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勋李书城：“中共一大”在他家召开(2)

　　支持胞弟李汉俊担任中共早期的主要领袖

　　李汉俊是李书城的胞弟，是中共早期的主要领袖。他生于1890年，14岁时，在爱国将领吴禄贞资助下，往日本求学，入东京法国教会学校读书。升入高等学校后，改为清政府官费学生，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在日本，他结识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师生情谊，与日俱增。在河上肇的影响下，李汉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李汉俊学成归来，给李书城带来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使得李书城更加坚定了支持胞弟建立共产党的信念。李汉俊对李书城十分尊敬，每次吃饭，兄弟俩都要并排而坐，边吃边谈。从俄国十月革命谈到中国的五四运动，从新文化运动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在中华的传播。李汉俊认为，要改变中国国情首先得革命，而要革命就得组织一个政党，于是全身心投入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李汉俊的心思，得到了李书城的全力支持。李汉俊为开展革命活动，对外往来几乎每天都不断，其中还有白皮肤、高鼻梁的外国人。客人少时在汉俊的房间里，人多时就在楼下的饭厅围着桌子聚会。李书城对此加以保护，叮嘱李汉俊一定小声交谈，不要惊动邻里，惹起外人的注意。汉俊和他的同事们听后都十分感动。李书城还让全家（包括卫士、厨师、管家及妻子、女儿等）全体为会议服务，严守秘密，保卫会议安全，做到事先有所警惕。

　　李书城以举家之财力支持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他本人戎马半生，为政清廉，没有多少积蓄，因此，全家日常生活量入为出，十分节俭。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早期中共组织活动，李汉俊将自己作为教授的全部收入拿出来后，他的生活及子女抚养的全部用度都是由李书城供给的。为节省开支，李书城把三益里的大房子换成小一些的贝勒路树德里106号(即现在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馆馆址)，家中陈设也极其简单，除几件必备桌椅、床櫈外，甚至连洗脸架都没有。

　　李汉俊从日本回国之初，在上海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还得到了李书城的前妻甘世瑜在经济上的资助。李书城的夫人甘世瑜是清末进士、著名地方史志专家甘鹏云之女。为资助李汉俊早期建党活动，她不惜变卖家中自藏书画作品，换作革命活动经费。

　　他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和武昌首义的元戎，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革命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和卓越的表现。他支持和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为中共建党提供活动场所

　　中共建党之初，亟待建立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以推进革命运动。李书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寓所，变成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心，使党的活动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不断展开。

　　李汉俊就是以李公馆为中心，向国内传输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资讯，并且展开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的。1920年2月，李汉俊担任《星期评论》的编辑，这份刊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与海外共产主义者联系的窗口。李汉俊在该刊上发表文章与译文达38篇之多，这些工作都是在李公馆进行的。

　　同年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落户上海，该刊即随迁沪上，陈独秀与李汉俊经常在李书城寓所中探讨建党事宜。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魏金斯基(化名吴廷康)到北京，后经李大钊介绍转赴上海，魏金斯基来沪后的大量革命活动是在李书城家中进行的。7月，为举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积极分子会议，陈独秀、李汉俊等频繁活动于李书城寓所。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李汉俊和在上海的陈独秀、沈玄庐以及北京方面的李大钊，以李书城和陈独秀寓所为活动场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并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于上海。

　　8月15日，临时中央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工人阶级的刊物《劳动界》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李汉俊担任主编。李书城寓所实际上成为周刊编辑室，周刊的大部分撰文和编辑工作是在这里完成的。8月22日，经李汉俊参与发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6号李书城寓所正式成立，接着又成立了外国语学社(设在李书城寓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与此同时，中共的第一个党纲也是在李书城寓所形成的。此间《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大多在李书城的寓所进行。李汉俊在此还翻译了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女子将来的地位》，发表了《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吗?》等文章。

　　李汉俊在上海李书城寓所中，还开展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工作，对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和统一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发起和组织作用。例如，湖南是李汉俊等发出函约后开始筹建党的工作的；湖北共产党组织是李汉俊写信致董必武后建立起来的。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受列宁委派到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见面，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党组织。李汉俊负责筹备建立，在李书城寓所，他发出了寄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组织的信函，通知各派两名党员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夏，李汉俊同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15人，发起编辑《新时代丛书》，李公馆就是丛书的公开通讯处。

　　据不完全统计，自1919年到1921年止，仅在上海一地，李汉俊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就发表了90余篇译文和文章，而这些中共党的重要文论，基本上都是在李书城寓所中撰写的。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经陈独秀、李汉俊两人校对；李达翻译《唯物史观》得到李汉俊热情帮助，而这些重要活动，也大多是在李书城家中进行的，直至中共一大在李书城公馆召开。李书城是与中共长期合作共事的朋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书城在上海的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李书城以自己特殊的政治声望掩护了中共早期组织的革命活动。

　　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作出积极贡献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李书城之侄李声簧（中共党员）与他建立联系。1946年3月，中共武汉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曾惇也由李书城妥善安排，在他的随员周惠年家里隐蔽展开工作。他不参加伪国大的竞选，也不投蒋介石的票，董必武极为赞赏，说李书城“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

　　1948年，李书城领导发起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敦促白崇禧与中共和谈，逼迫蒋介石下野，后赴湖南劝说老学弟程潜起义，给予蒋介石、白崇禧之流以有力打击。并且，他还秘密前往解放区与刘伯承、陈毅进行了关于和平解放湖北的谈判。

　　1949年，他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奔走呼号，在武汉权力真空时期，担当维护政治秩序的重任。同年1月，湖北省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成立，李书城被推选为主席团总主席。他以国民党元老和白崇禧老师的身份杖击白氏，并力阻白崇禧大破坏计划成功。5月，武汉解放，李书城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军管会高级参议。此间他接到毛泽东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之后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李书城登上天安门，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9日，李书城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长。1950年2月，中央成立救灾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委员，薄一波、李书城、谢觉哉、傅作义任副主任委员。1954年2月，李书城任“抗美援朝总会”常委；9月，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65年8月26日，李书城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