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客家举子与辛亥革命

一个普通客家举子与辛亥革命

——王绍经推动侨领胡子春支持孙中山革命以及自身在永定光复中的巨大贡献

　　百年辛亥，波澜壮阔。她是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客家人在辛亥革命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让全世界对客家人有着惊诧的看法和敬佩之情。著名的客家人物，如廖仲凯、胡汉民、朱德、邓演达、邹鲁、丘逢甲、丘复等，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和光辉形象已为大家所熟悉。下面，笔者要关注的，是一位普通的客家举子王绍经与辛亥革命直接的、间接的关系。

　　王绍经的家庭背景与科举之路

　　1852年，王绍经出生于福建永定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王友鹤是该村历史上的第六位举人，在22至28岁，就通过县试、岁试、科试、乡试等科举考试，获得了庠生、增生、廪生、举人的功名；35岁通过举人大挑的考试，以二等的成绩作候补教谕用；但一直到了光绪元年（1875），57岁时才获得实缺，被真正任命为福州永福县训导；不久以病假请归，逝于1878年，时年60岁。在等候任职的漫长岁月中，王友鹤前往广东老隆（今广东龙川县）做生意，倡建福建会馆，担任会馆主席（王绍经晚年也到老隆担任过会馆主席），这老隆福建会馆后来在抗战时期香港沦陷时，为香港大营救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在老隆，王友鹤还做了一件大善事：在太平天国败退时，出资保全太平军被俘虏者二千余人，分别予以钱米、雨具、路票，打发他们回家。

　　王绍经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乡儒商贾之家。他是家中长子，早期的王绍经，跟他的父亲一样走科举之路。清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21虚岁的王绍经以府试第一名的成绩取得庠生资格，光绪二年（1876）科试以优等的成绩取得增生资格，光绪十七年（1891）科试以一等第二名的成绩取得廪生资格，光绪十八年（1892）岁试获得一等第一名成绩，光绪廿三年（1897）在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次年考取会典馆誊录官，保分省补用知县。

　　可以说，王绍经的科举之路基本上与他的父亲一样大体顺畅，而且最终获得的候补知县资格也比父亲的候补教谕要高。一时间，“父子举人”的名声在闽粤客家地区传为佳话。正常情况下，一个科举出身的封建低层官员即将诞生。

　　然而，历经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已经极为腐朽，由客家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忠君报国思想浓厚的儒学知识分子兴办的湘军、淮军镇压了下去，但毕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必须重笔书写的一页。同治中兴的局面维系不了多久，戊戌变法就接踵而来。王绍经后来的革命觉悟和革命思想，就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王绍经的湖南之行与戊戌变法

　　1894年，江苏籍的著名翰林江标（字建霞）任湖南省提督学政。尽管此时的王绍经尚未中举，还仅仅是一名廪生，但江标闻听王绍经品学兼优，十分器重，把他请到湖南，聘为幕僚，视为心腹，帮助襄校试卷，选拔人才。江标在湖南任上所选拔出来的士子，后来俱成名士，如后来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蔡锷将军，就是1895年春江标带着王绍经到宝庆（今邵阳）举行岁试选拔上的秀才。民国永定县长、嘉禾奖章获得者胡献玙撰写的《王绍经71岁寿序》中说：“苏之江公建霞督学湖南，闻先生品学，甚器重之。以蒲轮延致幕府，襄校试卷，所得皆知名士。湘人咸颂江公之鑑衡审，而不知先生襄校之大有功焉。”

　　当时，维新派人士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一手规划的湖南新政，对王绍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提督学政江标的心腹幕僚，王绍经与维新骨干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等有了密切交往。

　　1897年，王绍经随江标回到京城，听从江标劝导，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次年戊戌变法前，考取会典馆誊录官的差事，保分省补用知县。

　　戊戌变法仅维持百日，遂告失败，给了王绍经当头一棒！在变法过程中，各省督抚（封疆大吏）中唯一公开表态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1900年卒然去世；变法中即将担任四品京堂、总署章京上行走的江标——王绍经的恩师，尚未来得及就职，就被革职，永不叙用，1899年卒于家乡。

　　戊戌变法的失败，彻底改变了王绍经的人生道路。从此，他绝意仕途，开始游历南洋。

　　王绍经结识胡子春与南洋革命活动

　　永定华侨众多，大部分侨居南洋各地，主要从事商业、厂矿和橡胶种植。由于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小商贩和工人出身，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较少，同时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深恨清政府腐败无能，容易产生革命情绪”。下洋中川华侨胡子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这位学徒出身的锡矿大王，少年飘泊异邦，饱受祖国贫弱的苦难，因此发达之后，爱国热情特别强烈。受传统观念影响，他的爱国思想最初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曾两次各捐五十万银两给清政府。

　　王绍经来到南洋后，以同乡关系和举人身份，深得胡子春的信任和崇敬，被胡子春奉为上宾，以予重用。胡子春从王绍经那里了解到了清廷后党残民卖国、腐败无能的种种内幕。王绍经与胡子春从此由相识到相知，成为知己，开始了长达一辈子的友谊。在王绍经的影响和帮助下，胡子春长期热心于实业救国，曾对京沪、苏浙、漳厦、粤汉等铁路及琼崖地区的垦矿事业连续投资几十万，这些在国内的各种实业，均委托王绍经一手代办。但是晚清的腐朽统治已濒于灭亡，实业难以救国。正当彷徨之际，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使王绍经明确了救国的方向，他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认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才是救国的真正道路。于是，王绍经发挥自身是知识分子的特长，劝胡子春从教育入手，从长远计议，走教育救国之路。胡子春也常说：“当今之世，中国非发展教育、昌明科学，无以振兴。”于是，胡子春又先后捐资三十余万，委托王绍经创办南洋各埠的侨民学校和家乡的永定师范、劝学所、犹兴学堂（在下洋中川）等。这些学校除教化侨民子弟外，客观上为革命党人宣传革命道理，进行秘密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新生的革命力量。

　　华侨们逐步明白了革命道理，希望祖国和家乡革故鼎新的心情与日俱增，对祖国和家乡正处在酝酿阶段的民主革命变得十分关注。到南洋活动的革命党人，抓住这大好时机，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王绍经深深地服膺孙中山的主张，因此结识了大批的革命党人，并协助他们在华侨中阐述救国道理和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胡子春则秉承一贯热心爱国的传统，屡屡带头捐给巨资，华侨们踊跃支持。

　　1910年底，孙中山为组织准备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亲自来到南洋。王绍经代表胡子春与孙中山见了面，并给予了巨额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