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马林的交往

　　孙中山先生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得到过许多外国友人的帮助，共产国际首任驻中国代表马林（1883～1942，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就是其中之一。追溯两人交往的踪迹，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出第一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实现的脉络。

　　初识桂林

　　1921年6月，孙中山发兵平定广西，继而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由桂入湘，出师北伐。12月23日，由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经过千里跋涉的马林（化名西蒙博士）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了桂林。孙中山闻讯，随即在充满战时气氛的大本营司令部会见了他。两人虽属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交谈十分热烈。正在密切关注苏俄革命事业的孙中山，饶有兴趣地听着苏维埃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党、红军等最新消息的介绍，惊奇地“发现”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与他的实业计划、三民主义大有不谋而合之处。孙中山毫不含糊地表示了对苏俄的强烈同情，表示“暂取道义上的联络，一俟义师北指，直捣黄龙，再谋具体合作”。正欲深入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马林，则洗耳恭听孙中山关于国民党人奋斗历史的介绍，从同盟会到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直到当前的军事计划。马林将话题引向了华盛顿会议，孙中山同意这是一个将给中国带来厄运的会议。有着丰富政党斗争经验的马林力劝孙中山下大气力建设国民党，当前的“燃眉之急”则是要开展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理解孙中山的军事行动与争权夺利的军阀混战迥然不同。马林难以苟同孙中山单纯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尚武精神”，但他为孙中山决心以苏俄红军为楷模的精神所感动，并积极建议开办军官学校，训练编组新型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

　　在桂林的9天时间里，孙中山与马林进行了三次长谈，双方在彼此了解中产生了友情，均感受益匪浅。对苏俄现实的新了解使孙中山确认，“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而马林则由衷地佩服“严肃、有力、朴素，为人和蔼可亲，很有个性”的孙中山，称他是“比甘地更有战斗性”的革命家。马林带着这样的信念离开了桂林：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国民党看成一个盟友。在返归上海途经广州时，得到国民党支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深化了马林的这一认识。他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中看到了新的曙光，在同国民党领导人的广泛接触中，得出了由知识分子、华侨、工人、南方军队中的士兵组成的国民党是民族主义政党的结论，而三民主义的政纲为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同时，国民党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由此，马林将共产国际在华策略逐渐勾勒出一个新的构想：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把国民党当作合作的对象，并且以“党内合作”的方式结成统一战线，以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宏伟目标。

　　再会沪上

　　孙中山与马林的第二次会面，已经是1922年8月25日了。是年6月，孙中山遭遇陈炯明的“肘腋之乱”，不仅北伐计划中途夭折，自身也被迫避居上海法租界。此时的马林肩负着双重使命：既受苏俄赴华外交特使越飞之托，与孙中山商谈联俄的具体方略；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继续促进国共合作。

　　虽然刚遭挫折，出现在马林面前的孙中山眉宇间仍旧充满着百折不挠的神情，丝毫没有萎靡不振的迹象。孙中山明确表示“特别需要密切国民革命运动和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系”，并决定派张继秘密前往北京与越飞会谈。他非常兴奋地与陪同马林的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而且“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孙中山找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鲜血液”，更加坚定了改组国民党的信心。不久，当马林与陈独秀、李大钊再晤孙中山，转达中国共产党西湖会议决定时，孙中山欣然接受陈独秀等人加入国民党，吸收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迈出了两党合作的第一步。

　　这一时期，苏俄政府急于打开中俄建交通道的外交方针与共产国际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策略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最直观地表现为“联吴（佩孚）、援孙（中山）”的摇摆不定。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一度过于看重直系军阀实权人物吴佩孚对北京政府影响，而吴则是孙中山北伐的主要对象。要取得吴对苏联政府外交方针的支持，至少要设法消弭吴与孙中山之间的对立情绪。援孙还是支吴？首先支援革命运动还是首先建立外交关系？处在矛盾中心的马林努力使二者平行发展。在越飞策划的“孙吴联合”活动中，马林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孙中山派张继和李大钊到洛阳寻求与吴和解的行动，但他多次告诫越飞，吴佩孚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军阀”，孙中山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国民党改进会议并邀请马林等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了在南方重新组织革命政府、改组国民党并积极推进政治宣传等议题。马林建议国民党“要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这一建议得到了廖仲恺等人的热烈响应。马林认为，国民党改组活动的进展，表现了孙中山“这位坚强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家”，以富有的灵活精神采取新的斗争方法的魄力和勇气。 马林从1913年开始就接触到了孙中山的学说，在中国长时间的考察和分析使他坚持认为，支持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同时也有利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展开。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昭然于世。但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联政府中，仍然有人对吴佩孚抱有幻想，甚至称之为“中国军阀中最开明的人士”。马林愤怒地指责某些人“在中国不过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得出的这一“幼稚的结论”，呼吁决不能减低对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国民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频晤广州

　　1923年2月，孙中山借助于滇桂联军驱走了陈炯明，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组织成立了大元帅府大本营。4月，马林再度来到广州后频繁地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会晤，力促早日开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他与陈独秀共同草拟了一份国民党改组计划草案，包括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人选等，中心是加强政治宣传，扩大政治影响等。孙中山阅后表示满意，并批准试行。

　　孙中山虽然接受了马林所设计的比较完备的改组方案，但是严峻的军事、财政形势却使他无法立即实施。陈炯明等反动势力虎视眈眈，威胁着广州的安全。5月初，叶举部在东江反叛，一度占领了博罗，广州危急！孙中山亲赴石龙前线指挥反击。5月1日，越飞通过马林转达了苏联政府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卢布和一些武器装备和军事教练员的决定，这个消息对孙中山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6月19日，马林与孙中山最后一次会面于石龙前线一列军用火车车厢里。与桂林的首次会面相比，战争的气氛更加浓厚。孙中山兴致勃勃地谈起肃清广东，发兵江西，与张作霖配合，胜利开进北京的远景。马林非常佩服孙中山身先士卒的奋斗精神，却再度表达了对孙中山延缓国民党改组工作的不悦。他意味深长地问道：如果没有一个现代的强大的政党，在北京能干成些什么呢？

　　7月21日，马林在离开广州之前致信给廖仲恺——他认为廖是国民党内能够真正有所作为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在信中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肯定了国民党组织的产生及其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他也十分坦率地指出，国民党组织体制和政治宣传工作的薄弱不利于党的新策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家长制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特殊的义气置于主义之上，单纯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队将领等，都使党的前途非常暗淡。所以当务之急是立即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他指出，真正独立的新中国的诞生，只能依靠一个强大的、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远见卓识的党员组成的现代政党的不懈的革命斗争。

　　8月，奉孙中山之命，马林在上海帮助由蒋介石任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准备赴苏考察事宜。之后返回莫斯科，从此再也没到过中国。9月下旬，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立即被孙中山聘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在马林工作的既有基础上，国民党改组加快了步伐，并于次年1月正式完成。

　　别后追思

　　离开中国后的马林十分怀念孙中山、廖仲恺等中国友人，并为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步而高兴。国民党“一大”后不久，他分别致信给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表达了返归中国工作的强烈愿望，并表示将与一位老国民党员一道，撰写一部孙中山的传记，他认为这本书同样将是一部详细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记录。1925年3月，马林在荷兰获悉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他十分痛惜，先后撰写了《我对孙中山的印象》、《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等文章，回忆与孙中山的交往。称赞孙是一个“为祖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人物”，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反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充实丰满、励新图治、朝气蓬勃的一生”；孙中山的“精神将继续活在革命的国民党中”，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也将“永远衷心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