，形势骤变，于是前川中学亦不得不宣告结束。

　　解放军转移，重源亦自赵家畈迁回武昌故居。其时处境已颇艰苦，然仍致力营救前来武汉进行接收活动而被捕之郑燕生，终获保释送回宣化店。中原军区突围前，又曾掩护化装转移之边区干部。后中原军区自华北派员来武汉进行情报活动，亦为之联络及安排。此外则日惟读书诵佛以自适，再未作任何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直至1970年夏以95岁高龄逝世。一子早故。长女适襄阳刘公之子克柄，亦早故。身后二女，一在汉口小学任职，一在泉州市任副市长。

　　1985年10月10日初稿，1989年6月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