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秋雨总坚贞——丘哲传略(3)

　　1932年4月，陈诚邀请黄琪翔和丘哲到他老家浙江青田作客，想借机劝降。饭后散步时，陈诚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还是放弃“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南京去做官。丘哲没有正面答复，吟诵自作七律《哭邓择生同志遇害》一首表明心迹：

　　彤彤喋血满江湖，临难从容德不孤。

　　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

　　世人耳目终难掩，此獠心肝竟绝无。

　　惆怅生平一杯酒，伫看遗影向墙隅。

　　诗中充满了对邓演达的怀念以及对反动派的憎恨。“诗言志”，陈诚听后，默然不语。

　　丘哲由上海迁居香港，参加以梅县人为主的香港嘉属商会，重点做联络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工作。

　　1933年黄琪翔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丘哲在上海闻讯，立即赶到福州。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确定了国号和国旗。丘哲出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队在黄琪翔的指挥下奋力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曾参加一干会议的江董琴等5位临时行动委员会党员壮烈牺牲。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临时行动委员会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丘哲秘返梅县松口。

　　丘哲倡议把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革命机关“公裕源米店”（辛亥革命后改为松口图书馆）迁至松口公园，再建新馆以纪念松口同盟会及辛亥革命志士。此议得到海内外人士的支持和赞助，新图书馆1934年动工，一年后落成，崇楼高阁，备极壮观。丘哲任馆长，亲自撰文并立碑以记其事。

　　1935年，丘哲到香港，与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等共商恢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事宜，响应中共号召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临时行动委员会屡扑屡继，经历了一次次失败。而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通过遵义会议，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些历史事实促使丘哲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深思，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深认识。经过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要革命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基于这种认识，丘哲等函商在德国的黄琪翔，征得他的同意，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在香港九龙召开二干会议，决定易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党名的改变，一是表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二是适应革命的新形势，表明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三是照顾历史传统，还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会议确立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总方针，决议“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丘哲参加二干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书记。二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从此，农工党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历程。会后，丘哲多次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力促团结抗日。此间，丘哲赋《由闽海（组织人民政府失败）返港感题择生同志合影》：

　　生也有涯能几许，死殉其义又何妨。

　　朔风吹拔榕城帜，独立苍茫愈感伤。

　　“西安事变”后，丘哲撰文“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在党的机关刊物《南针》上发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很多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青年学生是应当“救国毋忘读书”还是应当“读书毋忘救国”，也就是说应当不顾国家民族危亡埋头读书，还是应当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中去，当时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丘哲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撰写了《中国青年》一书，大声疾呼青年学生应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应当站在抗日救亡的前线。他的呼声，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侵略军8月13日进犯上海，爆发了中外闻名的“八．一三”上海抗战。从欧洲返回的黄琪翔出任守卫上海右翼兵团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又任前敌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直接参与指挥凇沪会战。丘哲与黄琪翔往来密切，积极开展行动委员会的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后援队，募捐慰问作战部队，给予上海抗战有力的支援。

　　上海沦陷后，丘哲返回梅县松口老家，在家没多久，即匆匆赶往武汉。

　　1938年春，华北、华东等地相继失陷，团结抗日的呼声遍及各地，迫使国民党在武汉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丘哲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此时，丘哲经常与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在汉口的民主人士向来往，商讨扩大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丘哲与共产党人温健公朝夕相处，温健公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联系密切。在他们的帮助下，丘哲加强了与各党各派和社会人士的联系，扩大了团结抗战的影响。丘哲利用关系，介绍温健公到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当科长。丘哲还鼓励自己的儿子和侄辈、同乡邀集他们的青年朋友去陕北，参加民族解放大业。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导和支持下，丘哲和黄炎培等组织了“统一社”，主张民主团结抗日。丘哲的纪念册上留下了不少题词：周恩来的题词是“坚持团结，贯彻始终，抗战必胜，建国必胜”；叶剑英的题词是“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李济深的题词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1938年3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丘哲出席了会议，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武汉出版《抗战行动》，丘哲积极支持。5月，丘哲赴香港，团结香港各界人士一致抗日。同年秋，丘哲与章伯钧、彭泽民等在广州创办《前进日报》，拟报道各战场实况，刊发抗战言论，然而发刊前夕，广州沦陷，未及出版。

　　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三次发动反共高潮，对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抗日民主力量亦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他们对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施加压力，企图取消其组织，停止其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没有屈从于国民党的压力，包括丘哲在内的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

　　长期以来，丘哲与中共地下党员有密切联系。他用上海自己的寓所掩护共产党人，设法为他们传递秘密文件。曾显植（后为叶帅夫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在丘哲家住了一年多，经常工作到深夜才回来，丘哲和他的家人积极配合她的工作。除了让住在家里的同乡出去散发传单，丘哲还让长子丘宪章和女儿丘雪梅上学时，在书包里装满传单，四处散发张贴。中共地下党员温健公患有肺病，身体虚弱，被捕入狱后，丘哲夫人每周一次将药品和牛肉汁、鱼肝油送进监狱，使他逐渐恢复健康。同时千方百计营救，使之获得自由，重返前线。

　　1939年夏，丘哲前往重庆，共赴国难。陈诚设家宴招待，劝诱丘哲放弃“第三党”，跟蒋介石走，丘哲断然拒绝。

　　抗日战争期间，丘哲与中共驻渝代表叶剑英经常来往。一次丘哲谈起自己的女婿伍启惠首创速印机，能用蜡纸打字，誊写手摇立刻印成文字。叶剑英听后认为解放区非常需要这种设备，希望能看看。丘哲马上写信让女婿带速印机来到重庆，叶剑英当场写下“自力更生”四个字，伍启惠立即印出，叶剑英非常满意，当即订购10架，商定由宁波转运解放区。这些当时的先进设备对解放区的宣传工作作了贡献。解放后，叶帅主政华南，常到丘哲家中作客，话乡情，议国事，叶帅为此赋诗《在广州丘老家宴》：

　　蛇羹鱼弹胜莼鲈，越秀山前客不孤。

　　溜到新声翻旧调，顿令乡思起乘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