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林自述（1）

　　编者按：本史料是定居香港李福林的公子李业宏先生送给广州市海珠区政协，后由该区政协送来的。为了使研究史料部门和记者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对来稿仅作了个别文字修改，现全文刊载。

　　李福林生于1874年，卒于1952年2月11日，终年78岁。他是国民党政要，早年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拥护孙中山先生，曾参加过镇南关之役、庚戌广州新军之役和辛亥三·二九之役，以及光复广东、护法运动、驱逐旧军阀莫荣新、平定商团叛乱和刘（震寰）、杨（希闵）叛乱诸战役。但1927年12月又参与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这些都是人们特别是广州人民所共知的。至于史料中谈到他在日敌沦陷广州前在香港与日军暗中联系，拖延了日军进攻广州时间之事，则留待史学家去研究评说。

　　据称史料成于1936年、1942年作了补充，以后李业宏又作了补充。史料不少语言称谓以及对事件的看法，特别是对镇压广州起义之事，都是站在其本人立场来看的；另外对一些事件例如对平定商团叛乱和刘、杨叛乱的叙述都有夸大其所起的作用之辞。有些地方为了保存原样未作修改，如“福军所在之地俱得民心，给与人民以福利”等，读者在阅读此材料时请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李福林的立场。

　　一、引言

　　我于民国廿四五年间（1935、1936年间）写过一篇（李福林从事革命经过）。那时我住在上海，把一生的亲历事迹回忆起来，口授给秘书陈藻卿，代我写成文字。事去如今已六七年，我的人生历程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资料。因此，立意找一个机会再写一篇，而且，前一篇有许多未能详尽，须要补充。后来得到老战友莫纪彭的帮助，把稿子写成为《李福林革命史料》。

　　二、辛亥革命以前的我

　　我本来是从老农老圃中养出来的一个子弟。家在广州河南之南十里的大塘乡，原属于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县。由十六世祖调元公在这里开宗立族，祖祠就叫做调元堂。调元堂一族又是邻县南海县中村乡的支裔。自分支以后几百年来，到民国前后，族中人丁共有千余人。族中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知孝弟力田，虽然也有读书识字的，但参加科举，考得功名的却甚少。祖父耀汉公是一个纯洁的乐善好施的农夫，活到70多岁，未曾离开过大塘老家一步，父亲沛尹公仍世守其业，46岁便辞世，祖父是个自耕农，有田百亩，到了父亲时仍有60余亩，并有竹园一片，种的是笔竹。农事之余，我常扛着斩下的笔竹随父亲交到广州双门底的造笔庄去，可称小康之家。不过其时我家有个叔父要娶亲，便把一部分田产变卖了，完成这头亲事。后来家境渐渐衰落，当每造禾稻收完之后，还要从事农副业种菜或杂粮，来维持衣食，然后一家始免于饥寒。母亲吕氏中年去世，她和继母姚氏一共生下我们姊妹兄弟10人。我名叫兆桐，排行第四，上面有3个姊姊，五弟六妹八弟均早亡，七弟名兆台，跟我参加革命，广州光复（注：1911年11月广东脱离清政府称为辛亥广州光复）时是福军的一个队长，奉了胡汉民大都督之命去剿伪都督张承德时阵亡了。九弟兆芳幼年随同乡苏庭章往哈尔滨佣工，念过两年俄文，故后来能替我和苏俄顾问之间做一点普通的传译，十弟兆麟曾随军当营长，后来病亡了。这么大一家人口，自父亲去世后，责任就落在我和七弟两人的肩头上了。当年家中生活艰难，不言而喻，惟有苦苦支撑。反正在这苦斗期间，我从未敢忘却好施的祖德，每于族中看到纷纷纭纭的事情，便挺身去排解，排解不了的就掏出腰包，十两八两不等去“垫台脚”。虽然垫了钱，日后人家或者会还给我，但在垫的时光是没有计较的，调元堂内所有大大小小解决不了的事，由我一言而立决。居乡之日，居然成了一个和事佬，得到同族的景仰。

　　我在幼时只读过3年乡塾，也不想往科举场上去躜。这时清廷因鉴于军备的落后，在广州的黄埔兴办了水师学堂（约在1895-1900之间），我就在那学堂当上了号兵，因而结识了一些水师（海军）学生，后来被调到协领衙门当值，这和下述事件就有一定的关系了。

　　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那年我28岁。邻县顺德有李胜其人，既是同宗，又有世谊，在广州双门底开了一家洋货店，叫做成聚，已历三世，生意一向兴隆。他于某一日离了成聚，身上怀有百多圆白银毫子，路过禁地大市街，并被捉到米市街的清协领（协领为清武官，将军之下有都统，副都统，往下就是协领，在佐领之上）衙门。那时广州城偏西的大市街和米市街都包括在满族聚居的旗下街之内。平日汉人出入这些地带都怀抱着不安全感，认为是危险地带。有钱的男人不敢通过，有姿色的女人也不敢通过。民国元年以前在旗下街被劫财劫色，不能过问，稍有争执，还被送到协领衙门内，准备杀人灭口。

　　李胜母亲连哭带喊跑到大塘来纠缠着我们，日夜不休。怎么办？大塘李族取得功名的很少，没有什么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截了当地把他抢回来。

　　于是某日黄昏，我率领6人，带齐武器，冲入米市街协领衙门，要把李胜抢回来。我们乘着协领大人外出未归，闯进协领衙门，直入二门，遇到几只恶狗扑上来狂吠。二门里有几个女人正在探头 张望，当即喝令她们把狗勒住。进了二门，问明李胜所在，把他接了出来，坐在大堂之上把关。接着穿入上房，转入库房，取了元宝8万两，已经满载。这些元宝，每10两为一锭，锭面烙有“归善”、“博罗”等字样，证明都是从两县榨取得来的东西。连同李胜一行7人，大踏步走出衙门。正当此时，衙门外有马铃声响，随声来到二门。但听得马铃声中夹杂着马上人高声叫骂“他妈的，他妈的”。原来是协领大人外出回衙。我们报他一枪，马上人被唬得夺门而奔。我们有些人追上前去，忽觉得脚下踏在一件实物之上，爆拆有声，拾起来一看，是一颗跟荔枝一样大小的珊瑚顶子，已经碎裂了，原来马上人连翎带顶都已遗弃在地面上。我们也不再理会他，一行人摸黑由归德门出了城。只见城外谷埠灯光灿然，这是广州紫洞艇的湾泊处。一行七人就落紫洞艇叫妓痛饮，闹作一团。那8万两分为三分。第一份，给予李胜，让他去南洋。第二份，诸人多愿领往南洋一游。第三份……数年之后，杨广在吉隆坡开发荒地，在荒地中发现了无数野树榕（即橡胶树），居然成了树榕园的主人。又过数年之后，我也亡命到了南洋。有一日，行经吉隆坡马口车站，碰见了他。隔别十多年，老友重逢，悲喜交集。他要招待我，引着我，朝着一间大厦那边走去。我私下估计，老杨必定是在那里佣工的。谁知，我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他已成了这座大厦的主人。

　　协领衙门遭劫狱，行文广州府，分发各属县，通缉我们6人，并悬红1万两通缉巨匪李兆桐。以李兆桐为首，率徒劫狱，全省震动。从此，逼上梁山。为了生活，劫富济贫，建筑坚固的当铺也照样的如取如携；为了生理的需要，宁劫妓寨，从不沾污良家妇女，别人抢一个，我挟着两个。我的手下李雍，是个彪形大汉，生得孔武有力，混名叫“大只雍”，另一个手下林驹，生得小如玩具的公仔，混名叫“公仔驹”。每劫当铺，李雍手握大铁锤，先把坚固的青砖墙打破一个洞，林驹从洞口钻入，打开大门。有一次被官差探得我回到大塘，派兵突袭围捕。当时手无寸铁，人急计生，以烂布包着玻璃灯筒，威吓追兵，突围而出。从此得了个混名“李灯筒”。后来在安南河内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以我能够逢凶化吉，给我取名“李福林”，别字“登同”。因为先生常以世界大同，作为理想，故以同登大同之域共勉也。此后，同志见面，就以“登哥”相称，我是不以为忤的。

　　大约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革命党人李纪堂由香港派了使者二人来到大塘，与我商量加入革命党。当时并未答允，因为那二人颇有可疑，再过两年，我才成为革命党徒。那二人，一名黄青，一名黄耀，同是大塘附近瓦窑乡人。青是绿林豪客，与我素善，清政府对他悬红1000两缉拿，耀则是香港政府的暗探，替两边政府作卧底，企图出卖黄青，此来必定是利用青来出卖我，而李纪堂犹在五里雾中，绝无所知。过后数月，青果然中计，由香港被解回省。一命呜呼。

　　三、孙中山先生邀我赴河内

　　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我正在乡间过日子，一日忽然报道有乡人马吕从南洋回来，要找我见面。次日我们见面后，得知他是奉了孙中山先生之命回来邀我立即前往安南。马吕回乡原是负有秘密使命的（他后来参加辛亥三月廿九日广州之役牲牺，是七十二烈士之一）。当年，他是孙先生召我的密使，引我走上革命之路的人。过了几日，我们便到了安南的河内，谒见了孙先生。即日孙先生便邀我加盟，并亲自讲解了我们为何要革命，和革命的宗旨。多年来，心中纠缠着许多疑难问题，一旦豁然如梦初觉。我一向认为与清朝政府作死对头，被以匪徒看待，悬红通缉是我的荣誉。加盟以后，住在河内足有两个月。日中，不许我们在外面乱跑。孙先生告诉我，这里清廷的耳目众多，仍要提防。夜间，定了革命的功课表，把我当作学生给我上课，如遇到时间忙不开的那一晚，也不肯就此缺课，临时叫黎仲实代课。这时，仲实住在河内，到林焕庭处帮他教书，为我这样一个老学生代夜课，累他日夜奔忙。在授课期间，孙先生打电报到钦廉，把胡毅生叫来和我认识，吩咐他日后领导我做革命的工作。

　　其时，镇南关战事正在酝酿，孙先生召集了黄克强、胡汉民、黄明堂等来到河内，计划如何夺取该关。计议已定，即派我随同明堂等从间道开赴前敌。战事相当激烈，敌我相持不下，经过七昼夜血战后，卒之占领该关，是为革命史上有名的镇南关之役。于是革命的声威大振，依照原定计划，还有国际援助，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忽而局势一变，为清廷走狗陆亚宋（即陆荣廷）纠合近地营勇，拼命反攻。我军渐渐不利，据守孤关，弹尽援绝，遂告失败，这就是孙先生在自传里指出的第六次失败。

　　失败过后，孙先生率领同志退回河内，我也是其中一人。是役为我参加革命战役的第一次，又是分得革命工作的第一份，当日的心情是痛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