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辛亥革命前后(2)

　　第七封信。寺西先生阁下：昨日小儿忽得痧症，故将行李仍行起回，幸得良药而愈。顷贵纪来言阁下亦因船上人多未去，拟于今晚上船，仍问小儿去否。伏思小儿虽愈，而精神恍惚，且计日已止，停战之期方可到汉，实不欲其冒险。顷闻议和已有端绪，俟稍平静后容办理为妥，且屋中要紧之书亦非一二日所能检出。小儿不到，守屋之人必不肯发书。纵发数十件，亦不知谁为贵溅，仓卒之间，必不能分别，与其费大力取出不甚贵重之物，何如从容检理为妙。昨与阁下之信，及上黎都督一函，未曾起草，不复记忆，一旦得有和议之成，或官军退出汉口，即刻着小儿赴汉，仍携与阁下之信，及黎都督，由阁下指办。若再写信，诚恐迟延时日，有误时机。且恐与前信不符，而有遗漏。故恳将昨日与阁下信函及上黎都督书二件一并掷交小价带回，以备他日临时携带妥便。即颂旅安不庄。弟杨守敬顿首。初八日。

　　第八封信。寺西先生台照：办事次第：一、先生先以守敬与黎副总统函，亲面交黎总统，商办一切必要面交者，以守敬箱子多件，不能一一写于护照上，出城时，若要开箱检查则难保无参错处，故必求其封条粘于箱包上，言明不开箱。若非先生亲与商议。但凭贵价遞去则不能明白周妥。若必要开箱检查则不必办。小儿等必须先生见黎后复可进城，大约须第二日晨刻。一、必要贵国领事发护照三人，以便出入城门。又必要，贵国小轮先议定出城日期时刻，以便小轮到城门直接。一、守敬室内之书当移者，不在一处，仓卒间不能检出清楚，故必须间一日，方能出城。出城时非先生派人押解不可，或能请黎总统派一人押解，则城门渡口无留难矣。一、取书出能直上轮船最妙，或暂放贮领事衙门，均由尊裁。若此时城门大鬆，渡江有时时便民船，则先移出一次，再间一日移出一次，然必离停战期尚远方可。一、此次移书虽要领事行公文照会，而其要紧事，总在先生与黎总统接洽周妥，而后可着小儿等进城。一、领事府办公文，不能即日办成，大约必要以次日早晨，一同小儿等进城。一、此次全仗先生劳心劳力，事后无以报，必著其能存此浩劫之余，全赖先生维持，以告天下后人，以为美谈。守敬再拜。正月十八日。小儿等三人，尊处如能暂住一二日，即在尊处住，以便随时指示。如不能，请择近处旅馆住之。

　　日本水野疎梅愿为弟子

　　辛亥九月初，日本水野疎梅来拜谒杨守敬，愿为弟子，求金石之学。以诗赠杨守敬，其词曰：“钦仰风容玉样温，胸无城府共谈论。夏彝周鼎精稽古，秦碣汉碑远溯源。介绍一生翰墨妙，奇书万卷草堂尊。殷勤向我传心画，正是深高海岳恩。”并叙云“辛亥九月，我将航于清国，到鄂垣从杨惺吾先生学书法。友人谓武汉战争方烈，甚为危险，力止我行，我不以为意。及开行入沪，忽闻杨先生避兵来此。欣然晋谒，请受业于门。先生以老辞，既而悯余好学之忱，许之。尔来日日亲炙，猥蒙殷勤垂训，感荷何极！爰呈俚语，以鸣谢悃。” 杨守敬赞其好学精神，说其人渠居高昌庙东亚同文社中，去其寓所十余里，须步行数里，又搭电车二次方到。并说“盖其寒士，每日饮食仍其友人安河内担任。”为照顾水野疎梅，杨守敬安排两孙学其日语，而留其在杨家午餐。水野疎梅还向杨守敬索诗，杨以“素不能韵语辞之”而甘君之高谊，及寺西之关注，不可不记之以示子孙，乃口占云：“七十老翁遭乱离，一家分离各东西。毕竟秦人多幸福，行行觅得武陵溪。奇书万卷冠群伦，爱惜殷勤到外人。遥望烟雾迷濛里，呵护犹当有鬼神。”

　　赴武昌取衣物书籍未成

　　辛亥重阳时，杨守敬再次吩咐两儿杨必承、杨必昌赴武昌取衣物及最要书籍。九月十二日至武昌草湖门外，则城闭不能入。杨必昌借得他人护照一通进城，杨必承则住城外等候。杨必昌入城回家见守屋旧仆人无秩序，告戒之。次日，准备出城约杨必承同入，望汉口火光弥天，两岸炮弹如雨，炮弹数枚落于足前爆炸，不敢再入城。乃乘船渡江至江中，则有一弹落于船侧，水涌高数尺，船被颠覆。人获救只得搭轮空手而回。

　　嗣后，杨守敬收到其孙杨先楙来信，知初四日其母在蕲水发病，初八日去世，草草入殓，厝于屋后山上。杨守敬叹之:“自其母两年前后疯瘫症，先楙左右服侍，亲婢媪之役，手涤溷秽，夜必同床而寝，无一夕离其母者，人皆称为孝子。此次艰难困苦，几频于死矣。卒之能扶其母到蕲水，目视入棺，亦不幸之幸也。”此时的杨守敬家境窘困，在不长的时间里，出售楹帖七百封。陈衍石《遗室诗话》云：“惺吾（杨守敬）去岁在沪正窘，而日人争购楹帖七百封，得饼金千四百圆。”

　　辛亥十月，杨守敬应水野疎梅之请，开始作《学书迩言》，杂评碑帖及诸家书法。岁暮，水野疎梅回日本，杨守敬以草稿付之。其序云：“辛亥八月，武昌事起，余避兵上海虹口，有日本水野元直，自福冈来，欲从余受金石。余以老髦，且遭乱离，辞之。而元直执意不回，坚欲拜门下。时元直寓高昌庙，依其友人于同文书院，每日往返二十余里，无间风雨，不惮跋涉之劳。余悯其诚，许之，商量四閲月而归，余为作《学书迩言》授之，书此以为执证。”其后记云：“为《学书迩言》，幽忧积月，遂不能成寐，俯伏床褥，随忆随录，语无伦次，方冀病有间整理之，而水野疎梅归计已蹙，只得以草稿付之。水野携至日本，见余故旧，知余颓唐之状也。”十一月，又应水野之请撰《邻苏老人年谱》，间述生平事略。

　　夜静置灯榻畔，再三审订《水经注疏》

　　1912年民国成立，杨守敬仍在上海，因《水经注疏》虽已成书稿，尚待校订，须参考各书，嘱家人回武昌取稿，并将所藏图籍一切运沪。稿至，日发箧与熊会贞详核。熊会贞曰，先生每一卷成，犹恐有误，当夜静置灯榻畔，在床执卷，再三审订，或通宵不寐。各界人士求杨守敬书络绎不绝。杨守敬一心求助民国政府出版200万字《水经注疏》，已得到政府允为付梓，但仍缺出版资费。他对旧友王先谦说，“此书未刊，死不瞑目”。

　　1914年杨守敬被聘为民国政府顾问、任参政。时有评论杨守敬“先生长身修髯，奡岸不群”。并有赞语云，黄兴曾拜门下，为地理弟子；与辛亥志士，每论一事，解一义，繁征博引，委屈详尽，听者忘卷；嗜古成癖，储藏之富，当世无双；地理、金石、目录尤擅绝长；书法古茂，直逼汉魏，天下无双。杨守敬晚年专注重《水经注疏》。1915年去世后，熊会贞与其钟爱之孙杨先梅托付之。杨先梅将先祖遗物交湖北文史馆。

　　瞻仰故居 拜祭陵墓

　　杨先梅之孙杨泽贵致杨世灿书说：“1962年先梅祖父支身赴粤看望我父亲全家，长住了近20天。祖父到广东，曾与吾父讲起高祖的生平，我略知一二。祖父也带来一些高祖留下的对联等作品。

　　祖父一族，只有吾父在广东，其余皆在湖北：二叔世琛原在湖北荆州地区农业局工作，三十多年前已去世；三叔世璿是小学教员，现已八十多岁，住武昌；四叔世玮（是后祖母梅氏所生），与我同岁，现年59岁，现住汉口；五叔世琨（后祖母梅氏所生），现年55岁，与吾弟泽江同岁，住武汉。另，后祖母梅氏仍健在，现已九十高龄，与二个闺女定居河北正定市。先梅祖父仍有一同父异母之妹妹，亦即高祖的孙女（必昌之妾李氏所生），我们称之“么爷爷”，已八十多高龄，终身未嫁，原是武汉的中学校长，已退休，现住汉口。先梅祖父有一胞弟杨先橘（字树千），解放后调北京中医研究院工作，其子女也在武汉：其子杨世琰住武昌；其女儿杨世珠（改名杨若芬）住青山。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高祖与祖父的遗作。1964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时，曾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查阅到不少高祖的书著，也曾借阅并寄给武汉的祖父参考。后来，听三叔、四叔说，文革开始时，红卫兵“破四旧”，后祖母极为害怕，敦促三叔叔将祖父留下的所有东西（包括高祖留下的书稿、拓本、印章、对联、书法等）用手推车一并送给湖北省文史馆（祖父生前工作单位）。当时文史馆不肯收，则恳求文史馆收下，也没取回任何收条字据。据武汉的亲人说，现在手上没有保留任何高祖和祖父的东西，甚为可惜！可悲！

　　2001年，吾弟杨泽江曾到宜都一游，到过高祖故居。去年12月，我携妻邀三姐泽玉夫妇、大姐的女儿刘扬一行五人赴汉寻根。到武汉后邀武汉的三叔世璿、四叔世玮夫妇、孃孃世珠及世琰之四女儿泽兰一共十人赴宜都，住宜都大酒店。在宜都市博物馆参观了高祖光辉的一生，瞻仰了故居，到高祖陵墓拜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