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楚的文武人生:孙中山眼中的一代儒宗

辛亥革命网 2019-01-16 09:52 来源:城市地理 作者:绾绾 查看:

在重庆历史名人馆,有一尊威严肃穆的雕像,从他的姿态与神情中透出一股浓浓的书生气。但他并非只是文弱书生,他是辛亥革命志士,也是有名的教育家。他便是向楚。

  跻身“赵门三杰”之首

  在重庆历史名人馆,有一尊威严肃穆的雕像,从他的姿态与神情中透出一股浓浓的书生气。但他并非只是文弱书生,他是辛亥革命志士,也是有名的教育家。1877年7月,他出生于旧时巴县(今重庆巴南),到1961年逝世,一生可谓辗转曲折。前半生为革命挥洒热情,后半生则潜心教育与学术,他便是在重庆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的向楚。

  和许多文人志士出身不同,向楚并非出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巴县的一位商人。不过,向楚白幼知书识礼,加之天资聪慧,读书勤奋,学习起来总是如鱼得水。他19岁入县学,因成绩优异,考入了东川书院(今重庆第七中学)。当时荣县县长赵熙正好在重庆主持东川书院的工作,赵熙是蜀中“五老七贤”之一,也是享誉盛名的“晚清第一词人”。他擅长诗词书画,总是“下笔如有神”,世人对其才情与格调颇为欣赏,民间流传有“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之说。赵熙秉承张之洞办尊经书院的宗旨,坚持让学生们遍读群经,向楚有幸身处其中,饱受熏陶。

  向楚开始致力于汉唐经学和声韵文字学,一向才思敏捷的他以其突出的成绩,深得赵熙赏识。再加上极善诗文,向楚很快在书院里成为焦点,当时的人们把他与同学周善培、江庸一道,合称为“赵门三杰”。

  变学堂为革命大本营

  1906年初,重庆成立同盟会支部,众人推举杨沧自主事,向楚与杨沧白是惺惺相惜的知己,在杨沧白的介绍下,向楚加入了同盟会,同时深入其核心组织——乙辛学社。为了壮大同盟会组织,向楚与杨沧白二人一起到永宁中学堂任教,开展革命活动。他们以学堂为根据地,跟当地同盟会革命党人团结起来,在教育界及青年学生中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在学堂里,向楚与杨沧白对学生传道授业时,都以谈论古今形势为主,他们向学生推荐晚明顾炎武、黄梨洲的著作,以及《民报》《国粹学报》等进步刊物,竭其所能地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識。学生中思想比较先进的杨伯谦、陶子琛等人,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事态一片大好,向、杨二人更与校外革命党人紧密联合,站在同一阵线,互通信息。一时间,永宁中学堂如同革命的大本营。

  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成功,受革命趋势影响,同年年底,重庆革命党人在朝天观举行市民大会,宣告重庆摆脱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向楚与同仁朱之洪等人强迫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剪辫子、缴大印,两位晚清大臣跪地投降。接下来蜀军政府成立,向楚当仁不让,成为其秘书院院长。

  为蜀军政府鞍前马后

  身为秘书院院长的向楚忙于蜀军政府的各项琐碎事宜,蜀军政府创立之初,资金短缺、周转不顺,向楚受命于危难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接收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和浚川银行。

  他一改书生的斯文,只带了两名士兵一同前行,如同战士一般,不怒自威,两所银行乖乖地将全部账册交出。向楚冻结了他们所有的财资,又将两家银行的全部存款提走,接收完两大银行之后,蜀军政府总算摆脱了恼人的经费问题。按惯例看,接收资产这种美差,经手的官员多是要捞一大笔的,其实,当时也有部下主动要把部分款项转入向楚名下,只不过公正无私的向楚不肯私吞公产,果断拒绝贿赂,于是全部移交了。

  不久,大汉四川军政府于成都设立,蒲殿俊被推为都督。但不到两周就遭遇兵变,由尹昌衡掌握了实权,他公开提倡袍哥化管理,并在都督府大门挂出“大汉公”的招牌,自封为其“舵把子”。还频繁出入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大家也都给足面子,为他挂红、敬酒。如此来来回回奔走,拜客披红,以致于都督府需处理公务竟找不到管事的。而全成都公口林立,鱼龙混杂,一些人背刀挂彩,出没在公众视野。各地袍哥组织一时朝成都奔涌不止,这激起以蔡锷为首的滇、黔、湘三省军政府大为不满,他们联名通电斥责成都军政府,并扬言再不收敛,就要进军。尹昌衡见大事不妙,赶紧采取应对之策,他灵机一动,转而求助“邻居”——重庆蜀军政府,试图与重庆蜀军政府合二为一,于是向楚成了一道“桥梁”,奉命在成渝两地之间协商。

  在向楚的屡屡奔走之下,重庆蜀军政府最后并入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向楚则担任秘书厅厅长。然而很快,政府内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张培爵被排挤出川,都督之位被篡夺,一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1913年,向楚也被迫离开川渝,迫于形势,他不得不改了名字,暂住在过去的门生李明远家,几经折腾,后来逃到上海,终日隐藏在朋友家里闭门读书,埋头治学。他回想起蜀军政府这段往事时,常懊悔自己忍让退避,主动放弃了至关重要的兵权,结果令小人得志。

  “蔚为儒宗”编修《巴县志》

  1918年,向楚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财务厅厅长,不久以后又成为大元帅府的秘书。孙中山对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刚正不阿的为人极为欣赏,亲笔题写“蔚为儒宗”四个大字赠予他。

  向楚前半生都投身革命,到了人生下半场则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最大的贡献要数主编了《巴县志》,过去重庆城实际上就是老巴县的地盘,《巴县志》只编写了关于老重庆的东西,长时间以来,专家、学者们曾多次编修《巴县志》,均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善。

  1933年,朱之洪奉当时巴县县长唐步瀛之命,成立了巴县文献委员会,他被推举为巴县编纂委员会委员长,全面主持编撰《巴县志》。因平素交好,朱之洪第一时间就想到聘请向楚担任县志总纂,那时的向楚是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德高望重。面对好友之约,向楚爽快地答应下来,而他一向精益求精,要做就要做到极致。向楚深感:要出一部好的县志,没有几位笔杆子做保障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不顾舟车劳顿,拜访了前清文人梅际郇、文伯鲁等,诚恳地邀请他们出山。向楚虽然已是近花甲之人,但仍积极奔走,颇有“三顾茅庐”之韵。他安排餐食送至同仁们住处,每天早上醪糟蛋、中午晚上煨猪肘,请杂役替他们打扫。同仁无不感动,大家立表目、订条例,《巴县志》的编纂工作井然有序开展起来。

  在向楚的带领下,大家遍读古册,严格考证,他们把逝去的历史最大程度地挖掘和记录下来,从而让重庆拥有了—部拿得出手的地方志。对于旧《巴县志》原有疆域、职官、建置等类别,向楚因时制宜,在保存大量明清史料的同时对内容做了增补,增加了交通、市政、革命军始末……若涉及外事纠纷、教案等,他便详细选载在“交涉”一卷中,只为记住晚清丧权辱国之耻,让人民振作自奋。而向楚又根据亲身经历或老巴县原有的编年纪事,亲自撰写了《革命军始末》《事纪》《叙录》等,他表示说,读书人做学问,讲求兴邦济世,即学问应服务于国家,作用于社会。

  耗时四年,《巴县志》才得以面世,新编修出来的书,与明清王尔鉴的旧志相比,有很多创新,在全国也算得上好志书。至今,专家学者想要研究重庆的历史风物,向楚编纂的《巴县志》仍是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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