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宋教仁撰写碑文的康宝忠(2)

　　1909年，康宝忠由日本回国，遵父嘱参加了清廷举行的留学生考试，考取法政科举人，授七品京官，被分派到邮传部，先后任大清银行学堂教习、监学、代理教务长。1911年5月，四川保路风潮兴起，革命党人以康宅为聚集地点，密谋反清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康接到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沧白密函，即赶赴重庆。张培爵等人已宣布光复重庆并成立蜀军政府，张出任都督，请康出任内务部长。康宝忠坚持北进，推辞未就，旋赴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文牍科负责人。与此同时，陕西军政府电举他为临时参议院议员。

　　◇为宋教仁撰写碑文◇

　　康宝忠出席议会第一日的议程即为“建都”议题。康宝忠因受章太炎的影响，力主定都北京。他认为历史上中国强盛的时代，都是建都北方，如秦、汉、唐；而吴、越、南宋都是偏安之局。康宝忠的议案与孙中山建都南京之主张相左，受到革命同志的批评和责备，后经于右任力劝，康宝忠放弃己见，撤回议案，但未出席参议院会议，更激起一些革命同志的不满。康宝忠一气之下，通电辞去议员职务，发誓终身不为政。

　　未几，溥仪退位，孙中山顾全大局，让大总统位于袁世凯，于右任亦辞去交通部次长一职，复来上海继续主持《民主报》，康宝忠同张季鸾都应聘为该报记者。在沪期间，康宝忠与友人曹成甫为开启民智，普及民众教育，组织图书公司。又与章士钊共同创办《独立周报》，每期均有他推崇国学的文稿。他还写了几万字的《蜀吏小史》在报纸连载，文笔犀利，读者叫好。

　　1913年，宋教仁遇刺身亡。康宝忠遂赶赴上海，协助料理后事。其间，应邀撰写碑文，后由于右任书丹“宋教仁墓碑初稿”，全文照录：“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据说当时宋家已经委托于右任撰写碑文，但于右任连写了几遍，感觉都不满意，遂劝康宝忠撰写，才成就了这部文、书俱佳的传世碑刻。

　　◇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

　　1915年9月，康宝忠赴北京，先后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员及北京大学讲师、教授，主讲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载：“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面改革北京大学旧制的同时，对法科也进行一系列改革。聘请李大钊、周家彦、左德敏、徐崇钦、黄振声、康宝忠等著名学者为北大教员，废政府官吏为专任教员，设立法律学门研究所，以黄右昌为主任，聘王宠惠研究比较法律、张嘉森研究国际法、周家彦研究行政法、罗文斡研究刑法、左德敏研究保险法、康宝忠研究中国法制史。”

　　1916年，北京大学在国内首设社会学班，请康宝忠讲授社会学，主讲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的“同类意识”学说，前后共3年，康宝忠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康的社会学课，不照抄照搬洋人的东西，而是将国情和自己的认识与西方社会学融会贯通，加之其口才好，声情并茂，很受学生欢迎。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回忆说：“先生（康宝忠）所授课程，讲解祥明透彻，深得学生信仰”；“先生（康宝忠）所编社会学讲义，文笔典雅，涵义深谌。”

　　◇五四运动中以身殉职◇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在北京引发了反帝爱国运动。5月4日，以青年学生为主，工商人士和广大市民共同参与的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等形式，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北洋政府的伟大运动。

　　康宝忠十分同情并支持进步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5月11日，北京中学以上的学校成立了教职员联合会，推选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康宝忠走出书斋，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他频繁出席会议，发表演说，起草宣言、声明、抗议书，还与马叙伦代表教联会参加与政府当局的谈判。5月13日，康宝忠、马叙伦等教职员联合会代表9人，再次到总统府请愿，要求挽留被勒令去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各高等学校校长相率辞职以示声援。5月14日，军阀政府被迫下令挽蔡，但一并发表了挽留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的命令。军阀政府的阴险和蛮横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6月3日，大批学生走上街头演讲示威，被反动当局逮捕了170多人，6月4日，学生举行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又被捕约8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北大的学生。反动当局把学生拘押在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对学生审问拷打、不给饮食。康宝忠、马叙伦和教联会闻讯立即开会，推举了8名代表前往看望扣押学生。康宝忠、马叙伦首当其冲，闯入院内，但军警在旁，不能言所欲言。于是，马叙伦便用文言文演说，学生们顿时沸腾起来，掌声不断。

　　康宝忠较胖，行动不便，当时既没有电话也没有专车，所有的联络、组织、请愿事宜，都要他用两条腿走动着去完成。办事认真，不辞劳苦的康宝忠，在那段时间常从早晨奔忙至深夜，致使心力交瘁。1919年11月1日，康宝忠突发急病逝世，年仅35岁。

　　康宝忠追悼会由蔡元培主持，马叙伦致悼词。蔡元培破例决定在北京大学停课一天，以示哀悼。康宝忠安葬于北京陶然亭慈悲庵高台下，同乡挚友于右任题写了“康心孚先生之墓”碑。可惜“文革”动乱，坟茔遭毁，墓碑得以存留。

　　康宝忠遗著有《社会学讲义》《社会政策》《伦理学》《中国法制史》等十几种，文笔为人称道。1922年，刘半农写的一篇文章说：“就我朋友中说，语言最干净，明白、有层次，有条理，而声调的高低起落，又恰恰合度的，只有三个人，胡适之、马寅初、康心孚，心孚可是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