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时期的卢立群
辛亥革命网 2015-06-18 09:31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连瑛 查看：
武昌城近现代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卢立群，不仅学以致用，规划、设计了武昌城区的格局，充满爱国热忱的他，还积极投身革命。抗战时期，卢立群协助董必武筹建“汤池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并亲自设计建造训练班校舍；武汉沦陷前夕，日本人邀请他出任汉口特别市市长，闻此，卢立群严词拒绝：我宁可饿死，也绝不做顺民和亡国奴！
汤池训练班俨然“小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湖北，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当时，大批由华北、东北等地流亡到武汉的大学毕业、肄业生遍布武汉三镇街头巷尾。为进一步安置好这些流浪在武汉街头的大学生，同时为抗日游击战争培养干部，董必武找到国民党上层人士，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和时任省政务委员、建设厅汤池农村试验区主任李范一，希望国共合作，能做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董必武与石瑛的经过数次促膝长谈、仔细商榷，决定以建设厅的名义、国共合作开办干部训练班。时任湖北省建设厅总工程师兼园林处主任的卢立群，受董必武的委托，协助董必武派来的陶铸等同志培训新四军高级干部及游击队骨干。
20世纪30年代前期，卢立群为鄂西公路、襄阳老龙堤、光化老河口护岸滑坡的整治付出了不少心血。当时建设厅长李范一对卢立群十分倚重，他俩常于黄昏上山散步，共同探索科学和实业救国的道路。在李范一的率领下，卢立群常和其一起坐车，前往全省各地，调查工矿资源，筹划建设蓝图，开辟“汤池农村合作实验区”。这个实验区开设有米厂、榨油厂、织布厂、供销合作社等，在当地有一定群众基础，于是，训练班就定在汤池开设，卢立群亲自设计建造了训练班校舍。
1937年12月20日，“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第一期在汤池正式开学了。汤池训练班在陶铸具体负责下，办得像延安抗大一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师生们以延安“抗大”为榜样，每天黎明就起床跑步做操，睡稻草地铺，吃白菜萝卜。日常教学按计划进行，有条不紊，课堂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办得红红火火，被人们称为“小延安”和“江南抗大”，后成为新四军和中共南方游击区干部的摇篮。
至1938年5月，训练班正式创办4期，后又继续举办临时学校直至武汉沦陷前夕停办，共培训干部、学员600余人。学员毕业后，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将他们派往全省32县，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如今，这座当年由卢立群设计建造的训练班校舍，现已成为由李先念题名的革命历史纪念馆。李先念对此的评价是：汤池训练班成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拒当汉口日伪市长
汉口日租界设立于1898年，是日本在中国开辟的5个专管租界之一，长期为日本侵略华中的重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据点之一。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退出日租界。1938年8月13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振奋抗战士气，国民政府决定收回日租界，改为汉口市第四特别区。可惜2个多月后，武汉沦陷，大批日本侨民复又来汉，日租界得以重新恢复，直到1943年日伪导演的“交还”汉口日租界双簧为止。此时期，地处汉口城区下游的日租界，独立于日伪汉奸傀儡政权统治之外，重新成为日本“侨民”在汉的“自治区域”。
武汉沦陷前，潜伏在此的日本特务和汉奸势力极力拉拢在日本留过学、有一定声望和市政管理能力的人士留下合作，比如与冈村宁茨年轻时期为朋友的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与东条英机在日本士官学校同过学的李书城等。曾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工程建筑学科、任湖北省建筑厅总工程师兼园林处主任的卢立群也是日方收买、拉拢的重要人物。为与卢立群合作，日方许以汉口特别市市长或中央职位。对此，卢立群凛然回绝：“我绝对不会做顺民和亡国奴，宁可饿死，绝不留下！”
在武汉即将失守的漫天烽火中，拒当汉口日伪市长的卢立群举家避难四川，辗转流离，任教于国立万县中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等。他将宣传抗日救国，以保护进步学生为己任，时常鼓励学生：“今夜迎来溪里水，明朝应逐大江波，休自恋淘河！”
坚决抵制日本公司收购象山铁矿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开始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大别山（今武汉市龟山）开始动工兴建湖北铁厂。同年5月17日，张之洞致电李鸿章，决定开办大冶铁矿。1893年初，大冶铁矿基建工程完竣。同年9月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企业诞生的汉阳铁厂亦竣工投产。1908年，时任经理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正式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