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骏：柳亚子的忘年交

　　周祥骏，江苏睢宁人。幼嗜读书，壮怀豪情，主张变法自振，利群救国。后加入南社，欲“以文学起革命”，1914年被张勋杀害于徐州武安门外。烈士就义后，二子一女长媳四遗属都加入南社，可谓志抱一门。

　　按照柳亚子的回忆，他与周祥骏认识应该是1911年2月13日南社于上海愚园的一次雅集上，这是周祥骏第一次也是唯一参加的一次南社雅集，并留下一幅珍贵的合影，柳亚子纪念馆藏有这张照片。事实上柳亚子的记忆有误。

　　《更生斋选集》收录周祥骏写给柳亚子的两封信。从第一封《与柳亚庐书》的内容来看，柳亚子可能记忆有误。因为这封信写道：

　　海上一晤，受益良多。自分袂以来，与吾兄相见于梦寐中者凡三四次，殆亦情之不容已乎？

　　南社第一集于是月中编辑，今仅寄呈拙稿若干篇，请详加勘定，未知有当否？惟其中有《与郭茇南书》并《茇南答书》二篇，若选录则必须并录，否者显茇南之短，决非弟所当为，毋宁全不录之为愈也。恩谊所观，伏祈注意！且茇南自入社后，并未曾寄文来，故未获有只字登载，今弟为代寄一篇，因附弟集故也。

　　抑弟更有请者：兄曾面许为弟序更生斋文，然必须窥全稿，方可下笔。弟尚有论学书数篇，拟下次钞齐奉上。作赋十年，庶几得叨光于玄宴先生也！

　　信中郭茇南，也是睢宁人，得周祥骏真传，亦是南社社员，入社号为37号，《南社丛刻》曾收录文二篇。郭爱棠与南社盟主柳亚子、国粹学社的邓实均有过书信往来。玄宴先生指的是晋代青年才俊皇甫谧。在这里，周祥骏用来代指柳亚子。柳亚子与周祥骏相差17岁。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虎丘成立时，周祥骏特意从上海赶往苏州参加盛会，居然遍寻未果，只能抱憾而归。其实，周祥骏下榻的苏台旅社，与柳亚子等人住的惠中旅社，就在一条马路上，即阊门外大马路。在《赴虎丘南社雅集，不值》中，周祥骏抒发了自己的愤懑心情。“见说南天筑道藩，澄顿俗虑往寻源。哪知赚我迷途去，叩遍灵山无一言。”在《题苏台旅馆》一诗中也可见证，尽管阊门外车马喧阗，风光优美，诗人因找不到柳亚子诸人，心急如焚，“为问吴宫人在否，菱歌哪管客心愁？”

　　《南社丛刻》第一集出版于1910年1月，该集未见收录周祥骏提及的《与郭茇南书》并《茇南答书》。周祥骏写给柳亚子的信，应该还在丛刻编辑的时间，当在1909年12月。看来周、柳二人的相识，至少要推前一年多时间，应该在1909年10月前后，而不是柳亚子记忆中的1911年2月。

　　高旭的《更生斋诗·序》提及周祥骏与他相遇于民吁报社，周祥骏请他为《更生斋诗》作序，高旭答应后，即在1910年三、四月间写了序言。而《民吁日报》创办于1909年10月16日，当年11月19日即告关闭，故周祥骏与柳亚子的相识应该也在10月前后。周、柳会面的时候，周再请柳亚子为《更生斋文》作序，从信的内容来看，当时是得到了柳亚子的允诺的。但柳亚子要求“须窥全稿，方可下笔”，不知道是托词还是有其他原因，最终并没有成笔。

　　睢宁隶属徐州，“民风劲悍”，出言切直，不擅婉曲。所以胡朴庵说周祥骏“年已五旬，而慷慨激昂不减少年英勃之气”，其实周祥骏1914年遇害时不过45岁。他与胡相识相交，当在而立之年。周祥骏作为饱学硕儒，少喜兵书，虽获岁贡的功名，但志不在此。他与柳亚子相识时，柳当时不过20多岁，正是少年意气、风流自赏的时候。在《五十七年》中，柳亚子曾回忆自己十多岁“就以名士风流自命了”，“结客名场，一时老宿，无不敛手惊服”，这种旧式文人的习气，加之特立独行的性格，自然难于听得进别人的话了。是以在周祥骏就义后，社中同人悼念辞章不绝，黄忏华、胡朴庵等人写信给柳亚子，请他效仿山阳周阮的先例，为周祥骏作传。但不知是柳亚子对周祥骏了解不深无从下笔，还是有其他原因，最终竟石沉大海。以柳亚子解危救急的“急先锋”性格来看，难免不让人感到奇怪。

　　《周祥骏年事》记周入狱后，柳亚子曾奔走营救。我觉得这是编《年事》人的牵强附会。周祥骏入狱前，南社举办第十次雅集，讨论柳亚子复社条件。柳亚子如愿复社后，正为社务忙得不可开交，事实上他是在周祥骏就义一周之后，在5月24日上海愚园云起楼临时雅集才获悉噩耗的。柳亚子“借酒消愁泪暗倾”，纪念“湖海论交半死生”的周祥骏。后又作《哭周仲穆》二首，回忆与诗人初次会面的场景，“相逢乍忆过江年，狂狷殊途笑我颠”。此后柳亚子连续选编烈士照片、诗文登载在《南社丛刻》上，并介绍烈士遗属加入南社。1928年，经柳亚子、于右任、胡朴庵等呈请，国民政府拨千元抚恤周祥骏遗属，并指令在烈士就义处建周祥骏纪念碑。祥骏先生遗著《更生斋全集》编纂过程中，尽管柳亚子也流离失所，但还是挤出时间亲自参与审定，几经波折后《更生斋全集》终在1944年得以梓行。柳亚子与周祥骏最后的情感联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6日，柳亚子在一首赠诗中再次念及：“旧雨睢宁未寂寥，远追周郭近张姚……”其中周、郭即南社旧友周祥骏与郭茇南。40年相交相知之情，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周祥骏加入南社后，对办社的性质、宗旨、选文、论学等诸多方面提了很多的建议，甚至对一些社友的诗文直接提出批评。在他写给姚石子的书信中，坦言社中“最亲爱而属望甚切者”，就是柳亚子、俞剑华、姚石子三人。他认为“近日文之用较急于诗”，批评南社丛刻“选诗太多，选文少”；批评社友沉迷小我，“模山范水，吟风弄月”，指出“虫吟草间，于国事既无补，于吾道究何益”；对国学保存论的一些论调，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亡之后，“空山独居，独抱遗经”也不可得；同时他还认为社友“多乏论新之才”，希望同人能贯通新学，跳出“旧时浅狭文人之恒态”。在上海期间，他曾就社中存在问题与柳亚子、俞剑华等人交流，但剑华“颇不愿听”，柳亚子则认为“送文者鲜，无由多编”。如果单从美学或者学术的角度来说，南社社友在各自的艺术天地里求索求进，也无可厚非，但周祥骏作为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者，他提出的许多见解，对“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南社来说，有着诸多的实际意义。假使不被戕害，正如高旭在《更生斋诗·序》中所指的那样，祥骏先生即使不能像刘邦那样建功立业，也可以凭借文才龙腾虎跃，横行中原，成为“徐州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