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辛亥年交大校友张大椿与孙中山的同船情谊

张大椿

　　平心而论，历史上的许多交大校友在与著名的历史人物、重大的历史时刻、重要的历史事件之间，总能颇有缘分地与之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最近，上海文史研究馆《世纪》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1911年我与孙中山同舟返国”的口述文章，该文的口述者名叫张大椿。通过查阅交大人物档案史料，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位张大椿曾是就读于南洋公学中院的校友。而他所描述的与孙中山先生“同船共处三十余日”的友谊故事，恰恰发生在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领袖孙中山从海外动身回国，准备筹建中华民国政府的历史背景下。

　　张大椿之所以能有幸与孙中山先生有这次短暂的直面接触，要从他个人的生平经历说起。张大椿（1883—1978），字菊人，浙江嘉兴人。1899年2月入南洋公学外院就读。1902年，公学爆发了一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反专制的学生风潮——“墨水瓶事件”，造成200余名学生集体退学。张大椿也在退学学生名单之列。之后，大部分退学学生在特班总教习蔡元培的斡旋之下，组成了爱国学社继续学业和抗争，张大椿当时也是学社中的一员。直到1903年7月“苏报案”事发，爱国学社停办后，他又转入马相伯主持的震旦学院。1905年因法国教会势力的干预，震旦师生与之决裂，学校解散，复旦公学诞生。复旦成立之始，师资力量十分单薄。于是，一些初级课程便由学生中的优异者执教。当时，南洋公学出身的许多学生都曾当过教师：如项骧主持教务，邵力子担任法文教学，张大椿负责英文教学等。

　　1905年12月，清政府组织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张大椿作为赴美留学生与之随行。此后，他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电机专业。毕业后即返回上海，在当时被称为“革命运动机关”的中国公学担任教务长。1911年夏，张大椿辞去中国公学教务长一职，赴京参加留学生廷试。结果他廷试列入一等，授予工科举人，以主事用，分发海军部。正当他在犹豫是否去海军部报到时，忽然接到沈阳东三省当局来电，委派其赴美参加国际市政展览会及筹办沈阳工业试验场。因张大椿本不想为官，遂决计放弃海军部的出路，应召赴沈，受派赴美参展，并考察美、英、比、法等国工业。

　　就在欧美游历期间，革命军占领武昌的消息传到美国，素来同情革命的张大椿也显得异常兴奋，他也无意久留欧美，急欲结束异国旅行。1911年11月20日，张大椿取道法国马赛港，等候从英国开来的邮船，以便搭乘回国。而当日他所要搭乘的邮轮恰恰正是孙中山先生返国之船。由此，张大椿才有幸直面一睹这位伟大革命领袖的“庐山真面目”。

　　据张大椿的口述回忆，他结识孙先生的情景是这样的：“当时我坐的是头等舱位，外国邮船照例要把头等舱乘客的名单排印公布，上船后，我看到名单上有一个日本人，名叫中山博士(Dr.Nakayama)。到了次晨，我看到孙中山先生出现在船面上，虽然我和孙先生素未谋面，但是他的照片是我所熟悉的，我就肯定了名单上的中山博士就是孙逸仙博士的化名，当时的外国人只知道孙逸仙博士是中国革命领袖，而不知道孙中山先生之名。所以，我就冒昧地走上前去，操英语(因为孙先生当时还不善于讲普通话，而我则不会讲广东话)问他：‘你是不是孙逸仙博士?’他答应说：‘是的，不过在旅途中，为了避免报馆访事的麻烦，所以不用原名，请你勿替我声张出去。’我当然一口答应替他保守秘密。当时与孙先生同行的只有四人(连他自己在内)……他们一行四人在船上的居住饮食，都被安排在一起，而我则以中国人的关系，也被安排和他们一道。因此，我的卧室就在孙先生的卧室对面，在食堂内也安排在同桌吃饭。这样，就使我们有朝夕相见的机会，有时和他们一行共同谈话，有时和孙先生单独谈话。”

　　当两人彼此相识以后，张大椿首先开始介绍自己是一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这次是由东三省当局派我到欧美考察实业的。孙中山听说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似乎很感兴趣，就说他曾到过耶鲁大学，是在1904年去访问王宠惠和陈锦涛两位同志的。那时这两人都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王宠惠学的是法律，陈锦涛学经济，并询问张大椿是否相识。张大椿兴奋地告诉孙中山，王宠惠和陈锦涛都是自己在南洋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宠惠时任英文兼外国史地教习；而陈锦涛则任数学、整数、算学教习。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组织内阁时，王宠惠与陈锦涛这两位交大校友分别担任了外交总长与财务总长。两人很早便加入了兴中会，与孙中山先生素有渊源。

　　此外，张大椿还把从南洋公学退学及参加爱国学社的经过都告诉了孙中山。孙先生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同情革命的青年，而并不因他为清政府服务而有所歧视，并且还邀请张大椿日后投身民国新政权的建设。

　　之后，在30多天的同舟相处中，两人不是讨论国家大事，就是讨论世界大势。张大椿认真聆听了孙中山关于民生问题、土地价值问题、考试问题以及有关于弹劾等问题的不凡见解。

　　1911年12月26日，邮船行抵上海吴淞口。沪军都督陈其美早已派出一艘小火轮在吴淞口外等候，迎接孙中山上岸。当张大椿看到这条小火轮上悬挂着一面红黄蓝白黑五色旗的时候，心中又兴奋起来，回忆四个月前离国时黄浦江上的船只还都悬挂着黄龙旗的，而今天却换了新国旗。这使他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制被打倒，当然应该归功于这位孙先生。孙中山一行下船前，与张大椿握手道别，从此再未见面，三十余日的同舟友谊就此划上圆满的句号。

　　时隔三天，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再隔三天，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当天宣誓就职。而张大椿回沪后，则认真整理考察资料，写成报告，寄给东三省当局。但当局人员已换，时局很乱。后有友人介绍他到南京新政府去做事，但他认为革命成功后，当用其所学，不愿投入政界。1912年6月他进了汉治萍公司，并被派到萍乡安源煤矿当发电厂工程师。再后他受邀到北京大学文理学院任教授。解放后，1956年，他被聘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