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德”黎元洪

黎元洪（资料图）

　　黎元洪是安徽商人的子弟，缺乏科举文化的熏陶，这是他报考北洋水师学堂的重要原因。依据当时的标准，北洋水师的待遇是相当优厚的，但因为不是“两榜正途”，通常只有无心或无力走士大夫路线的家庭才会考虑。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容易被主流社会视为胸无大志或走投无路的表现。

　　英国顾问说，北洋水师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是福建人，多半是商贾的子弟，一向遭到中央帝国和儒家士大夫排斥。他们讲官话还不如讲英语流利，对朝廷和战争都毫无兴趣，把军队当做赚钱的另一种方式，但至少还熟悉水性。严复、萨镇冰和方伯谦都来自这个集团。第二种是中原人，多半是黄淮地区的游民冒险家，属于宋明以来主流社会“好男不当兵”的典型代表，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比较可能做江湖好汉，在天下大乱做皇帝或反贼都有可能，如果皇帝和反贼当真有任何区别的话。李鸿章招募他们原本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但由于新式海军人才奇缺，以及解散流氓无产者军队具有极大的社会危险性，也就是说无饷可领得士兵除了做贼以外，通常什么都做不了，朝廷很可能不得不尽快招募新军，镇压这些老兵组成的盗匪或帮会，因此把他们塞进任何有饷可领得地方，都不失为大臣公忠体国的证明。这些人在智力上属于大清社会的最底层或接近最底层，训练他们掌握包括汉文在内的任何文字，都会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即使他们真有任何学习欲望，但这一点并不确定。较之畏战如畏虎(其实只是经济理性人的正确计算)的福建人，他们具备彪悍不畏死的好处，然而这种特征来自底层人命贱的残酷现实和掳掠发财的宝贵希望， “破城大掠三日”的渺茫希望对流氓无产者而言就像马票中大奖对劳动阶级、一举中状元对读书人一样不可或缺，不可能稍加损害而不影响战斗力和社会结构，贵族绅士为荣誉而战的勇气对他们比外星人更加不可理解，戈登将军绝不会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可惜他们是一批不可救药的旱鸭子，怕晕船的程度常常超过怕死，因此发挥不了这个仅有的优点。丁汝昌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较之大多数同侪，他至少为人比较厚道，但以任何标准衡量，都绝对称不上廉正或能干。他们的蛮横和彪悍几乎构成无法分割的整体，往往将报复社会和阶级斗争视为正义的体现。由于他们的存在，北洋水师的官兵很不愿意接受英国提督的要求，大部分时间留在水上。由于提督丁汝昌同样或更加害怕晕船，他们的愿望以维护国家主权的名义得以伸张。自从不识时务的琅威利滚蛋以后，帝国主义不再干涉大清内政，北洋水师的训练水准也就相应地降低到符合大清基本国情和淮军骑兵传统的程度，直到吉野号出现为止。黎元洪准备托付终生的对象，就是这样一支军队。

　　1883年，黎元洪来到天津。他体现了本分商人最好的家教，敦厚实在，处处替人留余地，勤勉踏实，重视细节，不爱多管闲事，没有士大夫夸诞虚浮的习气，但是对抽象知识的智力和学习能力实在不能令人恭维。他在学校最喜欢引擎，跟他的出身和为人很有关系。从他的性格特征看，他做工程师比做军人合适。相比之下，著名的严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充分发挥了文人好高骛远、不务正业、尤其不爱体育和军事的特长，把西洋文学和政治理论钻研得很透彻，尤其酷爱越级批评国家大政，仿佛不是学海军而是学新闻，日常生活不像活泼好动的少年士官生，倒像一动不动的菩萨像。这种性格即使没有遭到上司不出所料的打击排挤，也不像是能发展成勇将的材料。历史往往比小说更离奇，严复居然恰好是黎元洪的教习。他给这位学生的评价是“德高才疏”，的确很有知人之明。

　　黎元洪既不是淮系，又不是福建系，为人又老实不善钻营，得不到美差肥缺是很正常的。毕业后，他在广甲舰任职。这艘军舰是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由马尾船厂生产。由于技术和经费的限制，左宗棠和沈葆桢的继承人没有能力生产铁甲巨舰。广甲舰用现在的话说，是山寨货。船身基本上是木制的，只在机舱中部覆盖龟甲。这样的配置对付海盗足够了，对付镇远这样的铁甲巨舰只能坐以待毙。即使在穹甲巡洋舰当中，广甲舰也是劣质产品，航速和马力不过致远、靖远舰的四分之三左右，150mm的主炮只有一门。广东水师之所以需要这样的产品，是因为他们没有承担拱卫京畿的重任。黎元洪之所以派驻这样的地方，是因为没有人打算栽培他做第二个刘步蟾，他自己又是太安分守己的人。然而造化弄人，广东水师虽然认为甲午战争是李鸿章私人的活动，仍然不得不出兵支援，选中了广甲舰。这艘军舰像大多数过时的山寨货一样经得住折腾，临时安置了三门克虏伯大炮，江南制造局又补充了四门副炮，产生了一块古今中外俱全的大补丁。黎元洪就在这块补丁上担任二管轮(轮机长的首席助理工程师)，由于进攻时火力不足，逃跑时速度不够，终于全船覆没。黎元洪水性很好，浮海得救，但朝廷迁怒残兵败将，下令他们自行解散，仿佛以后再也用不着海军似的。

　　这时，广州水师的创始人张之洞代理北上勤王的刘坤一职务，驻节南京摄行南洋大臣职权，兴致勃勃、眼高手低地编练“自强军”。黎元洪投奔这位理论上的老上司，奉命修建狮子山、幕府山炮台。黎工程师发挥谨慎周密的特长，花钱少而办事快，使志大才疏的浪费大王张之洞不得不服，称他智勇深沉。工程完竣后，黎元洪顺理成章地接任炮台总教习。刘坤一从山海关返回南京，张之洞很不乐意地返回武昌任所，留下了炮台，带走了黎元洪。此后湖北新军的缔造，黎元洪厥功至伟。他的湖北军界的地位虽然不及张之洞的“丫姑爷”张彪，但他做的具体工作比任何人都多。湖北新军和舰队的核心(包括所谓“六楚四湖”)、汉阳兵工厂和钢铁厂都在他手中成型。湖北陆军小学堂和留日学生大多受他提携，包括他理论上的同乡蓝天蔚。黄陂其实是黎家侨居的第二故乡，黎家原先也不是书香门第，但该地在清末文风颇盛，黎元洪大有附庸风雅之意，培养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成就，至少成功将他的后人变成了士大夫的同侪。重文轻武的旧思想或自卑感在清末民初的武人当中非常普遍，以致于他们的子孙经常弥补先辈的遗憾，反功利地挤进行将灭亡的士大夫阶级。民国早期的门面之所以能够维持，与其说是因为舶来的法统神圣性，不如说是因为武人将针对士大夫的习惯性敬畏移到了民国身上，随着旧思想老将的凋零，少壮军人越来越轻视法统和一切文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