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的自号及其解读

　　张难先（1874—1968），谱名辉澧，字难先，又名绍良，自号义痴、六其居士、耻庐老人、东湖老人、旦庐老人。这四个自号各有来历。

　　张难先最常用的自号是“义痴”，特别是解放后他的很多书信、字画的落款大都是“义痴张难先”。为什么使用“义痴”这个自号，从张难先留存下来的文字中没有答案。但从他一生的言行中，我们不难理解他的用意。我认为，张难先的“义”表现在他的豪侠仗义、坚守正义。张难先从小就与众不同。在过去的塾馆里，寄宿的学生很多都是富家子弟，离学校近的贫苦学生都是走读，这些贫苦学生经常受那些富家子弟的欺负，但自从张难先来了以后，这种恶劣现象就几乎绝迹了。张难先还有济贫扶弱的侠义心肠。有一次，他家雇人在分得的几亩旱田收割小麦，张难先见到一些老人在地里一穗一穗地拾着遗漏的麦子，就让他们每人搂几捆割好的麦子走了。后来，他的母亲见场上的麦子变少而纳闷时，他说：“那些人一穗一穗地捡，那得多少天才能捡到一升两升呢？我让他们抱了几捆走了。”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侠肝义胆。张难先从政后，一直坚守正道，维护正义，无论是清匪除恶，还是替民伸冤，抑或改革创新、惩贪治腐，他都坚定地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彰显正义的光辉和力量。

　　张难先的“痴”则体现在他痴心革命、痴情为民、痴情不改。曾在仙桃市政协工作过的一名干部印保才这样评价张难先的“痴”：张难先的“痴”是一种不惜为国家、民族事业献身的浩然正气涵养而成，是由其坚定不移的人生原则浇铸而成，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风雷激荡的时代知识构架形成。其“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尽管“痴”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是一个贬义词，但张难先违逆世俗的偏见，始终保持这种人生品质和处世态度，有着特立独行的秉性，确实十分难得。正因如此，“义痴”二字在他的书信、字画、书籍、笔记本中随处可见。

　　“六其居士”的“六其”是有其用典来历的。据我的理解和一些老师的分析，应源自《孟子·告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张难先引用孟子的话认为，凡是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以往所不具备的才能的各种事情，都是为了致良知。张难先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张难先出生时，他的父亲在祖居的接阳集镇上经营着一爿杂货店，另有薄田数亩，家境尚属小康。但他16岁那年，父亲病故，家道开始中落。此后几年中，张难先倒是刻意攻读，甚或独居祖祠“思小惠而忘大耻”句，隐萌种族之见，开始对使中国迭遭屈辱的满族统治者产生不满，自然也就不愿通过八股考试而到清廷做官，甚至后来有人愿替他纳资捐官也被“笑谢之”。22岁，承继父业支撑门户的长兄又逝去，作为次子的张难先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从此结束专心从学的生涯。但他不善于经营理财，铺店生意毫无起色，只得把店务交给弟弟和侄儿料理，自己则设馆授徒，以补家中困乏。即使如此，家境仍常常弄到无米下锅的窘境。26岁，母亲又在忧愁中故去。第二年，兄弟三房分家，他只取薄田三亩，瓦屋一椽。这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为着这个小家庭的生计，他只得到荆宜等地卖字作画，得以结识若干荆楚名士。

　　从1904年到1924年，在这漫长的20年中，张难先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间沧桑和风风雨雨。作为继科学补习所之后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的重要成员，他为革命运动奔走鼓吹，后因事败而系狱。在狱中，他抱定必死的决心，自承反清革命，洋洋洒洒数千言，供认不讳。经保释出狱后，继续为革命奔波联络，密谋策划。他为武昌首义的胜利而欣喜，并亲身参加保卫新生政权、扩大胜利成果的战斗，后又因袁世凯的篡权窃国和革命党人的“浮躁浅陋”而深怀忧虑。当人们或兴高采烈、欢庆胜利，或振臂言功、沽名争利的时候，张难先看到的却是“隐患实深”。他告诫同志们“应深谋远虑，不宜于袁世凯是非未明之日，摘其一二小节奋其空拳，以与之争一日之胜负”，主张勤学反思，养精蓄锐，培植人才，以便日后担当国事，一旦袁氏劣迹昭著，“去一袁氏不啻摧枯拉朽”。但他曲高和寡，于是发愤读书，“预定10年后再出问世”，悄然隐去。归籍后购薄田20亩，耕读自给。这时，他已届不惑之年。在此后10年内，张难先异常贫困，却不潦倒。1920年至1922年，张难先以年近五十的高龄，赴北京求学求友，一面与蔡元培、梁漱溟、林志钧、萧隐公等饱学之士讲学论道，一面到北大与莘莘学子同堂听杜威、罗素等西哲授课。他一度寄居西山林场，“困于经济，俱步行进城，往返则百里。年近五十，实非所任”，后来变卖沔阳田产，租得北京西直门内崇寿寺的一间偏屋，携二女一男在京入学，自己谋得一个在陆军参谋部当抄写的差事，但常常数月领不到薪水，生活“奇窘，二月初解身上之棉马褂质银三钱，次日又解袍质银一钱五分”。梁漱溟见他四壁萧条，愿每月津贴三四十元，也被他“笑谢之”。

　　其实张难先成长的经历，正是孟子所说“六其”的真实写照。就是说，人的品德、智慧、本领、知识，往往产生于灾患之中。一个人如果能经受住命运的考验，以一种乐观自信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的磨难，并在不断的奋斗中磨练砥励自己的心性，就能达到完善自我，提升素质的目的，从而完成上天赋予自己的伟大人生使命。从张难先的人生经历中，我觉得他能做到“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或许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在触及灵魂的磨练过程中，他的心性逐渐达到清明的境界，平常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很难令他动心了，自然很少有物欲的牵累和蒙蔽，这样，他那神奇的良知所产生作用的地方，自然就会多一些，做什么事都比较符合“道”的规律，也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其居士”的“居士”是对信仰佛教的俗家弟子的称谓。张难先自称“居士”也是有缘故的。他民国元年（1912年）六月二日曾在三佛阁照了一张僧装照，并在照片上题了两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绍祖留侯，天生怪物。”他专门为此事作了一段注语：“我何以照这一张相片呢？我参加辛亥年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的北伐军，和议成后回省，看到好多朋友，都以为满清一倒，革命就此成功，大家准备作官僚享受，不知袁氏窃国，实较满清之后患尤甚。我看了这种场面，实在感到不快，因此尽管各方欢迎北伐军，总是标明季雨霖、刘英、梁钟汉、张难先四个人，我却总是不出场的。文学社的同志很讨厌我，就在抱冰堂专开一个欢迎我个人的会，我不好不去，却又怕讲话。届时蒋翊武请我讲话，我以不善说辞，经不起大家勉强，我就照上面的意思痛说了一顿，当时就激起了文学社要人杨王鹏的怒气，大肆攻击，我就负气跑了，途中就发生一个逃禅的观念，路过一个照相馆，我就进去照了一个僧装的照片。这当然表示一种要不得的消极态度。入世，我又无应付大难的学养；出国留学，那又非仰新贵的鼻息不行，而且连黎元洪我都不愿见的。这怎样办呢？我打定了主意，先从儒家学说研究起，当退还了黎元洪送我的顾问聘书，归田求学……”1916年夏，张难先又在这张照片上写了一段批语：“这和尚有妻有子又吃肉，禅也不会参，经也不会读，无端披一件衲衣，惊世骇俗。我劝你回头是岸，不如向明明朗朗处求一个归宿。”这就清楚表明，张难先辛亥革命后一度想消极归隐做佛教徒，后来还是不甘沉寂，再度转向研究儒学，出世为国家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所以，张难先用“六其居士”这个自号的年份基本可以确定是从1912年6月开始。1935年3月，他写于武昌灵山窝的《灵山窝杂布》署名用的还是“六其居士”。

　　张难先自号“耻庐老人”与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段国耻相关。1931年，张难先任职浙江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难先当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他通电罪己，下令全国总动员，亲赴前线督战。同时，张难先组织省府及各厅职员学习军事操。自己虽年近花甲，也随众参加操练。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南京震动。“国民政府”主席避奔洛阳。此时张难先已解职家居，闻讯即赶赴河南，先后会见蒋介石、林森，以“大难当前，宜团结各党派一致抗日”进言。并主动赴西安等地视察地形，提出以西安为陪都的建议。1937年12月，上海之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京危急，政府各机关纷纷撤退。南京中央医院也拟迁退长沙。张难先对医院撤退颇有意见。他说：“别的国家发生战争时，高明的医生都赴前线。现在我们国家抗御侵略的时候，第一流的医院反倒全部后撤。”1938年8月，湖北省政府迁宜昌。张难先于1940年辞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职务后，于1941年4月16日来到宣恩县长潭河隐居。1942年4月离开。在这一年中，他为了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自己的租住地创办了“耻庐成人识字班”。他之所以把识字班命名为“耻庐”，用他自己的解释是：“耻者乃耻辱也！庐者茅屋也！我们这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几度革命，不仅没有治理好中国，而反遭日本侵略，国威堕地，实为羞耻也！我虽年已古稀，不能报仇雪恨，匿居深山，故用‘耻庐’，不忘国难也！”因此，张难先应该是从1941年4月开始用“耻庐老人”这个自号。1943年秋，他给侄子张宇声题赠的一首诗，以及1949年12月31日写的一首诗《除夕旅京感怀》，署名都是“耻庐老人”。

　　“东湖老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张难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从武昌思旧庵迁到汉口赫德路2号居住，用得比较多的一个自号。因为他一生有较长一段时间在武汉，而东湖是武汉城区内最有名的地方，而且东湖还是张难先辛亥革命前后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他解放后为建设东湖旅游风景区建立屈原纪念馆、行吟阁及九女墩等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地方，所以，1950年后，张难先在武汉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经常自称“东湖老人”。

　　1955年6月，张难先当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且担任驻会常委后，从武汉迁居北京市交道口前园恩寺14号后，入住前清王府，他将自己的北京新寓题名为“旦庐”。他确定寓所为“旦庐”，应该说费了一番脑筋，是从古典文学中得到灵感后命名的。据查，《尚书大考》卷一有云：“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孟子·告子上》有曰：“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诗·卫风·氓》有诗：“信誓旦旦。”《朱熹集传》解释：“旦旦，明也。”《隋书·音乐志中》也说：“离光旦旦，载焕载融。”张难先认为新中国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共产党能认可和接纳自己，并且还安排到北京居住，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对新的住所饱含欣喜之情。因之，他既然是“旦庐”的主人，便以“旦庐老人”自称，直至1968年去世。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仙桃市张难先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