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边缘人物”敖嘉熊
辛亥革命网 2014-10-21 09:54 来源：联谊报 作者：陈伟桐 查看：
光复会以其英勇献身的精神及反清斗争的光辉业迹赢得世人之普遍赞扬和支持，又因其强烈的地域排他性，以至一些领导人身上存在的意气用事、难以相处的缺点，使得一些革命志士处于边缘地位。
光复会初期的一位重要边缘人物是敖嘉熊。敖嘉熊（1874~1908），字梦姜、孟疆，又字咸愚，平湖人，因祖父辈在嘉兴经营腌腊业，乃举家移居嘉兴。敖嘉熊早在1900年，就与王维忱、蒋百里等组织浙江省最早的反清组织“浙会”。以后，他又投身于蔡元培领导的、当时国内唯一的革命机关爱国学社，因而与蔡元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苏报案”发生后，学社解散，多数人避难于日本，敖嘉熊则独自回家乡组织温台处会馆，联络浙东志士从事反清活动。温台处会馆活动的时间在光复会成立之前，是绍兴大通学堂之前浙江的革命中心。由于敖嘉熊嫉恶如仇，又仗义疏财、讲求义气，遂有“浙江大侠”和“平湖大侠”的称号。（孙中山机要秘书冯自由语）
上世纪初，嘉兴之所以成为革命的一个发祥地，原因之一是义和团运动之际，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诸多先进人士看到清廷的腐朽无能，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王朝。另一直接原因是当时发生的“三忠事件”， 直接影响了嘉兴民气。在上世纪的世纪之交，清朝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欲利用义和团教训洋人，以发泄对各国公使不同意其先前废黜光绪帝打算的不满，并荒唐地向各国宣战。当时，朝廷中5位头脑较清醒、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大臣提出异议，却招来杀身之祸，其中3位是浙江人，这就是震动朝野的“浙江三忠”事件。“浙江三忠”里的2位是嘉兴人，即历任驻欧洲各国公使、后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许景澄，以及兵部尚书徐用仪。
“三忠”之被杀，引起嘉兴民众的极度恐慌，生怕遭受当年清初吕留良、曾静案一样的“集体惩罚”，纷纷逃到乡下。据敖嘉熊的表弟沈亦云回忆，敖嘉熊带着全家避难于新丰农村。这也是有名的敖嘉熊白天走路打灯笼故事的由来，当别人问他何故时，他答道：“这个社会太黑暗了！”
温台处会馆成立数月后，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在发展会员时，蔡元培首先想到这位爱国学社的“旧同志”，并亲自跑到嘉兴邀请他入会，不料遭到了拒绝。敖嘉熊的回答是：“不入会，有事相助。”
敖嘉熊不肯加入光复会，其原因在于光复会与温台处会馆在联络浙东会党上有着几乎共同的工作对象，两者并存，必然此长彼消，双方都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敖嘉熊原想以不入会回避双方的冲突，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指出：“嘉熊既不入光复会，则温台处会馆一日存在，光复会即不能大有施为，势使然也。”
但是，此时敖嘉熊商业经营遇到了亏损，并且“迭遭家难”，他虽将妻子的首饰变卖，也难以支撑会馆的开销。于是，温台处会馆无形中解散，一些重要的人员转移到了绍兴大通学堂，这就是辛亥前夕两个革命中心的前后继承的关系。
据笔者分析，温台处会馆停办的另一个原因是浙东移民来到了嘉兴。因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嘉兴经历了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瘟疫灾难，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据记载，太平天国后，嘉兴城乡残破，全府人口由道光十八年（1838）的293万人下降到同治十二年（1873）的94万人。于是，政府招徕客籍农民垦荒，浙江的温绍甬台处等籍人大量进入嘉兴。然而，主客民的矛盾一直从19世纪后期延续至20世纪初，在主客籍尚处对立的情况下，利用客籍人进行革命活动已不太现实。此后，敖嘉熊将注意力转移到运河、太湖流域一带的青帮盐枭上去，并策划了一场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余孟庭反清起义。据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记载，它“与清军转战于苏、松、嘉、湖、宁、杭间，大小四十余次，孟庭亲自督阵者二十余次，战无不克。前后计斩清兵及团勇二千余人，将校百余名”。而且，余孟庭反清起义还留下革命党人如何改造会党队伍、在河网平原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如何实现武装起义与农民民变相结合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实属难得。
虽然敖嘉熊没有加入光复会，但他在处理与光复会的关系上的态度却十分大度。秋瑾在浙皖起义前曾两次到嘉兴，与敖嘉熊进行谋划。可惜的是，由于敖嘉熊与当局积怨甚深，在起义前夕，为清政府所暗杀，他以自己的奋斗业迹与鲜血生命，实践了其生前“有事相助”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