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公看辛亥革命在日本的酝酿

辛亥革命网 2019-03-11 08:50 来源: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文集 作者:罗时汉 刘重喜 查看:

回顾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暨武昌首义,从理念形成及人员组织诸方面分析,无不以日本为行动圭臬、为催生酵母,可以说,日本是辛亥革命的摇篮。

  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崛起,一次是辛亥革命,以日本为楷模;一次是大陆解放,“走俄国人的路”;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欧美为师。回顾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暨武昌首义,从理念形成及人员组织诸方面分析,无不以日本为行动圭臬、为催生酵母,可以说,日本是辛亥革命的摇篮。

  甲午海战惨败之后,清朝中国遭受沉重打击,对东邻日本心有余悸;1905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专制的泱泱大国沙俄被立宪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让国人再次受到教育,明白了国家体制的至关重要。于是,清廷派遣满汉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考察,开始了中国百年宪政史。在此前后,大清国的留学生数日本最多,在那个岛国还集聚着求索中国出路的康梁分子及革命党人,精英荟萃,俨然反政府力量的大本营。

  留学日本之便利,一是地缘相近,二是文化相通。据说有的学生认为日本是中国死敌,不愿意“游学”日本,张之洞教诲道,知己知彼,了解日本才能战胜日本。这正是大多数人的心理。作为洋务运动晚期最具活力的地区,张之洞、端方辖制下的湖北派往西洋各国的留学生最多,另外派往东洋日本的远较其他国家为早为多。据贺觉非、冯天瑜著《辛亥武昌首义史》载,到1904年4月底止,湖北留日学生共289人,占全国第一位。到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数达1300人,占全国的1/4,位列前茅。

  至清末湖北留日学生累计约达五千余人。除了官方派送,更多为自费生。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湖北成功爆发,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有留日经历的革命党人的推波助澜。事实证明,在这个历史时期活跃的英雄人物,如刘公、孙武、汤化龙、黎元洪、李书城等等,都有着日本背景和渊源,他们涌动着来自东瀛的激情和力量。

  本人有幸结识武昌首义志士刘公先生的后裔刘重喜,从她的讲述和所提供的两本传记中了解到刘公的留学经历,并以他为线索进入当年日本,感触留学界的反清救国氛围,那些风云活跃的人事。

  刘公原名耀宾,出身于湖北襄阳望族。1902年初,他在舅父及蒙师陶际唐的带领下来到日本东京。当时的中日之间护照免签或者手续极简,像菜园门,为莘莘学子们大感方便。在东亚同文书院补习日文时,刘公遇见了邹容等人,很快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被热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积极参加集会、听演讲,跑书店,乐此不疲。这年3月19日,章太炎等人发起召开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留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刘公闻讯参加,并在横滨永乐酒楼会场认识了很乡反清志士。

  当时在日本的华界,存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野,论争十分激烈。康梁联盟有依靠官方资助发行的刊物,为维护封建制度改良社会而大造舆论。革命派则针锋相对,鼓吹革命,在东京神田骏河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就是他们集会演讲的场所。刘公经常到那里参加活动。1903年元旦,这里举行千人大会,变庆祝为声讨满清宣传革命的活动。这次刘公认识了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并通过他认识了孙文先生。

  这一年4月,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抗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并组成拒俄义勇队。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解散拒俄义勇队。邹容愤而剪去清政府留学生监督的发辫,而遭遣返回国。他在上海出版的《革命军》,提出了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纲领。这本书在国内影响很大,也传到了日本。同时,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在日本相继问世,在留学生中大受欢迎。刘公找到陈天华与之商量,出资将上述书籍各加印数万册,设法带回中国。有些书带回湖北襄阳。

  1904年,刘公通过考试,进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他与田桐、白逾桓、鲁雯青等人发起印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慨然捐助了大部分印刷费。这本杂志的影响力很大,吸引并团结了湖南人陈天华、宋教仁等,不久,朱受光、郑江颢、刘英、刘铁、刘杰等湖北人也来了,刘公身边有了这些志同道合的挚友和兄弟,也成为留日学生中的挑大梁者。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成立。刘公积极参与同盟会活动,同意把《二十世纪之支那》并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以学费和生活费上涨为名,写信请家中汇来银票五千两,悉数捐助《民报》出版。孙文非常感动,还为此致书刘公之父,立下借据,表示感谢。孙文对刘公说,仲文对革命一片赤诚,可谓至公矣!就是这次,刘公将原名改为终生用名,以弘扬“天下为公”。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留学生中爆发了反取缔斗争。陈天华以蹈海自尽以示抗议。中国留日学生8000余人上街游行示威,冬天阴冷而压抑,刘公走在游行队伍中。在斗争中他结识了张振武等一批青年。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从上海来到东京,加入同盟会,主编《民报》。同年底,黄兴等回国策划萍浏醴起义。刘公随后放弃学业回国相助。他化名刘湘,在军队中发展力量,结识了湖北常备军炮队的徐万年,并通过他发展同志。无奈萍浏醴起义很快失败,湖北革命党人九人被捕,酿成“丙午之狱”。刘公回到家乡襄阳躲避,仍四处奔走,传播革命思想,发展有识之士为同盟会会员。1907年初,刘公带五弟耀琛回到日本。报考了明治大学修政治经济专业。

  据有人统计,间盟会成立两年入会的960名成员中,湖北124人、湖南157人,两湖人士共占三成,起着很大的作用。湖北的刘公、孙武有着相当的资望,湖南人焦达峰也是一个活跃分子。1907年,孙文被日方驱逐出境去了南洋一带,黄兴也随后离去,《民报》被封闭。同盟会总部事实上陷入停顿。面对同盟会群龙无首的状况,一些激进党人认为须另组团体,尽早回国起事。如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李书城、李烈钧、张华甫、耿伯钊、孔庚、唐继尧、赵恒惕、阎锡山等组织成立了“铁血丈夫团”。

  同盟会联络部长焦达峰召集在东京的各地会党首领及部分同盟会会员开会,议论如何进行工作。大家认为,同盟会主要领导忙于南方革命,对长江流域的革命顾及不到,也没有一个安排。我们既然加入同盟会,又不能自作主张跑到内地自己革命。若是新成立一个团体,就有一些独立进行革命的余地,可以在团体的组织下回国一展抱负,加紧进行发动会党起义。

  这次会上刘公发问:当年黄兴在华兴会外创办同仇会以联络会党,我们可否效仿?此议得到不少人的附和。孙武是比较赞成在中部进行革命的。他说,科学补习所败露后我曾游历许多地方,两广、云南人说话与我们两湖差异太大。我们要身处一线,光语言差异就不容易和当地人物联络,又极易为当地官府觉察。你们想想,我们在两广云南准备起义,当地官府突然发现来了许多外地人,必然引起警觉,进而戒备。因此我们跑去参加不仅子事无益还极为危险,不光是自身危险,更是给起义计划造成危险。如果在同盟会下再立机关,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进行革命,我们回去就如鱼得水,有施展壮志的场所。

  1907年9月,共进会在东京清风亭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会的主要是长江流域各省留日学生约百人,不亚于同盟会成立的盛况。他们发表的宣言分文言、白话两种:“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所以我们革命,一来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不分门别户。取这共进二字,就是要拼死力,有进无退。”跟同盟会有所不同的是,共进会把“平均地权”改成更有号召力的“平均人权”,这是一种创新。简单的解释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

  共进会名义上仍拥戴孙文为领袖,行动上则完全独立自主。四川教友会首领张伯祥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资格最老,对各地码头最熟,被推为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刘公为副会长。共进会下设军务、内政、外交、党务、理财、交通、调查、纠察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并设定铁血九角十八星旗,意寓“联合十八省同胞以铁血主义恢复汉族”。共进会任命起义后的各省都督,湖南是焦达峰、湖北是刘公。张伯祥1908年回国后会长由邓文翚继任,1909年9月邓文翚返国,刘公为第三任会长。

  但总体上,这个组织也是较为散漫的,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各自的堂口进行活动,并无集中统一的领导。总会会址先设在日本东京居正寓所,后在青山区租赁的“华群舍”。

  直到一年后共进会会员分别回国进行活动,才实质性地起到了革命团体的领导作用,由于湖北的革命成就和影响最大,共进会一般被称为湖北共进会。

  1908年10月,共进会参议孙武与焦达峰相伴回国,于冬天抵达汉口。他们把带回的都督大印、檄文、露布、告示、旗帜、徽章以及国际交涉所需文件等湖北湖南各分一半。在武汉建立共进会机关后,焦达峰回长沙在太平街同福公栈建立共进会湖南总机关,并赴浏阳、醴陵、萍乡联络洪江会、洪福会群众。来往于湘赣鄂之间,共谋起事。

  1910年秋,刘公从明治大学毕业,将共进会会中事务交由陈兆民打理,便与从东京大学法政科毕业的湖北同乡杨时杰等人,携带革命文告、书籍及十余星旗图样等匆匆回国。刘公为一年后武昌首义的爆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年后他病逝于上海,这位辛亥先躯的最后岁月完全奉献给了中国革命。

  辛亥革命在日本酝酿,结果是以刘公为代表的共进会与在本土埋头苦干的文学社共同努力实现。从刘公18年的革命生涯,我们可以管窥矢志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们的全貌,从而也明了武昌首义的成功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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