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渊：实业救国先锋(2)

　　随后，孙中山跟何子渊聊起几年前便开始筹划极具开采价值的梅州琯坑钨矿，子渊如实作答：“因两县多年的山林纠纷，至今仍无法上马……”中山先生当即表态，“人事安排的事我会跟兴梅方面的同志打个招呼，只是日后渊公您的担子就重了——咁！”孙中山在与亲密战友讲话的时候，说到动情之处往往都会用“咁”来结尾，语气显得既坚定又有力，只是这一次“咁” 得特别重。

琯坑钨矿遗址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何天炯“支款”回来，坐了一会就示意老师 起身告辞，何子渊只好跟孙中山道别，先生执意将何子渊叔侄俩送到楼下大门口。宾主寒暄分手后，何子渊走出元帅府不远便停下脚步，问天炯：“刚才你何故如此慌张？”何天炯如实告诉恩师，元帅府几近断粮，“我发电报的费用，财务都无法解决”。子渊闻讯，焦虑万分，毫不犹豫，立即将自己随身携带的300大洋银票货款全部捐出，吩咐天炯马上送交有关部门。何天炯问子渊：“全部捐掉，我们吃饭怎么办？”何子渊厉声喝道：“少啰唆！十万火急，我们另想办法！”自此，何子渊对孙中山的认识又进了一层，并且深深被中山先生那种百折不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的精神所感动。

　　办完事后，何子渊连忙返回梅州，随即会同兴梅两县的各路人马，夜以继日地加快推进中华民国海陆军政府成立后，第一家大型地方国营股份制企业：梅州琯坑钨矿的筹备工作。

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陈炯明之间的政见分歧逐渐显露，两人意见不合的传闻时在坊间闹得沸沸扬扬。有一天，担任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的何子渊接粤军总司令部秘书罗师杨电话，要他火速来惠州一趟。原来，陈炯明想委托何子渊到广州摸摸中山先生北伐的底牌，看看有无通融的余地。于是，何子渊便立即带了几箱上等铭茶赶赴广州越秀山麓的“非常大总统府”，见到了正准备起程前往外地的孙中山。先生热情依旧，但言辞之间对粤军高层故步自封、小国寡民的思想非常不满，并授意何子渊力劝陈炯明率先垂范，尽快解决财政问题，支持北伐，“咁！”何子渊见孙陈双方各执一词，政见分歧、争执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便只好劝勉中山先生几句，点到为止。

　　在总统府跟孙中山先生分手后，何子渊匆忙赶回惠州，让罗师杨转告陈炯明，北伐护法之事“断无转圜的余地”。陈炯明颇感无奈，尽管内心多有不甘，但也只好顺从孙中山，至于最后摊牌，则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民国初年，由于执行了孙中山倡导的《实业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将矿权收归国有、减轻矿税、保护矿工、调查矿产资源、编制矿业发展规划、颁布矿业条例等促进矿山产业发展的方案，中国的矿产经营才逐渐兴旺起来，矿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民国五年（1916）全国有色金属钨砂产量便达到了2000多吨。但是，随即便发生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政面，时间长达十多年之久，矿山的生产和经营又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琯坑钨矿旧址牌坊

　　琯坑钨矿位于广东兴梅交界的窑上与油坊坳之间的狭长地带，隶属兴梅两县管辖，该矿矿石为石英脉型黑钨矿。主要金属矿物为黑钨矿、白钨矿、 辉钼矿、辉铋矿、黄铜矿、锡石及少量闪锌矿、黄铁矿。主要脉石矿物为石英，此外还有少量方解石、重晶石、白云母等。

　　当时，虽然发现矿床的琯坑山脉属梅州管辖，但山林水系汇集后却往兴宁方向流动，是宁江河的干流——石马河的源头，也是石马、径南、石壁等地五六万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的主要来源，亦可以说是兴宁人民的生命之源。而该钨矿开采又必须采用竖井开拓，浅孔留矿法采矿，特别是重力分选，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力资源。再说，矿井打下去以后，分支千头万绪，究竟往哪个方向走，确实难以掌握，万一往兴宁这边掘进，兴宁人民也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另外，兴宁百姓还担心矿山开采会破坏兴宁的龙脉、风水。于是，石马的父老乡亲便自发组织起来，从发现矿藏的宣统年间开始，定期或不定期地派人巡山，不准梅州方面开采矿藏。就这样，心结越结越大，无论政府出面，还是民间协商，都无法解决。

　　何子渊来到琯坑后，经兴梅两县县长的一致保举，出任琯坑钨矿董事长。刚上任，他便马上召集兴梅两县的士绅及地方头面人物召开联席会议，私下又单独做双方的思想工作，阐明利害得失，苦口婆心地规劝双方要从民族大义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摒弃前嫌，重归于好。另方面，他又着重点明山林水系不完全归私人或一家一姓所有，它关乎国家的命脉、民族的未来，万事万物都是变化无常的，风水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并不靠谱，说得大家心服口服，很快便促成兴梅两县利益双方达成协议——人、财、物基本按1∶1的比例组成，将矿山定位为地方国营企业。采用股份制的形式经营运作，凡是该矿开采出来的矿物均由广东省政府统购统销。其中一条外销线路是通过梅州海陆丝绸之路，经宁江、梅江、松口、三河坝、韩江，从汕头出海；另一条线路是通过陆路运输，先到灯塔，再经东江、珠江，从广州黄埔港出口。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18年2月，何子渊当机立断，主持简单的开工仪式后，便带领工人亲自动手打下了第一口矿井，宣告中国第一家大型地方国营股份制有色金属矿山企业：琯坑钨矿正式投产。开工伊始，矿工人数便达到了700多人，其中大半来自兴宁。

　　由于有琯坑钨矿这一主力的加入，当年全国的钨砂产量终于成功突破了万吨大关，一下子跃居世界第一位。

　　随后，何子渊又根据矿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董事会领导的矿长负责制”并定下“国营名义，民窿（编者注：营）开采，参股经营，政府统销”的规矩。在矿山几十年的经营过程中，这些制度和规矩均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不管政局如何变化，人事如何更迭，何子渊均一如既往与政府保持良好的隶属、合作关系，从无怨言，这对矿山的不断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该矿开采的钨精矿都统归广东省政府统一调配、销售、出口，自此矿产盈余便开始源源不断输进国民政府的财政系统。

　　何子渊几十年如一日，为琯坑钨矿的开采和建设费尽了心血，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抗战期间，年近75岁高龄的何子渊仍在省府要员陪同下， 坐着轿子到琯坑巡视当时已拥有2000多名工人的矿区，宣传抗日，筹集经费，为抗击日寇摇旗吶喊。

　　由于何子渊在位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琯坑钨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保持着良好的运作、发展态势，是广东省最老的国营有色金属矿山之一。1954年，琯坑钨矿顺利转型为由广东省人民政府管理的国营企业，选矿厂的生产能力也从当初的每天处理120吨原矿石增加到每天处理250吨。

　　此后，生产规模不断壮大，为新兴的共和国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琯坑钨矿一直开采到1989年底，历时70余年，最后因矿产资源枯竭，才宣告停产，成为历史印记。

　　2010年春，《何子渊纪念文集》编委谢胜宏一行到梅州琯坑进行田野调查时，见到了小时候曾在该矿做过童工的本地人高贵华。年逾八旬高龄的高师傅仍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动情地说：

　　“老工人都知道，琯坑矿是戊午年（1918）石马子渊公开（创办）的，他做董事长。我还知道子渊公打下的第一口井在什么地方。民国 二十七年（1938），渊公还坐着轿子来琯坑看过大家，在饭堂吃饭时，来看他的工人围得人山人海，当时我还小，就趴在窗口看见过胡须冉冉的子渊公。20世纪50年代‘土改复查’时，渊公的小儿子被打成地主，被扫地出屋。他的孙子，当时还是黄毛小儿的奇云几兄弟还在井下做苦力，捡过矿渣，洗过矿石，我还暗中帮助过他们，偷偷拿饭给他们吃……”

　　三、顺应时势　助陈联红

　　1926年7月9日，在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以广东为大后方基地，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率领下开始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并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撤往东北，被日本人刺杀于皇姑屯，随后东北易帜，中国终于实现了南北统一。

　　据统计，1929年琯坑钨矿的钨精矿产量达到了3000多吨，1930年产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也超过2000吨。从1918年开始，广东省政府虽然前后历经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陈济棠等多次粤系党政高层的变动，但每届政府均依靠钨砂经营的固定收入以及其他进项，维系了政局的基本稳定，并借以推动北伐、东征及各项政改方案的落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经济、政治奇迹。

　　20世纪30年代，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的南方政权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钨精矿的销售利润，其正常途径出口的钨砂80%以上，均来源于何子渊担任董事长的梅州琯坑钨矿。1984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美籍华人陈树柏（陈济棠的儿子）时，特地夸赞“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当年，尝到甜头的陈济棠为了从江西获取更多的钨砂资源，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不惜铤而走险，背着蒋中正与红军结盟。而何子渊在获悉线报，明知陈济棠有异动的情况下，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坚持实业兴国的宗旨，支持广东国民政府，帮助陈济棠稳定政局，与中共结盟，从而客观 上支援了红军长征北上，进入陕川。

　　陈济棠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意欲将红军压入粤境，使红军腹背受敌。陈济棠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假意配合中央军拦截红军，一方面暗中建立与红军的通讯联系。

　　1934年，红军在转移前夕，与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了秘密谈判，为“借道”广东并突破国民党中央军的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陈济棠曾关照手下人说“不受袭击，不准出击”。

　　中共与陈济棠的正式接触始于1934年夏天。10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红军亦由此决定了北上转移路线。这次秘密谈判效率之高、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上并不多见。

　　这次谈判之所以能迅速完成，背后固然有许多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但经济方面——赣粤贸易合作是极重要的推手。自中央军1932年起参加对苏区的“围剿”到签订停战协定，粤军与红军之间形成了“明打暗和”的局面。

　　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十余种封锁法规，在所有山口要道，设立关卡哨所，禁止米粮、食盐运入苏区。特别对食盐和煤油这两样苏区不能生产但又必需的生活用品实行“公卖”，同时严禁苏区货物输往白区。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4月，苏区政府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里设立对外贸易局，专责打破封锁，发展对外贸易。位于南部的赣县江口贸易分局就是苏区最大的贸易分局。

　　福建事变后，国民党方面在闽西加紧封锁，导致苏区更加倚重以江口分局为支柱的南部贸易。而从地理位置上看，南部贸易面对的正是陈济棠的辖区。

　　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盐、布、药等物资价格虚高，加上苏区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打通赤白贸易，吸引了不少白区商人偷运货物与苏区进行交易，其中就包括通过兴宁、梅县山路，将货物偷运到江西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何子渊当年曾极力劝说孙子何桂芳等一大批家属、子弟参与其事，如子渊的堂弟何盛生（俗名：亚铭叔）就曾经在石马墟开设货栈，组织货源，利用光汉茶庄、渊庐、五洲酒家等服务设施，为各地挑夫、客商提供食宿、劳力等方便，待他们将食盐等货物安全转运到目的地，返回石马圩后再跟他们结算货款，用赊账贸易的方式大幅增加了与苏区的易货量。

　　当年，蒋介石虽然下令严查，但偷运之事仍然屡禁不止。有些大商号更是与驻军勾结分利，特别是陈济棠控制的粤赣边境，贸易往来常常是由商家出面，粤军只参与分利。广东方面供给食盐、布匹、西药等物资，而苏区方面则供给钨砂、粮食和食油等。

　　自20世纪初，钨的价值被世人发现及应用后，便立即成为各国工业界，特别是军工界的宠儿。与此同时，中国岭南兴梅地区的钨矿资源亦被发现并开采。这也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钨业市场的中心。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每年的钨精矿产量已占到世界产额的60%以上，而赣南的钨产量当时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0%。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广东地方政府和苏区政权三者围绕赣南这片土地而进行的博弈中，钨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从1930年起，就开始谋划钨业统制，并打算借“国营统制”之名控制全国钨矿的开采、加工和销售。广东方面，陈济棠觊觎赣南钨矿也已多时，广东有临近赣南钨矿主产区的地理优势，又占据着通过香港进行对外出口贸易的便利条件。陈济棠长期把持了钨矿销售的南路，几乎垄断了全国钨砂出口量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苏区方面，从开辟赣南根据地直到长征撤离的几年间，陈济棠实际掌控了除大余之外的会昌、安远、于都、泰和等赣南主要的钨矿产区。

　　苏区政府高度重视钨矿的生产，1932年春专门成立了“中华苏维埃钨砂公司”，将钨砂贸易作为对外贸易非常重要和非常活跃的组成部分。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掌权后，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钨矿买家。德国对战略原材料的需求不仅得到南京中央政府的积极回应，同时也得到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地方军阀的响应，陈济棠就是其中一个积极分子。“剿共”一年余，陈济棠就联系上了德国，希望以资源换取军火。

　　1933年7月20日，德国国防军驻华代表汉斯·克兰与陈济棠、李宗仁一起签订了第一份粤德合作协议《中德交换货品合约》，规定德国须帮忙在广州的潖江口修建系列兵工厂，两广以货代币支付相关款项。1934年7月20日，克兰又与陈济棠签订了一份秘密易货协定：以中国的原料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品”，总额达到了2亿马克。

　　德国与南京政府签订的易货协定曾规定中国政府必须每年向德国输出价值360万元的钨砂，大约3600多吨。同样，广东方面向德国支付的主要货物也是钨砂，数量不少于此量。由于陈济棠与德国签有两份易货合约，因而，在中德钨矿贸易中，陈济棠才是比南京政府更大的卖家。陈济棠曾经对德国代表表示：其重整军备所需要的矿产原料，尤其是钨矿，实际上是垄断在广东省政府手上的。

琯坑钨矿尾砂坝之一

　　1929年，广东钨矿产量为3582吨，1930年为2433吨，而同时期赣南钨矿的产量分别是5944吨和3805吨。可见，广东本省的钨矿产量差额必须由赣南地区来补充。对陈济棠来说，最好的结果是能借助“剿共”之名成功占据赣南，然后再名正言顺地控制整个钨矿产区。当年红军长征离开苏区后，粤军便一直占据赣南，赖着不走，此举令南京方面亦颇感无奈。

　　1932年至1934年间，红军狙击与袭扰参与“围剿”的粤军，不仅打乱了陈济棠试图一举侵占赣南钨砂产地的如意算盘，而且也明显消耗了其军事实力。

　　在这种情势下，明里“剿共”，暗里贸易便成为陈济棠名利双收的大好事。只有兵不血刃顺利送走红军，才能得到稳定的政局和公开的钨砂来源。

　　从这个逻辑出发，陈济棠亦正是因为拥有何子渊琯坑钨矿源源不断的钨砂来源供应，以及广东这么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进而促成了他粤德贸易协定的签订，同时也促成了他与红军在长征前夕的谈判之举。最后，红军终于突出重围，并顺利通过粤军防区，安全北上，到达陕北。

　　——本文第三节部分内容参见卜松竹的《陈济棠为钨砂 抗蒋联红》，载于2013年11月30日的《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