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从小就是个叛逆的少年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可歌可泣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英雄，又创造了英雄的时代。邹容就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在戊戌变法昙花一现，义和团运动悲壮失败，刀光剑影，长夜难明的岁月里，以邹容为代表的一代先进的重庆青年，没有悲观，更没有停止，他们同全国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起，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时代的洪流中，邹容以炽烈的革命激情，通俗而犀利的笔触，写出了“搏龙屠虎”的《革命军》，成为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也是四川第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的《革命军》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奠基之作，不朽宏文。他和他的《革命军》，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给祖国和故乡的革命运动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家乡重庆待了16年，从小就是个叛逆的少年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绍陶，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今重庆市），出生在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其父邹子璠，常奔走于重庆、汉口、上海之间，经营棉纱、棉布和杂货生意，也到过广州、成都、西安。他在重庆城内县庙街开有商号“利川升”，还与人合伙开了“同镒园”。邹子璠由经商致富，中年以后，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巨资的殷实商人，建立起温饱无虞的家庭。邹子璠生有子女12人，8男4女，邹容在男孩中排行第二。邹家原籍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后迁居四川巴县木洞及磁器口对岸石马河，大约1882年搬入重庆城内夫子池洪家院子(今邹容路颐之时餐厅附近)，1885年邹容即出生于此。后来又从夫子池迁到小较场定居（今邹容路五一电影院对面，邹家人称此处为邹家祠堂，抗战时被日本飞机炸毁）。邹容1885年出生，1901年离家，在重庆十六年。这十六年，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四川，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这十六年，帝国主义在重庆开商埠，设领馆，控海关，占租界，夺利权，整个社会充满了新与旧，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邹容自幼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影响，“年十一，诵群经，《史记》、《汉书》皆上口”，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他常以抗清志士郑成功、张煌言的后继者自居。少年时代的邹容，尤其崇敬才华横溢的反清复明少年英雄夏完淳，他常常吟诵夏完淳的诗文《大哀赋》、《由丹阳入京》，“国破家亡，军败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而蜀国无舷”，“从军未遂平生志，遗恨千秋愧请缨”。这些慷慨激昂，悲壮感人的诗句，激起少年邹容复兴民族的强烈情感，他宣称：“仁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决心继承夏完淳的爱国精神和英雄业迹。1896年，邹容第一次参加童子试。童子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一步，而科举制度则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官吏，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一切有志于仕途经济的学子的进身之阶。到了清末，科举制度已十分腐败。科场上，不少考生见题目晦涩，不甚了然，要求考官解释，但遭拒绝，邹容忍不住站起来和主考官辩论。考官从未见过如此大胆的考生，要差人打邹容手心二十板。邹容毫无惧色，指着考官大声说道：“我得罪的是你，为什么要差人打我，要打你来打!”说完气愤地退出了考场。第一次走进考场的邹容就与腐朽的科举制度发生了冲突，在他少年的心里，更加坚定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发扬光大汉族传统的民族气节。

　　学习和传播新思想，决心做谭嗣同的“后来者”

　　甲午战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屈辱的一页。战后，帝国主义对神州大地更是虎视眈眈，瓜分大祸，迫在眉睫。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救亡图存，把早已酝酿的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维新运动。维新之风，竞于中华，也吹到了巴山蜀水。邹容读到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梁启超等主编的《时务报》等著名的维新报刊。《渝报》创刊以后，更使邹容大开眼界，他终日埋头书房，专心致志，仔细阅读。为了更直接地学习西学，邹容入日本驻渝领事馆，跟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日语，邹容的眼前又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他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其学说，成为新思想的热心传播者和旧思想的批判者。邹容父亲希望他也和他的大哥邹蕴丹一样，循规蹈矩，攻读诗书，热心功名，锐意仕途。因此，把他送入重庆经学书院。邹容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早已厌恶，因为离经叛道的言行，不久为书院开除。邹容对封建制度彻底批判的激进态度，是与他对维新志士谭嗣同的钦佩与效法分不开的。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激进派的代表，思想锐利，奋不顾身。戊戌政变后，他被捕入狱。面对屠刀，谭嗣同慷慨就义。噩耗传来，邹容悲愤不已。当时，一切变法言行均在禁绝之列，清政府四处搜捕维新志士，而邹容却毫无顾忌。他称赞谭嗣同“若谭者，可谓杀身成仁也”。他公然置谭嗣同遗像于座旁，并题写了“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诗句表示悼念，决心做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未竞事业的“后来者”，冲决一切罗网，为救国救民而继续奋斗。正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和运动的熏陶与锻炼，把邹容单纯的民族自尊感上升为爱国责任感。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敏锐地感觉到，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连谭嗣同这样的英雄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而地处东瀛的日本，在几十年间，却由一个弱小岛国，发展得国富民强，打败了堂堂的一统天朝。不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纷纷前往日本，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留日探索救国之道，开始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

　　1901年，四川首次选派官费留日学生，邹容经老师江叔澥先生的荐举，于7月1日（旧历五月十六日）离开重庆，步行十天，到达成都。经过考试，成绩甚好，预选合格。7月31日，考试监督李立元带领邹容等谒见四川总督奎俊。奎俊对邹容勉励数语，叫他回重庆收拾行装，等候通知。邹容满心欢喜，于8月20日（旧历六月十五日）回到重庆，整装待发。但是，邹容在重庆的离经叛道言行，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影响，官府也有所风闻，视为异端。再加上一些保守分子向官府大进谗言，采取卑鄙手段，以邹容“聪颖而不端谨，不合条件”为由，取消了他的官费留日资格，而由一个很有权势的富家子弟顶替了邹容的名额。邹容留学日本，追求真理的愿望受到严重挫折，但他不向封建淫威屈服，留日之志不移，转而要求父亲允许他自费留学日本，并得到同学杨庶堪、朱必谦等人的支持。对于邹容留日，亲属中反对者甚多。他那孜孜于仕途之道的大哥就不赞成。特别是他的舅舅刘华廷更是明确反对。他对邹容说，多少英雄豪杰都没有办法，你一个人岂能拯救中国。你不走仕途也行，只须学好英语，将来自然也会有所成就，吃不完穿不尽，何必生出许多非分之想。你口口声声为国为民，试看你所崇敬的谭嗣同为救国而被杀头，祸及父母，殃及族人，孰好孰坏，自应明白。刘华廷再三要求邹子璠不许邹容出国留学。对子舅舅的话，他据理力争，针锋相对。他对其父母说，“有亲戚如此，不如无之为虞。愤愤!”邹容的老师江叔澥是一个具有一些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邹容留学的积极支持者，经他反复开导，邹子璠最终同意他自费留学。1901年秋，邹容顺江而下，踏上东去的征途。1902年九十月间（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到达日本。当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加紧进行中国革命活动，革命思想迅速传播之际，中国留日学生迅速增加。这批青年学生在国内受到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一到日本，汲取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更加急迫地要求改变中国现状，他们纷纷汇集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革命斗争浪潮汹涌澎湃。在国内，邹容就十分仰慕孙中山先生。一到日本，他一面勤奋地学习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历史，一面积极投身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和革命活动。凡有留学生集会，邹容都要登台演说，言词“犀利悲壮，鲜与伦比”。特别是他在1903年春节留日学生新年团拜大会上的演说，更是在东京留学中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在部分留日学生中存在“讳言排满”的倾向，不利于革命运动晦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确定这次会以“革命排满”为主导思想，开成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在会上，邹容再次登台演讲，他历数清朝统治的罪恶历史，“大倡排满主义”。措词尖锐，分析深刻，议论新颖，慷概激昂。这次大会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正是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启迪和引导下，邹容开始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这次演讲，就是这个转变的标志。

　　结识陈独秀，割留学生公敌的辫子，共谱革命佳话

　　邹容在日本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先生，他们共同写下了一段革命佳话。陈独秀当时也正在日本东京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专门派遣学监到日本督学，其中南洋学生监督姚煜（文甫）常箝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的公愤。1903年3月某日晚，邹容和陈独秀、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闯入姚的卧室，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愤而将其辫子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梁上，旁边写上“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为此，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捉拿邹容等人，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不得已回到上海。回国之后，邹容和陈独秀立刻投入参加了反对沙俄强占我东北地区的拒俄运动，继续倡言革命。4月，陈独秀在家乡安徽安庆提出了推翻清政府的主张，希望“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邹容在上海，又结识了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提出了“创立一中国学生同盟会”的主张，他说“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的法团，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中者也”。虽然陈独秀和邹容的这些主张并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充分反映了这两位青年的伟大的政治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