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助推中国民主革命的卓越志士

　　留学美国 西方民主思想深入骨髓

　　1862年，唐绍仪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湾（今珠海市唐家村）。香山县濒临港澳，是著名的“买办之乡”，与西方接触颇多，得风气之先，不少人赴港澳求学或出洋谋生，南屏人容闳是中国第一位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深知留学才是抬眼看世界的最佳途径，清政府认可了他的留学计划，同意每年选派聪颖幼童赴美留学。唐绍仪被选中，于1874年作为第三批派遣，在美学习7年，从小学进入中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文科。1881年清政府以留学生“中学荒废，不堪管束”为由，下令将全部留学生撤回。当时，唐绍仪大学尚未毕业便成“海归”。

　　在美国生活几年，西方民主思想对成长期的唐绍仪来说，不仅仅是影响，简直就是深入骨髓。在离别美国的告别晚会上，一名日本留学生走到唐绍仪面前，挑衅地问：“40年前，大英帝国的利炮坚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国而是日本，你认为结果将是怎样？”这显然是表示日本的军事强大。唐绍仪反问：“英国的舰艇，不论是打到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谴责，你说是吗？”日本留学生嘲讽道：“绍仪君，你不认为这是答非所问吗？”唐绍仪毫不客气地回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位自以为懂得中国文化的日本留学生不甘心，到处向人讨教唐君的话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这句成语是告诫你，说你知识浅薄，对中国知之甚少。”

　　初试锋芒 镇定自若收回要权

　　回国后，唐绍仪先入天津水师学堂补习，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当翻译。1882年底，他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3年后，袁世凯奉诏出使朝鲜。袁对自幼出国学外文、中外皆通的唐绍仪十分看重。经袁氏推荐，唐升任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书记官，成为袁在朝鲜期间的“主将”。1894年，袁世凯回国，清廷指定唐绍仪代理大清驻朝鲜商务专员。在此期间，唐袁两人成为挚友。

　　1899年，唐绍仪也自朝鲜归国，升任天津海关道。他利用通洋文洋法的优势，直接与外商沟通，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为清政府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白银。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着力扩大中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人2人、洋人3人改组为只设华人总办1人，洋人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掌握。

　　唐绍仪是近代中国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唐国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即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人，不得不收敛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西藏谈判 大义爱国维护主权

　　1903年12月，英国利用日俄忙于争夺中国东北的时机，悍然派兵对中国西藏地区大举进犯。次年8月，英军攻陷拉萨，挟持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订《拉萨条约》，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当时清朝的驻藏大臣有泰在英人的诱逼下，准备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哗然。光绪皇帝“赏唐绍仪副都统衔，往西藏查办事件”。英国同意和清朝谈判，光绪皇帝又“敕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并颁发了“钦差议约全权大臣”银牌，派唐绍仪前往印度谈判。1993年6月，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珊向珠海市博物馆捐赠了这枚银牌，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唐绍仪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正式谈判开始后，英国人就要求唐绍仪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唐绍仪严正申明，他是来议约的，约尚未议，何来签字之事。唐绍仪将《拉萨条约》改易十之七八，让费利夏大为恼火，唐绍仪义正辞严，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进而丢下一句话：“此行倘不能在印妥商，我国自有办法，即本大臣使英亦自有办法”。之后便率部属返回京城，主动中断谈判。

　　唐绍仪此举大出英人所料，连清廷高官也迷惑不解。这正是唐绍仪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英国内阁对印度总督已不信任，谈判不成会使印度总督倒台。果然，唐绍仪回京不久，寇松就去职了。1906年，英国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这次，唐绍仪单刀直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藏，西藏从来就在中国的版图上，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随后出示各种典籍及古今地图，全是给西藏定位的史料。

　　最终签署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清政府挽回了在西藏的主权。唐绍仪以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应变能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智慧地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废除专制 助推中国走向共和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专制帝国的丧钟，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到武汉旗开得胜，革命军节节败退，各省代表共推黎元洪为元帅。袁世凯审时度势，向黎元洪提出议和。唐绍仪作为大清王朝的全权代表，到上海和南方革命派代表伍廷芳进行谈判。伍廷芳曾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担任过中国驻美公使。

　　1911年12月8日，袁世凯的幕僚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这是大清王朝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作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员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唐绍仪的背后站着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袁授意唐绍仪除了“民主”二字，任何条件都可以让步。但有美国留学经历的唐绍仪，很自然地心怀“共和理想”，他的议和的指导思想是“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

　　谈判开始后，袁世凯对唐绍仪拟订的许多有利于南方的条款感到不满。正当伍廷芳和唐绍仪就召开国民会议的细节达成初步协议时，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愤怒的袁世凯宣布拒绝接受协议，撤消了唐绍仪议和总代表的职务。袁世凯的决定，半是对唐绍仪不满，半是对孙中山施压。他想确保取消帝制后保证自己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同时又不敢推翻唐绍仪和伍廷芳商定的协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南北互相攻讦，孙中山处境维艰，无钱无兵，只好让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体制宣告终结，共和体制得以确立。

　　唐绍仪对民主共和的真诚，赢得南北双方的信任。他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责任内阁国务总理，同时也是革命党所认同的。在他的12名内阁成员中，9名是留学生，其中包括教育总长蔡元培（留德）、海军总长刘冠雄（留英）、农林总长宋教仁（留日）等，也说明唐绍仪力图通过高官“换血”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

　　与袁决裂 信奉民主继续革命

1912年，孙中山(右)与唐绍仪合影

　　在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在上海与孙中山会晤。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1912年3月23日出任内阁国务总理后，唐绍仪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一周后，在黄兴、蔡元培的介绍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此后，他力图按共和体制的要求去实施总理的职责。袁世凯因此认为唐绍仪是障碍，设法剥夺其权力，并使人对唐恶意中伤。

　　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不再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合作，站到孙中山的护国、护法斗争战线上。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6年袁世凯暴病身亡，唐绍仪顿觉中国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孙中山能够成为领袖，领导全国人民走民主的道路。唐绍仪认为国民素质不高，改良中国须从教育办起，于是他创办了复旦大学，主张不要流血，以改革入手，提高民主意识，提高民生。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一贯的爱国智慧，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31年，唐绍仪挂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委员。

　　出任县长 高风亮节为民谋利

　　1929年，唐绍仪回到故乡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年3月，唐绍仪闻知家乡缺一名“百里长”，自告奋勇地竞选成了中山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是，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事后，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很少过问政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发表了支持抗战的言论，被人赞为“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上海沦陷后，他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后被暗杀。

　　唐绍仪渐渐被尘封了。1953年，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老朋友、第31任美国总统胡佛在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唐绍仪，赞其“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毛泽东曾几次公开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1986年，珠海市政协与有关专家学者联合召开“唐绍仪学术研讨会”，给予了唐氏业绩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唐绍仪的故居加以修葺，恢复其本来面貌，并于1992年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笔者不久前去拜谒唐绍仪故居及他赠送给家乡人的花园“共乐园”，石门上他亲笔撰写的一幅楹联体现着他的民主理想，令人起敬：

　　开门任便来宾客 看竹何须问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