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辛亥革命前后谭平山的思想和活动(2)

　　谭平山在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一年，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此，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吸引了北京的爱国青年，同时也吸引了谭平山。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新潮》为阵地陆续发表《共产党宣言》十大要纲等论著，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1919年5月，他在《新潮》发表《“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针对当时人们思想中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指出：“即使社会主义侵润全国人心，社会党员布满海内，亦已如机械体之附入安全瓣，而无意外危险之虞，且将发挥其真意义消却其危险性，而贻世界从良好之模范也。若是者，非为某阶级讲利益之事，乃为世界谋和平，国家策长久，社会图安宁之事。质辞言之，乃为吾人自求多福之事也，愿我国国民，其毋忽诸”(《谭平山文集》，第26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谭平山这篇论文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之一。据现在所知，中国最早刊登《共产党宣言》摘译文章的，是北京《每周评论》，那是1919年4月6日。几乎是与谭平山的论文《“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观》同时发表。论文虽不是系统介绍和翻译全文，但毕竟使中国人民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不朽著作。我们认为是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

　　如前所述，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后，“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研究气氛十分活跃。谭平山在北京大学期间，参加各种学术性组织，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他不但是北大哲学研究会的成员，也是新闻研究会的成员。他经常发表论著，阐明自己的立场，不仅为《新潮》写文章，也为《北京大学学生日刊》撰稿。1918年10月，北京新闻研究会，在谭平山和北京大学有关的师生共同努力下，正式成立了。新闻研究会以蔡元培为会长，徐宝璜，邵飘萍为导师。会址设在北京滩东口红楼34教室。谭平山是获得听讲一年证书的二十三人中的一个，1919年2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组，谭平山和徐宝璜、陈公博、曾杰、黄欣等五人，被会议推选起草新闻研究会的章程(《北京大学学生日刊》1919年2月10日)。谭平山在各种学术性的组织和活动中，接触、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为其后来从事革命事业活动开辟了视野、奠定了基础。

　　1919年5月，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首先爆发，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中心，谭平山在这次运动中，是个积极分子。他参加了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会议决定在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开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谭平山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还参加了当天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谭平山曾“光荣”地被北京反动军警逮捕关押(何博《我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经历》原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见《谭平山研究史料》第372页。)在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下，经过全市师生的坚决斗争，谭平山和其他被捕学生终于被释放。释放后，谭平山到处宣传在被关押期间，北京各届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关心，并感慨万分的告诉别人说：“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正义的事业也一定会有群众的支持”(元邦建《谭平山传》第1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实际斗争教育谭平山，他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决心更大了。

　　经过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谭平山的思想迅速起了变化，开始从旧民主主义的小圈子中跳出来。谭平山在《新潮》发表的《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一文中，指出“今日的劳动阶级要求解放，非把资本的托辣斯昔日所掠夺的，所盘踞的，所霸占的，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一切人间生活的领域，尽行解除之摆脱之不可。换句话：现代的民治主义，不是单独向政治领域上，和这般资本家争些地位，和争些势利便罢。一定要抱着个去恶务尽万死不顾的大决心，冲入社会上产业上，而要求人间精神的满足”(《谭平山文集》，第53，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由此可见，谭平山的思想已向前迈进了一步，并逐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三

　　开展社会舆论的宣传，推动社会的改革，谭平山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谭平山在北京大学临近毕业了，他开始考虑为正义而斗争的方式方法问题。他总结了在北大期间办《新潮》的经验，决心办一个刊物，通过研究和宣传，推动社会的改革。为此，他和同学同乡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议，在上海美租界天潼路办《政衡》杂志社。《政衡》办起后，谭平山一方面在《政衡》社翻译出版亚当密士Adams著《劳动问题》，日本森贤隆著《农村社会政策》等进步书籍，另一方面，又为《政衡》写了一系列的专论和时评。从谭平山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已经不再是《新潮》时期所撰写的，纯学理研究了，而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针对性。《政衡》的宗旨就标明政治——主根本革新，社会——主根本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解决。”谭平山在《世界军阀的末日》一文中，指出“称雄一世的军阀，和风靡一时的军国主义，究竟因何而至一败涂地？其中一定有个不能推翻的理由。”谭平山在这里指的理由有四点：一是“不合普通国民的心理”；二是“不合今日世界的潮流”；三是“不合社会进化的原理；”四是“不合社会组织互相发达的原则”(《谭平山文集》，第75—78，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我之改造农村的主张》文中，针对当时脱离中国农村实际的所谓“新村主义”，指出“改造社会，非和社会时时接触不可，不非向着实际的社会下手不可。”又说：“我们今日处在这个环境，有种种的困难，如果想战胜困难，以适应今日的环境，单向着书案上讨生活是不成功的，非向着改造社会方面入手不可，而改造社会，又非向着自己改造那一方面做功夫不可(《谭平山文集》，第10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谭平山在《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中国各政党组织失败的原因，和世界各国政党的最新潮流，他总结和概括了中国各政党失败原因的八个方面：指出旧的政党“不以主义为结合中心，而专以权利势力两种为钩饵”；“不以国家生存、社会安宁、人民幸福三点为基础，而以政党机关为个人的敲门砖”；……；“轻视社会各种问题，未明白政治和社会关系”(《谭平山文集》，第90，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文章分析了各国政党的情况后，指出：“布尔什维克派确有统一俄国的把握。恐将来他的主义，会弥漫全世界，所以各国不得不加意防范，而美国更施以高压政策。但潮流所趋，只有顺导，那有高筑堤堰，可以抵抗得住的吗？(《谭平山文集》，第9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谭平山这篇文章的论述与其在《新潮》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联系起来作比较，就可以看出，谭平山这时已经从一般地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到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革命实践问题，而且开始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传播、实现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谭平山仍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文章的“我之政治的根本思想”一段中，明确地宣称：“‘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所谓的‘经济主义’是素来我所嫉视的，一定反对，不在话下。但我对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合理的社会主义’，尚多怀疑。和我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社会主义’，‘实际的社会主义’因我国的国势情形，有些不同，故对于他的学说的内容，也要从实际上略有变更，方能适应于我国”(《谭平山文集》，第102，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革命相结合。就是说，不能生搬硬套。这是马克思本身所规定的真缔。“略有变更”，并不是错误。但是，从谭平山《中国政党和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通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并还没有打算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可见，这时的谭平山的思想仍然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不过，他确实已经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谭平山在辛亥革命前后共二十年，他基本上是在学校中渡过的，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使他能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结起来，积极投入伟大的革命洪流。在斗争中，逐渐成长，由一个爱国者——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