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我与君同性情”——何香凝与柳亚子的交往

　　何香凝与柳亚子是两位著名的民革前辈，他们几十年交往密切，留下了很多故事，在诗画合作上，何香凝的许多画件上留下了柳亚子的题诗，“何画柳题”的固定合作模式突显了两人间的深厚友谊。何香凝1931年绘就的巨幅《松菊》，柳亚子非常重视，用少有的小楷题写了350字的长诗，历述何香凝半生的革命经历和艺术生涯，其中有句曰：“过江名士多于鲫，唯君杰出群流中……文章有道交有神，唯我与君同性情……劲质孤芳世已稀，愿君善保坚贞身。”颂扬何香凝的“杰出群流”，得意于彼此间的“同性情”，期待她所具有的世间稀少的“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一直保持下去，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爱国迫切之情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他从“医人”转向“医国”，面对“中国积弱，至今极矣”的状况，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既是民主革命的政纲，也是国家近代化的构想。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都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和最忠实的战友，是国民党杰出的左派代表，比廖仲恺年轻10岁的柳亚子对他们极为推崇。后来何香凝与柳亚子保持密切交往，不仅政治立场一致，而且时常诗画往返、唱和，为振兴中华民族而携手奋斗了几十年。他们面对民族危机时，都具有救国救民的强烈诉求，他们的结交与共同奋进，与其说是个人间的仰慕，不如说是相似灵魂的共鸣，即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爱国救国迫切的爱国主义思想。

　　柳亚子与廖仲恺、何香凝的结识与南社有关，他们都是新南社的成员。1923年10月14日，柳亚子发起组织新南社，提倡民众文学，宣传新文化、鼓吹三民主义的新思潮，“社章”规定每年举行两次雅集，上半年是5月5日“双五”节，纪念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下半年是10月10日“双十节”，纪念武昌起义成功。新南社的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员，就像1909年成立南社时许多成员都是同盟会员一样，以文学团体之名却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且还有前后一贯的内在关联，“南社始终抱革命宗旨者也，服从孙大总统先生，兼信仰其三民主义。社中人物，以国民党为中坚。”但是，南社社友有一千一百人以上，“南社的内容，实在是很复杂的。”

　　廖仲恺是国民党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与夫人何香凝一起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是最早的同盟会员。1918年第一次护法失败后，他们追随孙中山到上海，廖仲恺受命与朱执信等创办刊物宣传孙文学说，至1921年孙中山返粤建立广东革命政权，他们又回到广东，廖仲恺主理财政，为孙中山所倚重，早为人们所熟知，而且他的国学造诣很深，擅长诗词。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谋划重振革命力量、巩固革命政权，国民党正焕发着新的革命精神。11月底，廖仲恺奉孙中山命自广东来到上海，负责筹组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并与北方各省支部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以完成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在国民党员中声名远播。廖仲恺直到1924年1月4日才离沪返粤，除了12月初到杭州数天外，都留居上海，由柳亚子邀请加入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的新南社，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柳亚子在1924年写七律诗《送廖仲恺归粤，兼呈何香凝夫人》，表达了他对新结识这对夫妇的倾慕之情：“星云山斗望中遥，才识荆州便故交。早向天南称柱石，恰从海上送征轺。疮痍吴地来苏后，图象云台列宿高。一幅流民新粉本，闺中湘管待重描。”廖仲恺也为柳亚子题诗：“万里长江排闼入，画帘高卷秋阴，西风芦脍耐人寻。天涯呖遍，依旧故园心。笛声频唱江南好，却怜景物萧森。烽烟寂处漫登临。吴山楚水，霸气易消沉。”

　　同时期，因柳夫人郑佩宜在上海养病，柳亚子便陪夫人留在上海度岁，与友人创“岁寒社”，1923年岁末、次年年初共举办雅集七次。由于这样的契机，廖仲恺和何香凝在上海期间受邀参加了柳亚子等人的雅集，正式结识。按柳亚子的说法，正式相识应是在1923年12月下旬的岁寒社集文酒之会上，柳亚子在《自撰年谱》中说到，民国十二年，“与陈巢南创岁寒社，为文酒之会。廖仲恺、张溥泉、于右任……暨何香凝……诸女士皆与焉。”但他在《江楼第二图记》中又说到：民十三年（即1924年）元旦，岁寒社集上识惠阳廖先生仲恺、南海何夫人香凝。柳亚子自己为何有两种说法？应该是在上海期间，廖何参加岁寒社雅集不止一次，此后没有发现廖仲恺与柳亚子有其他直接来往的记载。廖仲恺到上海身负党务重任，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和党务工作，应该没有打算专门参加文学社的活动，加上新南社也在1924年10月10日组织第三次雅集后停止了活动，廖仲恺更不幸于1925年8月20日遭暗杀牺牲。

　　但是，柳亚子却认为廖仲恺是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是属于“散文的”。十多年后他在答友人书中说：“先生说南社的缺点是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至终，不曾走出浪漫主义一步，这话对极了。在此地，我们不能不想起世人所忽略的新南社来……其实，南社是诗的，新南社是散文的了。讲到文学运动，新南社好像已经是走出浪漫主义的范围了吧。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而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举出廖仲恺来。汪是诗的，廖则是散文的。所以我说，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倘若廖先生不死，也许近十年来中国政治的局面，不会是现在的局面吧！那时候，或者南社派的政治，可以变成新南社派的政治，也未可知。可惜廖先生的寿命太短促了，也和新南社一样，这是我向来的持论，先生也许会赞同吧！”因为，新南社的成立，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是“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的旧南社部分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朋友联合组织起来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而廖仲恺是促成国民党改组、帮助孙中山发展三民主义、制定和执行三大政策的“第一功臣”，所以已超脱了“浪漫主义”诗的范围，而“属于散文”了！这也是柳亚子在政治上的追求，正如他在新南社社务结束后所赋、自喻为“代表作”的七绝《空言》中的诗句“能持正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

　　廖仲恺被刺牺牲后，柳亚子立即与共产党员侯绍裘、宛希俨等致电何香凝慰问，希望她完成仲恺二十年未竟之功，在祭廖仲恺文中称赞他“容纳革新分子，淘汰落伍党员，树拥护农工阶级之旗帜，撞反抗国际资本之鼓钟”等种种功绩。后来，柳亚子多次撰诗文悼念廖仲恺、感怀他的功绩和品格。1935年，柳亚子为广州建立的廖仲恺纪念碑撰写碑文，盛赞他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襄助最力”，“孙先生既殁，先生遂以一身系革命前途之安危”。所以，1936年柳亚子总结南社前后十几年的历史时，由衷地说：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我们却可以举出廖仲恺先生来”，就不足为奇了！

　　坐言起行都是开辟道路

　　《荀子·性恶》篇说：“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 坐能言，起能行，意指言论必须切实可行，后比喻说了就做。在何香凝、柳亚子这些民革前辈那里，我以为他们的坐言与起行同样重要，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文化人，以笔作枪。孙中山强调革命要宣传鼓动，始终把宣传鼓动作为组党、形成政党力量的重要革命工作。

　　生长在美国，华人遭受歧视的生活经历和所受的近代西方教育，使得廖仲恺对于祖国贫弱危急的命运，如何寻求根本性改革道路，有着痛切和急迫的感受。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赴日留学，“一时成为时尚”时，爱国迫切的廖仲恺，抱着“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的动机。何香凝与廖仲恺婚后，深受其教育与启蒙，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日炽，在日本遇到孙中山、聆听孙中山的革命道理时，廖仲恺夫妇都非常激动，“一次见面，即为折服，廖仲恺夫妇遂终生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走上了追随孙中山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