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陈其美初见于日本

　　陈其美是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重要领袖，因其青帮身份及组织的暗杀活动，也是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辛亥革命前后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黄兴一起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被孙中山称为“革命首功之臣”，“平生事功，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卒以身殉，死义甚烈。”而孙中山、陈其美两人也有密切的关系，从最初的隔膜到互相熟悉，最终成为亲密无间的革命同志。

　　早期隔膜

　　1906年秋，陈其美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开始接触孙中山，不过二人却没有实质性的交往。对于两人在东京初次见面的具体情形，从现有史料中并无发现详细的记载，两人在日本的会面，或是众人碰到一起时别人简短的介绍，或偶尔见面打个招呼地点头之交。因为孙中山此时已是同盟会的总理,而陈其美不过是初到日本的自费留学生，既非同龄人，也非同乡，经历与思想的交集都不多，因此也难有深刻的交往。到1906年底, 陈其美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但当时同盟会组织分散，陈其美一开始接触的多是张静江、于右任等人，与处于同盟会核心领导层的孙中山交集不多，且未获得孙的赏识，也没在同盟会内脱颖而出。而且他对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及同盟会的纲领并无深刻理解，甚至还存在偏见。

　　1908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下，陈其美回国开展革命活动。他多方奔走，四处联络，使沪江浙皖等地的革命活动从沉寂走向活跃，他也成为革命的重要领导骨干。陈其美和光复会的陶成章、章太炎等日益疏远，在同盟会中主要与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联系紧密，而与孙中山仍有很大的隔膜。

　　互为依靠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陈其美也参与发动了上海、杭州及南京的光复，并在同年11月被推选为上海的沪军都督府都督，成为掌握实权且地位显赫的一方大员，其在同盟会中及全国的声望大增。1911年12月，孙中山自海外回到上海时，陈其美作为沪军都督亲自到码头迎接，并派卫队保卫孙中山在上海的安全，从此与孙开始了密切的交往。

　　辛亥革命中，虽然各地独立纷纷成立新政权，但陈其美为都督的沪军都督府是当时唯一没有立宪派与旧官僚插手的新政权。而且新成立的沪军都督府颁布了一系列带有鲜明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政策与法令，使得上海变成同盟会的重镇与全国的革命楷模，并且成为革命的坚固后方与基地，为以后的反袁斗争提供了充足的保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其美还为孙中山为首的新政府给予了全力的支持，通过沟通保证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同时选王金发等武功高强的革命志士组织卫队保卫孙中山在南京的安全，对于临时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法令，也在上海尽力给予了遵照落实，且不为袁世凯许诺的功名利诱所惑，坚定地保持革命立场。

　　伴随着在革命事业中日益增多的接触，孙中山也越来越器重陈其美，在各个方面支持陈其美的工作。当陈其美在1912年1月擅自派人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后，南京临时政府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革命派阵营中同盟会与光复会矛盾加剧。在此形势下，孙中山具有宽广的革命胸怀，即使陈其美曾经反对过自己，并擅自进行了此次暗杀，但他还能积极地信任与依靠陈其美。当时同盟会内情况复杂，派系林立，国内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北方被清政府控制，其他省份立宪派、旧官僚势力犬牙交错，孙中山最能够依靠的也就是革命派控制的上海都督府。而且即使陈与孙中山过去有隔膜，陈在此时也表现了相当的忠诚与大局意识，全力支持孙中山，当然其也有通过维护革命派领袖以保证在与其他势力斗争中维护革命派利益的需求。孙中山也非常体谅陈其美在上海都督府中事业的艰难，也努力提供政策、司法等方面的支持，并对陈其美的辞职进行了多次挽留。

　　但是，陈其美在这一阶段，更相信黄兴而非孙中山，仍未视孙中山为完全的领袖。在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坚定地主张武装讨袁，而陈其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旧追随黄兴而认定军事准备不足，应以法律与政治手段解决与袁世凯的矛盾，反对暴力反袁。陈其美是坚定的革命者，革命胜利是其追寻的目标，因此这一时期他没能与领袖孙中山的思想保持一致，绝非囿于一己之私利，而是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有误，且并未听从孙中山提出的上海首先独立反袁的建议。然而，随着袁世凯罢免李烈钧、胡汉民等人的都督职务，革命党人在1913年7月被迫武力讨袁，陈其美也随后宣布上海独立，加入讨袁队伍，参加“二次革命”。但最终因革命力量不足，讨袁运动失败，陈其美、孙中山等都遭到通缉，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陈其美则躲在上海租界进行善后。

　　密切合作

　　1913年10月，陈其美应邀赴日本与孙中山会面，二人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陈其美逐渐真正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了陈其美不小的打击，令其开始深刻反思。他思考了许多革命问题后，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主张逐步摆脱成见，认定孙中山在自己心目中的绝对领袖地位，他认为在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忍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而在革命的危难与低潮之中，陈其美能够继续忠诚地从事革命事业，而不是像部分人那样心灰意冷，闭口不再谈革命或互相攻击，也让孙中山对陈其美更加信任。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12月间，陈其美在日本还把同乡蒋介石引荐给了孙中山，使蒋得以首次单独拜会孙中山，并获得了孙的欣赏，这直接奠定了蒋介石之后飞黄腾达的仕途。

　　在“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痛定思痛，认为同盟会成分太杂是革命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而且原有的同盟会及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已无法完成领导全国革命事业的重任，因此孙中山在日本立刻开始着手组建新的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目的是集合纯净的革命者组成一个纯粹的组织。此举也招致了一些革命党人的反对，黄兴、陈炯明等人都反对这一新政党组织，并拒绝加入。陈其美却坚决站出来解释与宣传孙中山的主张，积极参与组建新党的事业，并率先加入中华革命党。他还被孙中山委派担任中华革命党六部之首的总务部部长，统筹党内各种事务，被孙中山誉为“吾党唯一柱石”。特别是在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孙中山亲自宣誓入党，并特别选定居正与陈其美为其入党介绍人，由此也可见孙中山对陈之重视，并随后成为孙中山之外的该党的最重要领导人。

　　鉴于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孙中山此次特别重视中华革命党的严格纪律与领袖的绝对权威，在入党誓约中要求党员绝对服从自己，并且入党需要按手印效忠，这也导致黄兴等人指责孙中山搞个人独裁。但对于孙中山的此种做法，陈其美则表示理解，也坚决维护。他向持有怀疑态度的同志正确阐释了领袖与党员的关系、纪律统一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增强了中华革命党的凝聚力，团结了更多的革命同志。陈其美还遵循孙中山的指示，争取了与黄兴的和解。1915年初，陈其美还特意给身在美国的黄兴写信畅谈对以往革命的看法，他自己先勇于承担错误，诚恳地检讨了自己与黄兴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失误，并热情欢迎黄兴重回革命队伍中来，协助孙中山进行反袁斗争，从而推动了孙黄的重新合作。

　　此后，陈其美更加受到孙中山的倚重，从而取代黄兴成为孙中山的第一助手。他在上海、江浙等地曾多次策划指挥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反袁革命行动，如1915年时，孙中山委任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军淞沪司令，主持上海讨袁军事工作，后又在1916年初被孙中山认命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统领东南地区的革命工作，虽然行动最后都遭到失败，但都给予袁世凯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基于此因，陈其美遭到袁世凯的忌恨，1916年5月18日，他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陈其美去世后，孙中山亲赴现场抚尸大恸，当场手书“失我长城”以挽之，随后还写了情真意切的《祭陈其美文》，回顾了陈其美的革命贡献，并为其在湖州墓地亲笔题写墓碑，还曾在当年请求北洋政府给予陈其美国葬待遇。1920年，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还将“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与“民国二年后之英士”相提并论，可见孙对陈地位之肯定。因此，我们在怀念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事业百折不挠的努力之时，也要通过陈其美与孙中山的关系中看到陈其美在革命事业中的贡献，特别是他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更值得我们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