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参加者郭运昌事录

　　郭运昌一名云瑞字明星，玉溪大营街人，生于1876年，终于1950年，享年74岁。其先人原籍江西，明朝初年随黔国公沐英出镇云南，其后辗转玉溪，即长居本地，厉明清两个朝代，子孙不断繁衍，至清末已成为大营街五大姓之一。郭运昌曾任过北伐军旅长、峡江县知事，而且乐善好施，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关心民众疾苦，为人正直不阿。

　　郭运昌弟兄五人，运昌排行第三、少年即勤奋好学，胸怀豁达，博览经史、有救国救民大志。郭运昌年轻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残酷剥削镇压百姓，对外奴颜婢膝丧权辱国。列强趁火打劫。郭运昌认为靠八股文章已不能解决百姓疾苦，非整军经武，不能实现富国强抵御外辱的目的，乃毅然弃文从武，于1905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期间，与朱德总司令是同学，据大营街一些老人及任永德等人讲，以前朱总司令曾带过信来给郭运昌，也与讲武学堂当教官的同乡李鸿祥相善，关系融洽。待到毕业考核因郭运昌刻苦努力，成绩优良，毕业后被分到新军十三标任哨官（清军制最低一级军官，相当排长，辖士兵约六十多人）。在讲武学堂学习期间及任哨官后，与李鸿祥将军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乡，平时来往相交自是十分亲密。李鸿祥在日本士官学校期间即接受旧民主主义思想，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待到回云南后与一些在讲武堂学习的进步学生秘密联系，讲解同盟会的宗旨，以及清廷以无所作为，中国之出路唯有团结起来革命，推翻满清。

　　1911年阴历9月9日，云南响应武昌起义，郭运昌与云南新军中一些进步军官与士兵，在蔡锷、李鸿祥、谢汝翼率领下向五华山进攻，虽然双方众寡悬殊，但起义军以一当十，前仆后继，终于攻占五华山，生擒云贵总督李经羲。此后由于郭运昌带兵有方，每每身先士卒，屡立战功，逐步升任陆军第七旅少将旅长。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发动云南护国起义，讨伐袁世凯，时郭运昌所部第七旅防地在外省，《明星文集》云“转战数省”，屡易驻地。即至云南护国军分两路向北出击，即率第七旅参加北伐军，并兼任北伐第八军右路军司令向江西进攻。袁世凯见北伐军军势盛大，已部节节败退，无法抵抗，知大势已去，于1916年6月6日忧惧而死。帝制既被推翻，各省北伐军暂原地驻防，以听善后。但是的北伐军除各省原有的部队外，大部分士兵痛恨帝制，出于义愤自愿参加北伐战斗，军饷由各省国库支拨外，都是社会捐助，军队过多军饷开支浩大。讨伐袁世凯既已成功，为减轻百姓负担，裁减遣散一部分士兵，军官则量才另委任他职。时郭运昌旅已进驻江西，第七旅奉命改编，郭运昌调任江西庐陵道峡江县知事（县长）。在任期间郭运昌清廉自守，关心民间疾苦，举利革弊颇有政声。

　　郭运昌在峡江上任不久，眼见军阀割据，争城夺地互相混战，官场中苞苴丑遣盛行，官僚腐败堕落，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上行下效，百姓苦不堪言。自己救国救民的愿望成为泡影，知国事已不可为，又不甘同流合污，乃叹曰：“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乎！”遂辞官回云南玉溪。郭运昌生性旷达，不重功名利禄，在军队不克扣士兵粮饷，主持地方不勒索百姓，管囊羞涩，回乡后仅靠祖遗田地为生。一部分自种，一部分出租薄收租谷，仅能维持温饱略为有余的生活。

　　郭运昌素行高洁，落落寡合，很少参加社会交际活动及与人来往，但对地方公益事业则不遗余力。常常头戴草帽、手持竹杖，到旱情严重的村镇实地调查，探索解决办法。排山营、蔡官营、谢家营、赵官坝、师旗屯、郭井……，州大河上下游许多山岭、村庄、河流、道路无不留下他的足迹。调查清楚后，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地方绅士及在外地的李鸿祥将军联系协商。玉溪许多地方公益事业，人皆知李鸿祥将军倡成盛举，殊不知其中不少义举，都先由郭运昌实现调查清楚情况，然后写信给李将军讲明解决办法谋求支援。李鸿祥虽不长在玉溪，而能对家乡情况了如指掌，多因郭运昌通报情况。他成了李鸿祥在玉溪公益事业的代理人，这些事却很少为人知道。举凡：引黑龙潭水灌溉郭井田地隧道工程、修建龙泉坝。郭运昌在自撰“龙泉坝”记中说：“甲戌秋仪廷先生告余曰，连年迭遭干旱，山田歉收，屡议建筑下河箐之坝不果，子盍为我图之？！”乃邀师子钧商讨勘定坝址，爰集四屯绅士会议询谋。佥同请刘县长禹嘉拨地方自治县三万元，及四屯仓储谷为基金，子钧为会计，郭凤朝监修，邹子孟监工，杨和轩任书记，请李仪廷将军主持共同进行。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兴工，至二十九年（1940）竣事，共用国币二十万元，坝名龙泉，分八股计积成深渊，与大坝新沟鼎足而三。此年以来，虽雨泽衍期，而山田得以早栽，秋收无歉……。由此可见郭运昌与李鸿祥将军之间的关系。又如灵照寺，系元朝时莲峰禅师初结茅栖息之地，后来蔚成丛林。历元、明、清都有高僧主持，到了雍正年间殿宇倾圮，赖蒿若、善修二位法师复修复，但到了同治年间又毁于兵火。灵照寺既是地方古迹，又是风景名胜，李将军目睹地方名胜湮没，不胜感慨，倡导重修，郭运昌在地方上也四处奔走大力支持。于民国二十年（1933）动工，至二十三年（1935）建成。灵照寺重修建成后，李鸿祥将军与众人商议说：“灵照寺系莲峰禅师创建之名迹，历代高僧辈出，地灵人杰。今既重建胜地，必得有道行修持之人主持，方可继莲峰后尘以绍宗风。”郭运昌本来信佛教，常喜欢与佛教界知名之士往来，对佛教界人士知道甚详，当下推荐自悟和尚。贵州人，出家后在贵州小丹山当主持，戒行、修持都很好，远近闻名，归依者不计其数。李将军也素闻自悟之名当即首肯，乃派人到贵州小丹山恭请自悟到灵照山当主持。自悟到灵照山后，尽心主持寺庙工作，井井有条。

　　玉溪地势南方最高，东方、东北方次之，西北方则较低，河流源头大都在东北、西北两方，雨水季节三大水源之河水白白流掉，而南方则因地势较高，不能受益，李将军主持省玉溪同乡会期间，郭运昌几次到实地勘察，拟引香柏河之水，经州城东南方、高仓而到赵官坝一带，但地方上财力难以进行，谋商于李将军请求支援。当时省同乡会经费也较困难，李将军曾答复拨省同乡会经费六千元支持。郭运昌在复信中说：“仪廷先生，顷接来函，知省同乡会允支援引香柏河水工程，无限快慰，但此项工程浩大，所耗甚巨，六千元杯水车薪，难解倒悬之急……。”后来因与各乡协商，其它一些乡都不肯拨田开沟，经费又无着落，故此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待解放后，由政府发动农民修成团结河，才将香柏河之水引经州城东南、葫芦屯、高仓、解决了南方旱情。后来东风水库、田房、大红坡、凤凰等水库建成，团结河乃大部分填平作田耕种。

　　州大河自北而南，至大营街折向西流，至小山脚下复转而向西北方流，汛期水流湍急，过往甚难。一九二八年以前，大营街一带仅有木椿竖于西门外河中，上支木板以济行人来往，每到洪水季节浊浪滚滚，桥身摇晃，过往行人及驮马常常跌入河中。洛河、法冲、老矣黑、水箐、龙潭等山区少数民族兄弟，甸尾村、郭井、中卫等乡村的群众，赶大营街卖山林农副产品，不得不绕道由永济桥（桂井桥）过州大河，那时一切物资全靠人挑马驮，绕道永济桥过河费时费力，十分不便。地方绅士曾倡议修建石桥以利往来，据《续修玉溪县志》卷四“建设”记载：“乡长黄占魁、邑绅郭光文等捐修。”但郭运昌也参与筹划，四处奔走协商联系，并写信给避祸居上海的李鸿祥将军，请求支援。李鸿祥虽避居上海，远在数千里之外，收到郭运昌的信后，十分关心乡梓，除自捐银元千多元外，并与各方面友好联系给予捐助，许多外界名人如赵藩、袁嘉谷、袁丕佑、陈古逸等都慷慨解囊（载汇溪桥功德碑，碑今已不存）。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于民国十七年（1928）建成三孔大石桥，解除了南来北往商旅过河之苦，使大营街经济进一步得到繁荣。汇溪桥是目前玉溪保存最大最完好的一座石拱桥。

　　郭运昌对地方上的公益事业，较大的必与李鸿祥将军书信往还商讨解决，设法完成；较小的公益事业自己尽力而为。大营街大觉寺，原系世袭宣慰使司旧宅，后改为寺，民国十九年（1930）失火，将后面雷神殿五间及两侧厢房六间烧毁。后来郭运昌倡议集资重建，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建成，更名接引殿，郭运昌并请昆明张学智撰“新修接引殿记”。抗战期间大营街玉泉寺月池南侧砌石坍落，山墙断裂，随时有倒塌危险。时值战火纷飞，百姓困苦，郭运昌自己家境也不宽裕，又不忍心向群众募捐，乃动员其侄子郭凤书承担修理已坍月池及山墙，至今犹完好。抗战胜利后大营街北门双龙桥年久失修，桥护栏石全部掉入河中，桥面石板也有部分脱落，两座石桥岌岌可危。郭运昌又说服另一侄子郭凤翥出资将双龙桥修好。

　　郭运昌家境并不富裕，又不善生殖货利，而乐善好施，始终如一。镇中有贫富小户人口死亡，郭运昌得知后，即叫帮工李家寿把丧家叫来付给斗米（约六十至七十市斤）资助抬埋安葬，全由后门进出不欲别人知道。有生计十分困难之家，郭运昌就把佛教会公田拨出几亩，令其栽种，象征性收取少量租谷作佛教会活动经费（大营街佛教会会长为郭凤岐，有公田六七亩，则由郭运昌掌管）。郭运昌既不重功名利禄，又不善生计经营，而又乐善好施，故此家道逐渐中落，但毕生为地方公益为乡里福利始终如一，这些事情在大营街是有口皆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