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宝铨：辛亥的孤独“游侠”(2)

　　两人倾心详谈，疑虑尽消；且兴趣相投，理想一致，很快就成为了好友。龚宝铨与陶成章都信奉蔡元培“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的理念，心中所想，无不是策划武装暴动，暗杀清朝大员的念头。拒俄运动失败之后，龚宝铨就参加了激进分子组织的暗杀团，在横滨郊区山顶上的偏僻木屋内，购买原料器具，试验棉花火药。

　　这一时期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龚、陶两人的革命道路。1904年两人先后回国，龚宝铨先在上海成立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后来陶成章提议，将浙皖等地的革命志士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大的革命团体。于是龚宝铨与蔡元培商议，定名为“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作为誓词。爱国女校就成了革命党人的大本营，陶成章和龚宝铨还留在校内翻译催眠术方面的书籍，因为蔡元培认为催眠术可以作为暗杀工具。

　　1905年他又与徐锡麟一起创办大通学堂，“谋实行事”，一边在浙东山区发动乡民，一边联络嘉兴敖嘉熊、褚辅成等革命同志，壮大力量。

　　两人的革命友谊一直持续了九年，直到1912年陶成章被蒋介石刺杀为止。陶成章相信暗杀能够救中国，可能想到过自己也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一生。

　　浙江光复之后，光复会力举陶成章为浙江都督。1912年1月14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派沪军三师师长黄郛手下的蒋介石和王竹卿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枪杀了陶成章。而就在两个多月前，黄郛还与龚宝铨一起从上海赶到杭州，商量浙江光复事宜。

　　龚宝铨在得到陶成章噩耗的那一刻，再回望自己的一生，心中有种东西轰然倒塌。

　　师·父

　　章太炎的名字，在革命志士中应该无人不知。1902年龚宝铨前往日本求学时，章太炎正好也逃亡日本。但龚宝铨开始与章太炎有交集的那一刻，一般认为是从1903年6月份开始的。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相继入狱。浙江留日同乡会在东京集会，商议营救章太炎，只是这样的营救，当然是徒劳罢了。不过正是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才让章太炎知道了这个叫龚宝铨的小伙子。

　　1906年5月，章太炎从上海英租界出狱，随后东渡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刚到日本的章太炎身无分文，经人介绍寓居在龚宝铨处。两人此时都是一穷二白，来了客人，没有钱去买小菜，只好买两块豆腐，拿调料拌一下，但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章太炎到日本之后，就担任了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主编。同年8月，成立了国学讲习会，在神田大成中学定期讲学。虽然缺乏确切的史料，但根据现有的资料，龚宝铨拜入章门应该比鲁迅等人早。

　　有一次，鲁迅与龚宝铨、许季茀谈起，喜欢听章太炎讲课，但讲习会是大班，人很杂。于是龚宝铨赶去向章太炎说了这件事，问他能不能在星期日早上，在民报社另外开一个班，没想到章太炎答应了。于是章太炎单独给他们开了一个小班，共有弟子八人：龚宝铨、鲁迅、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朱蓬仙、钱家治、周作人。师生九人席地而坐，听章太炎讲段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章太炎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连讲四小时毫不休息。鲁迅后来曾说，听章太炎讲课，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将龚宝铨当成弟子，还要把女儿也许配给这个一腔报国热血的青年。在章太炎的三女婿朱镜宙的《章太炎先生轶事》中写道，他是先许婚，由陶成章做媒，然后再请人归国将大女儿章蕴来接到日本。那一年，1910年，龚宝铨25岁，章蕴来18岁。

　　两人的婚礼格外简单，简单到甚至连章太炎的三女儿章穆君都不知道大姐已经结婚了。在章蕴来到日本后没多久，难得下馆子的章太炎带着大女儿和三女儿以及龚宝铨在外面吃了饭，吃好后，章太炎只带着三女儿回了家。只有11岁的穆君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大姊不一起回去？”章太炎只说了一句话：“大姊随未生去了。”这时章穆君才知道，原来这顿简陋的便餐，就是大姐的婚宴。

　　章蕴来素有洁癖，衣履器物，有一点灰尘，一定要弄得清洁光致才罢手，卧室房门内外各置一毡，进出时把鞋底擦干净了才能举步。而且她不喜欢与显贵往来，但处家对尊长平辈却和顺，只是时常郁郁寡欢，常对妹妹穆君说：“人生实在没有趣味，死，才是最恬静的休息。”

　　龚宝铨与章蕴来的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五年。1914年秋，章太炎被软禁在北京，多次写信催促龚宝铨夫妇去往北京。1915年四月，龚未生与妻子还有穆君赴京看望丈人。其间夫妻两人还多次拜访同门鲁迅。9月7日白天，章蕴来与丈夫和妹妹仍言笑如常，却不料到，第二天早晨，蕴来就在父亲七尺宣纸上书写的篆体“速死”两字前自缢，“延医救治，云已无及”，年仅23岁。章太炎在女儿挽联中写道：汝能如此，我何以堪。

　　第二年4月20日，章太炎在致穆君的信中说：“汝姊之死，固由穷困，假令稍有学业，则身作教习，夫可自谋生计，何至抑郁而死，此事须常识之。”

　　独·念

　　龚宝铨在革命道路上，走得很孤独。陶成章、陈仲权、徐锡麟、秋瑾、敖嘉熊、姚麟……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同志在他身边倒下，留下的，唯有思念。

　　这种发自心底的孤独感，可能来源于那种对革命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革命对手太过强大的压迫感。“独念和尚”这一称谓，伴随了他本就不长的革命生涯。

　　从已有的资料中可以发现，龚宝铨的这个自号最早出现在1904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署名“会稽先生著述，独念和尚、悠悠我思编辑校对”。“悠悠我思”是陈大齐，海盐人，“独念和尚”就是龚宝铨。

　　与陶成章相识的九年时光，是龚宝铨最意气风发的九年，在他最好的韶光里，遇到了益友、良师，并一起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但其间也有不少好友陆续倒在了革命的道路上。1907年，徐锡麟、秋瑾双双就义，给龚宝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自与秋瑾相识以来，从这个年长他11岁、不让须眉的鉴湖女侠身上，龚宝铨看到了一个侠士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要素：豪爽、坚定、大义。

　　但是她倒在了清政府的刀下。三年后，在龚宝铨大婚那年，“独念和尚”为亡友秋瑾编成的《秋女士遗稿》，在日本东京刊行。

　　1912年陶成章也倒下了，这次不是倒在清政府的屠刀下，而是倒在同志们的暗枪下。一直以来，龚宝铨视陶成章为革命路上的大哥、光复会的擎天巨柱，如今他又开始形单影只，踽踽独行。

　　回顾革命生涯，龚宝铨感慨：“所太息痛恨者，独以光复、同盟自相水火，同致覆止，亲见其成，而又及见其败耳。”自此，他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依靠宗教寻求人生答案。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同时，他参加嘉兴佛学会，研究佛学，从事慈善施予活动。及至发妻蕴来自缢之后，更是兴趣索然，淡出政坛。第二年虽与褚辅成侄女褚明颖再婚，但未有生育。龚宝铨死后，褚明颖于嘉兴南门碧光庵出家。

　　章太炎在《龚未生传略》中写道：“未生少年慷慨，顾不甚循礼法，壮而失意，偶听人说佛典，深自悔，由是戒杀持素，读佛藏经论，能解大义。”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龚宝铨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龚家老宅时，几本泛黄的佛经仍静静地躺在箱底。

　　龚宝铨的革命理想，从一开始就带着悲剧色彩。光复会誓言中的“功成身退”，看似大度的表面下，是极为消极的“江湖”理想。领导阶层的局限性，使得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之后，面对纷杂的内外矛盾时，产生逃避、分裂，在南京光复后走向消亡，最终在与官僚士绅的较量中，成为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