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人生后期与孙中山的分与合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文武官员祭明孝陵，孙中山（中）左侧为黄兴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一直尝试发动“第三次革命”，曾派凌铖等人到上海，与正在中原举行起义的白朗起义军接触，授予白朗本人司令、都督职衔，同时传递信息，表示将购军械接济，白朗起义军大受鼓舞，以运动战术，转战河南、湖北、陕西各地，但被袁世凯以强大的北洋兵力征剿。

　　1914年元旦刚过，孙中山即命张继秘密前往大连，利用张继在北方的人脉，筹组奉天革命党机关部，经营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接着又于1月19日派陈其美、戴季陶、山田纯三郎等到大连开展工作。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在孙中山派来的干部到大连之前，刘艺舟等人已在大连等地活动，运动军队、土匪和由清朝王公组成的宗社党等反袁力量联络，为策划“第三次革命”准备，日本人大原武夫、水野梅晓、小川连平、佐佐木照山、川岛浪速、松本菊熊等，也都在东北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推进新一轮的反袁运动。国内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不断地给孙中山传递信息，告知国内同志已作准备，希望孙中山派强有力的干部回国内组织，这也是孙中山认为“第三次革命”时机已来的一个重要原因。1914年初，孙中山主要是在东京与日本友人互访及接待在东京的中国流亡者，同时，与国内外有关同志的函、电往来也一直很频繁。吸收中华革命党党员的工作还在继续，东京、上海、大连、菲律宾等地陆续有人加入。

　　随着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数越来越多，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的领导机构之事已提上日程。1914年夏季，孙中山为此与黄兴之间的分歧开始扩大。因为孙中山坚持在党员入党誓词中要有“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之句，黄兴等人认为“附从”二字不妥，向孙中山建议修改，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张继等都在这方面赞同黄兴。孙中山当面也同意黄兴的意见，但他对陈其美、居正则表示，如果没有这句话，就有可能会与当年同盟会一样，成为一个松散的组织，且有可能会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招摇撞骗，所以，在讨论的时候，陈其美等人坚决要求写上这一句。另外，黄兴等人反对按手模，认为那是旧的封建帮会的做法，新的革命政党不应如此，孙中山认为，如果不履行这种严肃表达诚心的手续，就无法“昭信誓、验诚实、明团结”。孙中山对居正表达了四个观点：一、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

　　对于新的国家蓝图，经历过临时大总统之位后，孙中山深感政令必须统一才可能成事的体会，为此，国家应有一个训政期：

　　我们建立民国，主要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者幼稚，二者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无知可怜的皇帝于水火之中，就是要行伊尹之志，以“阿衡”自任，保卫而训育之，使一些皇帝如太甲之“克终允德”，则民国之根基巩固，帝民亦永赖万世无疆之庥。

　　孙中山为了中华革命党领导机构的组建，曾动员黄兴、陈炯明等接受誓词及履行手续，参与进来，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写信给黄兴等人说明陈其美等人主张的正确性，当时，黄兴在东京自建房屋居住，这引起了陈其美等人的诸多非议。5月底6月初，孙中山连续多次致信黄兴，一方面为陈其美辩解，一方面建议黄兴暂时隐退两年。黄兴已经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无法再与孙中山如以往那样保持融洽关系，因而决定离开日本前往美国。6月27日中午，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孙中山应邀参加，对于黄兴这样主动离开东京的做法，孙中山表示理解，但想起多年来两人共同奋斗的经历，孙中山内心深处还是有那么一丝不舍，想到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他日相见于何时何地，自是免不了一些伤感。出席宴会的还有田桐、邓家彦、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人，这次宴会长达四个多小时，有许多说不完的话题，临别，孙中山集古句写了一对联语赠予黄兴：

　　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1914年6月30日，黄兴带着秘书李书城、石陶钧，翻译徐申伯等人，从日本横滨乘船，前往美国。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中病逝，第二天黎元洪继任总统。袁世凯的死并没有立即平息各地的抗争，奉天的中华革命党人还与北洋军队进行了作战。6月8日，孙中山就袁世凯去世后的局势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今后南北各执权者能一秉至公，尊重约法，拥护共和，去其争权夺位之私心，革其武人干政之恶习，以爱国之真诚，和平之精神，致力于奠定国基、建设国政之事业，则袁死而中国真可大治。” 7月上旬，黄兴从美国经日本回到上海，见到了暌违正好两年的孙中山，两人进行了互访，老友相见，发现彼此又苍老了几分，言及世事变化，诸多感慨，握手言欢。7月13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柏文蔚、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温宗尧、于右任、钮永建等，设宴欢送在上海的国会议员回到北京任职，到会的议员达二百余人，孙中山要求议员做“主人代表。” 7月中旬，各省纷纷取消独立。7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宣布发出通告，停止党务活动，通告指出：“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8月1日，国会在北京重新开幕。为了安置孙中山，黎元洪特聘其为高等顾问，但孙中山于8月14日致函黎元洪，坚辞不受。此时，孙中山又把精力转向实业方面，于8月15日致函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希望能携手合作开发中国矿业。随后到浙江的杭州、绍兴、宁波、舟山等处，在演说中皆谈到有关实业与当地建设等问题。不过，9月10日孙中山又给中华革命党各地支部发出通告，要求储备救国金。在通告中指出：“今后国中能一遵共和正轨与否，事未可知，而吾人则贵先事预防，有备无患。兹与同志拟有蓄金办法，盖集合群力，为未雨之绸缪。” 这说明，孙中山在袁世凯去世不久后的乐观心态有所改变，对国家未来的走向重新有所担忧。10月13日应居正函请，再次委任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各所主任，回函指定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务主任。可以看得出来，孙中山此时又重新开始重视革命党的建设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各地革命党人与北洋官僚集团的矛盾不断重新激化有一定的关系。

　　10月30日，孙中山听说黄兴病危，前往探视。10月31日早晨，黄兴病逝，时年42岁，刚过不惑之年，看到这位与自己风雨同舟的战友英年早逝，孙中山不免生出许多伤感，多次前往致哀，同时向世界各地革命同志致电告哀。对于黄兴的去世，孙中山感到最为伤心，多次致祭。13日孙中山与参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同仁，共同致祭黄兴。16日与唐绍仪、柏文蔚、李烈钧、蔡元培、谭人凤联名发出主持黄兴丧务的通告。12月21日，亲自撰写挽联曰：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22日，孙中山又与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胡汉民等前往黄兴灵前致祭，随后再以同盟会同仁的名义致祭。对死者如此频繁的祭奠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仅此一次而已，可见孙中山对黄兴感情之深。23日，黄兴归葬湖南，孙中山亲自执绋送到上海金利源码头。看着载着黄兴棺木的军舰起航，孙中山的眼睛湿润了，宋庆龄递过来一张手帕，他轻轻擦了擦，在众人的陪伴下返回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