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骧烈士小传

　　马骧，字幼伯，生于公元1876年8月16日（光绪丙子年阴历6月27日丙辰日），牺牲于公元1922年8月28日（民国11年阴历7月初6日），汉族，云南大理下关人，是云南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时期杨振鸿、马骧、黄毓英被称为“云南革命三杰”⑴。

　　据马氏家谱记载，马骧“祖籍南京常州府宜兴县，先祖马公易宝于明朝洪武年间随颖川侯傅友德入滇，事平留居屯田，遂家焉”，自马易宝至马骧共十四代。马骧的祖父马敖，字云声，曾参加清咸丰年间大理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反封建起义，任南军将军，起义失败后马家人口锐减。

　　马骧幼年时父亲病故，家境贫寒，但马骧学业优异，考取廪生资格。1900年马骧任下关玉龙学校校长，常与密友聚会讨论反清斗争。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次年派杨振鸿、王九龄等人回云南发展组织，马骧加入同盟会后，成为中坚分子之一。1907年马骧先后在下关将军庙、江峰寺召开群众大会，登台演讲，历数清廷罪恶，远近各属到会者数百人。下关厘金总办钱登熙告发马骧为乱党首领，密禀上司拿办，幸得大理县长之子杨梦愚通风报讯，马骧得以逃脱⑵。从此马骧行踪不定，与杨振鸿、秦力山、刘弼臣、王养石等志士，艰苦卓绝地开展革命的组织发动工作,抛妻别子，奔走呼号，儿子马有开生病夭折，也无暇回家照顾⑶。1907年马骧组建了同盟会下关小组，发展会员二十余人。

　　1908年4月同盟会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马骧亲身加入战阵。起义前夕给家属留下了遗书：“仲弟手足：兄以身许国久矣。来日此间各盟友抱定牺牲主义袭取河口。如一月后无兄信到家，弟等可购酒浆一招孤魂，兄死矣，与诸弟永别矣。尚望善侍老母，代兄一报养育深恩。诸维自爱，不尽欲言。适遇乡人王光明回滇之便，顺托携函密告。戊申年。兄骧。草于河内车中。”起义失败后，马骧辗转到达缅甸仰光，与留学日本南下支援的同盟会员会合，共商大计。他们在仰光创办《光华日报》，杨振鸿主持报务，马骧参加编辑，不久他们分头秘密入滇进行宣传发动工作。马骧回到滇西，发动哥老会等群众组织，并领导同盟会下关小组迅速开展工作，积极争取下关袍哥“玉龙公”和武备队靠拢革命，派会员马程九、吴丙义与保山“茂吉公”接上关系，还派会员分头前往巍山、顺宁联络会党，宣传发动⑷。

　　1908年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先后死亡，清廷震动，同盟会决定利用这一时机组织起义，这时马骧已发动了保山“三点会”首领杜文理等几支哥老会力量，组织起农民军⑸，并向华侨林定一借巨款从泰国购买大批枪弹运入国内，为起义奠定了基本条件。杨振鸿从缅甸赶到保山领导了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联络组织方面因人误事，起义失败，杨振鸿愤疾而亡。马骧与黄毓英、杜寒甫、张文光等人在滇西广结党人，密谋再举，长期坚持斗争，条件极端险恶，经历九死一生，而且人人都染上了疟疾。马骧行至巍山联络党人重整旗鼓，险些落入蒙化丞林某的魔掌，又秘密潜人大理策动新军第七十六标反正，大理守彭某侦知此事，欲拘捕加害，马骧得知遂转移到巍山石磺厂，召集同志躲进深山密议对策，清军跟踪而至进行搜捕，马骧等人及时转移到碗窑村，险象环生，幸得群众掩护，化险为夷⑹。1910年冬滇西革命的条件又逐渐成熟，不料英军突然入侵我国片马地区，运滇饷械又被泰国官吏扣留，只好取消起义原议。随着同盟会战略部署的调整，马骧、黄毓英等人把滇西革命工作交给张文光负责⑺，然后分头潜入昆明，组织革命机关，发动省城的新军和各界革命力量。

　　马骧、杜寒甫等人在昆明联络发动会党和军外群众力量，并以三迤总会为掩护，张贴宣传品，在黄河巷纸行会馆、龙井街两粤会馆、两湖会馆集会作演讲，大力宣传革命思想⑻。黄毓英考入新军任排长。1911年4月，为响应广州黄花岗起义，马骧再度潜回大理，策动新军第三十八协起义，被三十八协统领曲同丰侦知，紧张缉拿⑼，马骧只好撤回昆明，加紧组织军外的民众武装力量。

　　张文光发动腾冲起义成功后，昆明也行动起来了，重九起义之夜，李根源、李鸿祥率领步兵第73标，蔡锷率领步兵第74标，向省城进攻，马骧与城内同盟会员持枪聚集在李应恒家，听到起义军攻城的枪声后，立即率领民众武装力量与敌人展开血战⑽。重九起义成功后，马骧为五华山上的云南军都督办公楼题写“光复楼”三个大字。起义后的民众武装力量编入政府军，马骧被授予管带职务⑾。

　　腾冲起义军乘胜东进，与反正了的大理军队发生冲突，云南军都督府派李根源率兵西巡处理，同时委任马骧与杜寒甫为“迤西安抚使”，先行出发赴大理调和战事，避免了新政权的内战损失⑿。

　　马骧不以功臣自居，调和战事后并没有到都督府任职，而由缅甸东渡南京去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北伐，南北议和后，又东渡日本留学，被推为中国全国留日同乡会副会长，与留学生一起创办《丛学报》寄回国内各州县⒀。1913年沙俄山东外蒙独立，马骧被推举为外蒙宣传团团长，回国组织团体推动政府解决外蒙问题，“二次革命”爆发时，马骧奉孙中山先生命令回云南相应，力劝蔡锷反袁。二次革命失败，蔡锷劝他暂避风头，不为所动。

　　1914年5月马骧四处筹款，以私人名义在昆明创办《滇声》日报，马骧与杜寒甫任经理长，黄玉田任编辑长，马骧的三弟马骞（介叔）也在报社任经理，做组织工作⒁。报社办成了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和反帝制反封建的公开旗帜，通过大量评论、社说、通讯，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罪行，为护国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1914年6月至1915年3月马骧任路南县知事半年余，在路南体察民间疾苦，抑制豪强，兴办教育和实业⒂，回昆后进入军队担任中级军官，并继续从事滇声报革命宣传工作，秘密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华革命党⒃，联络滇军中的带兵官，积极进行反袁组织活动。

　　护国起义爆发后，马骧通过滇声报号召捐款，筹集护国军饷。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对两年前就力劝反袁的马骧格外器重，任命为军法处长，马骧向蔡建议“随军出发无补于事，此次出兵川东，而川西防军必须注意，现建昌之陈遐龄等先与有旧，愿亲往晓以大义，即不能为我用，务使不为北军用，乃要图焉。后蔡公兵抵泸州，战斗激烈，成败攸关之际，川西步队各守原防，滇军无后顾忧，此幼伯力也⒄。”马骧离开处长职务深入虎穴进行秘密游说，终于达到了目的，整个护国战争期间陈遐龄以军饷不足为理由，始终按兵不动，护国军免除了腹背受敌之忧。

　　马骧协助国民党四川干部张煦，组织起四川民军支队，在泸州、叙府一带配合护国军作战，受蔡锷指挥，起到了积极作用。马骧的三弟马介叔也投笔从戎，参加护国第二军出征杀敌，后于1923年因悲痛马骧之牺牲而吐血病逝于广州。

　　革命处于低潮时，马骧多次上书孙中山先生，出谋划策，探讨中国的出路，奔走于滇川桂粤，聚集革命力量，孙中山先生委马骧为云南民军总司令。

　　护法运动中马骧坚持不懈地联络川滇革命同志“组织不挠之团体”，1917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委马骧为大元帅府参议官。马骧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屡献良策，在速组民军、复组党务、财政、外交、军事等方面为孙中山先生分忧解难，后又奉命回云南致力于组织和宣传工作。

　　1918年春，张煦兵败身亡，孙中山先生委马骧为大元帅府参议官兼四川宁远各属慰问使去处理善后，家境清苦的马骧“自备军费慰问入川⒅”，协助张煦的参谋长郭文钦收罗残部，耗费了大量心血，把这支队伍建设为民党的坚强力量，“率健勇八千人各携枪弹效忠我党”，直隶于广州军政府⒆。孙中山先生又委马骧为云南民军总司令。在艰难的革命历程中马骧坚定不移地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写信称赞说：“幼伯同志仁兄鉴：前后来函均悉，所云各节，诚关国家前途匪浅，仰见兄之爱国弃家，实为民党中不可多得之名士。刻因粤中宵小作祟，文以移住沪滨⒇。”

　　1918年马骧被选为国会议员。马骧为驻川的国民党将领黎天才筹购军械，策划北伐事宜，后因形势变化而未能实现。在护法运动中马骧披肝沥胆，身体力行，长年离家，二儿子马德洪又因缺医少药患白喉症死亡，马骧化悲痛为力量，仍为民众的解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