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辅成：盖棺还是老书生(2)

　　光复---褚辅成和竞争体育会

　　1911年11月4日午夜，枪声呼啸杭城。褚辅成正是杭城光复主要的组织者。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浙江欢庆光复的人群中，有一个清瘦的中年人，温文尔雅，身着长袍，说话带有一口嘉兴口音。这年，褚辅成已39岁。

　　辛亥年，这场千年帝制的消亡之战，其背后有诸多革命人士的奋斗和呐喊。

　　后人的回忆里提及，参加嘉兴光复的工作者基本上是竞争体育会的组织人员，他们中多属体育会教育界工作人士。

　　1903年，褚辅成与旅居嘉兴的光复会成员敖嘉熊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此会提倡健身强国。组织竞争体育会是褚辅成投身社会政治活动的最初尝试。

　　武昌起义成功后，褚辅成多次去沪参加浙江光复起义的决策会议。后革命党人建立了一个筹划起义的组织，定期开会，褚辅成作为政界代表与会。他虽以同盟会浙江支部长的身份参与浙江光复，但此时，他由朱瑞（光复会成员，时为新军八十一标代标统）介绍，加入光复会。在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俞寰澄的回忆里，说他与两会会友肝胆相照，感情均极好。

　　11月4日，上海光复。浙江革命党人决定在当日夜间发动。据说为了在暗夜里便于辨认，革命军一律左臂缠白布。民间庆光复挂白旗的做法也由此产生。革命军很快攻占巡抚衙门，巡抚增韫被活捉。

　　6日早晨，为了争取西湖边的旗营投降，以免伤及周围稠密的居民，褚辅成前去和掌握军权的旗营协领贵林谈判，尽了最大努力迫使旗兵在当天下午缴械投降，把一场祸乱消弭于无形。

　　可以说，革命党人打的也是一场攻心战。辛亥年，人心可是个关键词。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秋天，一个多月的发难中，他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他以主事者的身份参加起义的谋划、革命力量的组织、政权组织的制定等，无不毕尽其力。浙江光复后建立共和政制，褚辅成被委以重任，为政事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教育、实业和外交。1912年改任浙江民政司长，其间推行新政。而这还仅仅是他另外一个开始。

　　共和---褚辅成和孙中山

　　1904年，正是清光绪三十年甲辰，为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日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代就像里尔克说的如同一面旗帜被风暴所包围。褚辅成只身一人东渡日本留学，与孙中山先生结识。

　　那年他32岁，早已成家生子。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失败，江浙一带像他这样怀报国理想的文人对清廷腐败失望到底。他是秀才出身，却从此无意仕途。“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

　　在褚辅成的人生轨迹中，曾经历非常之多的重大事件，更与很多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有过接触。

　　王天松统计过，“与褚辅成接触和交往的重要历史人物超过一千两百个，都有名望。”而其中最有名望的，共和之父孙中山当是一个。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褚辅成加入同盟会。也在那年冬天，他受孙中山委派回国，开展义举。

　　或许也可这样说，自两人结识起，怀革命大志的褚辅成，便随孙中山奔走国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由此中国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2月12日，清帝退位。此时距武昌起义亦已逾百天。自武昌起义以来的浪翻波涌，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但大结局上演了政治大戏。革命阵营派系内斗，孙中山与袁世凯殊死较量。有种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武昌事起，袁世凯出山，挟北方之军逼和南方，借南方之势反制北方，目标是改朝换代，踢开革命党，承接清廷法统；而革命党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室，建立民国，逼迫袁世凯承接民国法统，再利用参议院和总统任期制“倒袁”。

　　博弈的结果，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共和政体刚成便奄奄一息。辛亥革命之终曲，令人悲欣交集。

　　这一年的12月8日，嘉兴人有件欢欣鼓舞之事，孙中山来到嘉兴，褚辅成从杭州前来陪同。目前还能见到孙中山当年在南湖假山前与嘉兴各界拍的合影，共有五十五人，照片上印有褚辅成题写的“公宴孙中山先生摄影于烟雨楼·民国元年”。

　　庄一拂在《回忆孙中山来嘉兴之行》一文中提及：（兰溪会馆庙台）台上只中山先生和辅成两人，褚氏穿了蓝袍黑褂，首致欢迎辞。褚辅成和各界代表等陪同上船过湖，这时烟雨楼还未修复起来。

　　袁世凯称帝后在“忧愤成疾”中去世，而后派系林立。后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废除国会，破坏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褚辅成随孙中山南下护法，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史称“护法运动”。

　　宪政---褚辅成和沈钧儒

　　后人评议，褚辅成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主要功绩，首先表现在对新政权的政治建设极为重视。

　　1912年初，浙江临时议会成立，并颁布了《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这被看作是褚辅成在政治建设中最引人注目的举动。

　　多少年后，褚辅成的孙子褚律元在回忆自己祖父时，说他是一个民主宪政的斗士。

　　说到民主宪政，我们要提另外一个斗士沈钧儒。

　　辛亥革命，民国早年国会，倒袁，护法运动，在晚清和民国的历史风云中，我们不断看到这两位嘉兴人协同作战的身影。

　　卅年共命倍依依，他们的人生轨迹有诸多重合之处。

　　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列强的豪取掠夺，生在山河破碎的岁月，苦苦追寻救国之路，他们都感同身受。也许冥冥之中，从他们各自东渡日本，攻读政法，就与这古老民族的法制和法理结下不解之缘。

　　1909年，两人同时当选为资政院议员，经常联署提案。

　　民国初建，却因社会动荡，连年混战，民主和宪政举步维艰，但也正因此，他们与独裁统治的抗争，更彰显一身正气。

　　1913年，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的褚辅成因带头弹劾袁世凯，被其逮捕，押于安庆。当褚夫人沈氏在嘉兴叩头拜求菩萨时，沈钧儒赴蚌埠，为解救褚辅成求见皖督倪嗣冲。

　　后袁世凯死，褚辅成走出牢门重入国会。民国五年的七月三日，他从上海乘火车回嘉兴，千人迎接。吴藕汀在《落花残片》中写道：“褚辅成八字胡须，像仁丹广告，田毓甫山羊长须，如大月眼药广告。”

　　在青史留名的“七君子”事件中，时任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褚辅成专程去看望关在监狱的沈钧儒等“七君子”，并多方呼吁营救。沈钧儒被捕后曾有过短短几小时的被保释的过程，这几小时，他就呆在褚辅成在上海的寓所里。

　　《嘉兴当代人物志》中，形容褚辅成“貌虽文弱，有尚武精神”。这两人为民主宪政奋斗，几经杀生之祸，决不绝望。

　　褚辅成人生的最后10年，主要政治活动是国民参政会。俞寰澄回忆，“慧老在辛亥革命以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国会，想从国会进行法治。到老，没有如其所愿。”

　　而在国会时，几次三番，有人邀褚辅成，推举他做总长，他总推举别人。“一面开民主作风，一面保有我国士君子恬退的美德。这是政治家应有的风格，更是过渡时期的政治家所必需的风度。”

　　国共和谈破裂以来，梦想被戳破了，褚辅成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他对宪政的痴迷，还是当年“郡人”目中的“疯子”。

　　苍黄三十年成败，只当江河日下论。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3月29日，褚辅成在上海病逝。而在1946年6月，在生命最后几年，他还与沈钧儒结伴回嘉兴探望。

　　褚辅成没什么遗产留给儿孙，留下的只是一份遗嘱：“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5月16日归葬于嘉兴南门外祖茔。

　　“报国誓始终，每饭不忘真民主。立身重名节，盖棺还是老书生。”当年也主张国共合作的邵力子所挽之联颇能印证他的一生。

　　他的去世，也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