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辛亥革命三杰(2)

　　不久，同盟会战略部署转为运动新军参加革命，他们按照孙中山关于集中力量在广州起义而各省响应的计划，暂缓发动滇西起义，于是把滇西革命工作交由张文光负责。黄子和、马幼伯、杜寒甫、吴品芳等人秘密转移到昆明，重点运动清政府的新军，[ 吕天民：《杜韩甫事略》，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24页。]临行前他们与张文光约定，若腾越举事则昆明响应，若昆明举事则腾越响应。

　　长期在滇西活动的同盟会员转移到省城昆明，建立了革命机关。黄子和考入新军第三十七协任排长，马幼伯、杜寒甫负责在军外联络哥老会和发动民众力量。

　　马幼伯等人以三迤总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张贴宣传品，或集会作演讲，集会地点在黄河巷纸行会馆，或在龙井街两湖会馆及两粤会馆。留日回滇的同盟会员杨大铸、黄嘉梁、王九龄、王湘等人皆与三迤总会密切联系。

马骧（字幼伯）

　　云南的哥老会盛行，在城市乡村里都公开组织活动，凡是旅社、茶室和酒馆等处都是他们的市场，风行一时，参加的人很多，尤其是当兵吃粮的人没有不参加哥老会的。[ 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36页。]在滇西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人，同时具有同盟会和哥老会双重身份。

　　马骧不仅是同盟会员，而且是洪门哥老会的高层负责人，马骧在昆明又介绍哥老会千余人加入革命队伍。台湾出版的《开国战史》评价：“马幼伯、张文光入党，革命遂得哥老会之赞助”。

　　黄子和以哥老会身份为掩护在军内进行发动工作。在新军内部无敢肆言的环境中，每夜熄灯令下，黄潜入士兵宿舍，燃烛低呼，痛陈清政府种种罪行，“由是遍及全营，未一月而一军皆思反正，执政者不之觉也”，“如是久之，滇军泰半入党矣”。[《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69页。]士兵发动起来后，又开始发动军官。

　　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陆续毕业回国，在新军中担任了各自不同的职务。李根源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沈汪度任讲武堂监督，专任教员有顾品珍、李烈钧、刘祖武、唐继尧等十余人。蔡锷任三十七协统领，罗佩金任七十四标统带，各营管带有李鸿祥、谢汝翼、庾恩旸、韩凤楼、李凤楼、刘存厚、雷飙等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

　　黄毓英被选为同盟会昆明机关负责人，深入到军内各营各队做工作，与讲武堂、体育专校学生广为联络，把革命力量结成团体。

　　台湾出版的《开国战史》记载1911年同盟会准备起义情况：

　　 “时同志王九龄、杨大铸等，在昆明举行国民大会，并派同志往大理、腾越、昭通、东川、蒙自、开化、建水各属，组织国民会，而张文光亦在腾越设立自治同志会，秘密进行革命工作，及广州起义，急谋响应，为腾越道耿保奎侦知，欲密捕之，腾越同知温良奕以张之潜势力甚厚，恐激之过深，酿成变乱，乃行排解，勒令取消同志会，缴毁证书，离开腾越，其事始寝。而同志马骧欲在大理举事，为协统曲同丰侦知，遂潜往昆明。”[ 台湾当局史政局编纂：《开国战史》（上），1976年台北正中书局印行，第197页。]

　　蔡锷不是同盟会员，于1911年５月从广西调到云南，担任新军三十七协统领，在政治方面不作任何表态。有一天黄毓英冒险去发动蔡锷。“当黄到蔡家去见蔡，说明来意后，他问黄：‘你怎么敢来见我？’黄答说：‘不怕你，我才来见你，要是怕你，我就不来。’黄将云南当时的情况详细谈后，蔡慨然对黄说：‘我接受你的来意，请你转告同人，我自会利用时机，机会到了就干，但是要特别小心，不要稍有泄漏。’在这个时间，凡是李经羲对士官生中有怀疑的人，蔡都尽力代为解释和掩护。”[ 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139页。]后来条件成熟，蔡果然参加了革命并起到重要作用。

　　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取得胜利。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张文光在滇西领导腾越起义成功。

　　消息传到昆明，云贵总督李经羲对革命形势非常惊惶，不仅调集兵力加强了武装戒备，而且撤掉了昆明新军内黄毓英等几个“想反叛大清”的军官职务，对不便撤职的军官罗佩金、李鸿祥等，又行调虎离山之计委派出差。李经羲还下令收缴士兵枪支，情况已很紧急。

　　被发动起来的军官们，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起义。有些军官仍然对起义犹豫不决，同盟会昆明机关负责人黄毓英气愤极了，在会议上大义凛然地逼迫军官们起义。《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记载：“黄君提议后，在坐者俱面有难色，黄睹此情景，勃然大怒曰：事急矣，诸公若不从我之主张，倘事机败露，余亦不愿独享烈士之名，必谓与诸公同党。群皆吐舌，呆若木鸡。于是最高级之军官，皆以黄君之言为当”，在众军官呆若木鸡时蔡锷赞成黄毓英意见。[《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原件存云南省图书馆。 ]

黄毓英（字子和）

　　农历九月初九日晚9时，驻北校场的士兵抬运子弹被反动军官发觉，引起冲突，起义遂提前几小时举行，李根源和李鸿祥率领北校场的七十三标两个营向昆明进发。黄毓英、王秉钧、杨秀林、蒋光亮等剪断电话线，搭人梯爬城墙，砍铁锁打开城门，让军队进城。

　　马骧等军外同盟会会员当天晚上在李应恒家厢房等候，待黄毓英等人攻城的枪声响起，即率领城内的民众武装力量投入战斗。[ 廖贻武：《辛亥革命前后的马骧》，载1987年12月12日《春城晚报》第三版。]

　　城南的巫家坝方面，夜间十二时蔡锷率领步兵七十四标三个营和炮标两个营，由巫家坝出发向省城进攻。

　　起义战斗打了一整夜，第二天中午终于取得全面胜利，敌人被打死二百余人，伤百余人，起义军亦牺牲一百五十余人，负伤三百余人，惨烈悲壮。[ 冯自由：《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载《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出版，第211页。]

　　1911年11月１日成立云南军都督府，黄毓英在重九起义中功劳最大，拥护的人多，“事定，于五华山建立军政府，众意属公（黄毓英）领都督。公以资望学识，当首推蔡君锷，议乃定”。[《黄武毅公事略》，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71页。]

　　辛亥革命时期，民众为什么把杨振鸿、马骧、黄毓英称为“云南革命三杰”呢？究其原因可发现，杨振鸿是早期传播革命火种并勇敢推进的代表人物；马骧是广泛发动哥老会和民众力量参加革命的代表人物；黄子和是发动新军官兵促成重九起义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