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缔造者——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山之名

　　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12日。母亲给他取名乳为帝象，表示她已把儿子交给村里的神“北方真武玄天大帝”了，当时粤俗妇女多信神，此类乳名，可使爱子得到神的庇护而免除灾祸。稍稍大一些后，父母总叫孩子参拜此神。

　　入学后，取名为文。这样，在以后凡正规场合的宣言著作、电文等皆署孙文。又取号日新，取自《大学》中“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之义，而“日新”的粤语谐音为“逸仙”，在以后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概用此名。

　　31岁后，孙中山在东京投宿旅馆时，化日本名为中山樵。因而，革命党人与日本友人又皆以中山称之。

　　不久，章士钊无意中将孙字之后加中山二字，孙中山之名由此而始，为此章士钊还受到革命党人的指责。不过，此三字符合中国人姓名的习惯，反而推而广之，传遍全世界。

　　“洪秀全第二”

　　翠亨村有个叫冯爽观的太平天国老战士，他经常在家门口的大榕树下讲述金田起义、永安封王、攻打长沙、进军武汉、定都南京、东征北征的故事。孙中山成了他最忠实的听众。每当讲到石达开在鄱阳湖大败曾剃头（曾国藩）使他投水自尽时，他总是恳求道：“把这段再讲一遍。”他不知听了多少遍还是听不够。当讲到天京沦陷时，他总是跌足长叹：“可惜，可惜，洪秀全灭了清朝就好了！”

　　太平天国英雄成了他崇拜的偶像。冯爽观总是高兴地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长得很像洪秀全，你长大以后就当第二个洪秀全吧！”从此，孩子们都叫他“洪秀全第二”。每当大家游戏时，他就真的当了天王，其他小朋友，有的当太平军，有的当清军，每次结果总是叫清兵大败、尽兴而归。

　　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他从小就崇敬革命英雄，以“洪秀全第二”自勉，并习拳弄棒，想干一番“天王”那样的大事业。

　　澳门行医

　　孙中山在雅丽医校学医5年，毕业成绩为全校第一，取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毕业后到澳门行医，他医术高超，医德更高。他首先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尝试。

　　他对穷困患者不收医疗费，并免费赠药品，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深受人们好评。

　　他精于外科、小儿科。在解剖手术方面，更是医术精湛。

　　他曾为一个病势垂危的患者动大手术，剖除一个大如鸡蛋的胆结石，足有90克重。患者及家属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孙中山名声大振，求医者越来越多。不到3个月，就远近皆知。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他又聘来雅丽医校英籍老师来澳助医。他们1年之内，收入达1万元。

　　为此，引起澳门葡萄牙同行的猜忌，并百般刁难，不发行医牌照。孙中山无奈，只好转广州重设医所。

　　初识黄兴

　　1904年，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见面。

　　当时，在东京的牛达区里，还居住着章士钊、杨度等中国留学生。

　　孙中山由横滨来到东京，号召革命，发展组织，商议起义大事。在留学生里，杨度名气很大，孙中山与他畅谈关于满、汉民族问题，关于革命与改良问题，无所不谈。他们尽兴谈了三天三夜，两人都十分高兴。

　　最后杨度说：“我赞叹你的高论，可我投身宪政已久，难改初衷，不过我有个同乡好友，名叫黄兴，他真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奇男子，文武双全，出类拔萃，他来辅助你，一定能成就大事业，我愿意把他引荐给你。”

　　孙中山十分兴奋，立即就要前往拜访。

　　“还是叫他来见你好了，他是小辈。”孙中山急忙说：“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与后辈之分，我去找他！”

　　黄兴一见孙中山，惊叫一声，一股热流直涌心胸。两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滔滔不绝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

　　从此，两个革命伟人开始并肩战斗了。

　　读书破万卷

　　1905年5月，孙中山在布鲁塞尔发展了30多个兴中会新会员。当时的留学生受立宪派宣传的影响，误以为孙中山是个不学无术的草莽，因而都有些偏见。

　　孙中山亲自主持会议，入会誓词为：

　　“具愿书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月日押”。

　　有个留德学生读完誓词笑了起来，孙中山问其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经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非出一般人之手，可见康梁之辈所说的都是假话。”留德学生解释。

　　孙中山此时也自信地说：“我也同样是读书破万卷的人啊！”

　　孙中山见留学生们心向祖国，热望革命，十分欣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定名“民国”

　　“中华民国”一词，由孙中山在1904年首次提出，1906年在《民报》创刊一周年时再次提出。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定国名为 “中华民国”。

　　有人问，为何不用“中华共和国”而用“中华民国”呢？

　　后来孙中山在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中，作了精辟阐述。

　　他说，主要就在一个“民”字上，这是他刻苦研究10多年的结果——共和国体乃是当今盛行于欧美的代议制政体，执政者与民众的中间层次太多，其意义不够积极。为此，他研究了中国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进一步实施直接民权，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享、民治的“20世纪的共和国”。正是为了突出民权，因而他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定名为“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