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亲历者黄元吉

        黄元吉，字建宇，应城陈家河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戊子生。少年时的黄元吉机灵聪明，胆略过人。长大后，到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入伍不久，考入湖北讲武堂，先后参加了进步组织武德自治社、群治学社和共进会，从事革命活动，并与曾省三等一起，创建进步组织自新文学社。

　　1910年4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官府派兵镇压，长沙全市罢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给湖北革命党人黄申芗的书信约定，湖北、湖南同时起义。黄申芗收信后，立即与自己信得过的黄元吉、查光佛、吴王佐、汤行健、丁仁杰、江炳灵等人密谋，打算成立临时军政部，以便起义时统一调度指挥。后因长沙的抢米风潮已经平息，焦达峰被迫停止了攻打长沙的行动。武昌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也传播开来，清政府大肆逮捕革命同志，湖北的起义也被迫取消。黄申芗、汤行健等人逃到上海教堂避难。黄元吉因为身分尚未暴露，仍然留在军中伺机行动。

　　湖北新军中有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军队中发展组织。两团体的领导人常以人数众多而自炫，甚至彼此歧视，给革命运动带来诸多不便。黄元吉、陈孝芬、刘复基等看到此现象，认为两组织虽分属两派，实为一体，政治目的一致，如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于是他们积极奔走于两派之间，使得两团体同意推举代表，相互协商。1911年5月11日，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孙武住处开会，协商未获结果。会后，黄元吉等人在两组织间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讲明比力量、争权力不利于协商、不利于革命的道理。1911年6月，在黄元吉等人的极力撮合下，于武昌长湖堤龚霞初家中举行第二次协商会议达成“万不可互争党员”的协议。1911年9月14日，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家召开第三次联合会议，实现了文学社、共进会的联合。决定以蒋翊武为总指挥，管军令；孙武为军务部长，管军政；刘公为总理，管民事。两团体的联合，为武昌首义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10月9日，黄元吉、邓炳三、杨玉如、马骥云等二十余人，密议当晚9时起义，决定以坛角工程队举火为号，以营中原有白三角巾捆左手为暗记。随后，黄元吉偕马骥云等渡江到武昌斗级营分手，黄直趋小朝街82号，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蔡大辅、徐达明、王华国等会晤，然后到千家街杨洪胜处告以秘密；再找到测绘学堂方兴、第三十一标赵又云、陈献斌等，叮嘱他们准备好一切。不料，清湖广总督瑞澄飞调巡防营、警察队、消防营、守卫队、巡警教练队，分布各街巷，以10人为一班，尽力巡查，异常严密。这一夜不仅没有集合的机会，各革命机关也同时被破坏，彭楚藩、刘基复、杨洪胜三同志被捕就义。坛角工程队虽然点了火，却没有人响应。

　　10月1 0日，黄元吉从后山到胭脂巷附近，遇到胡祖舜，相互之间不敢说话，胡见黄的神情后，尾随黄到一偏僻处。经商议，黄元吉到第三十一标一营通知赵又云及各同志，并嘱咐赵通知测绘学堂方兴等，然后黄出城到南湖与陈子龙等接洽，告诉陈当天下午吹下操号时发动起义。当时盛传孙中山派了几千革命党人到武汉，枪支、子弹、炸弹很多，瑞澄听后非常害怕，下令全城戒严，命令各军营士兵不准相互走动，不准接待家人。原定当天吹下操号时起义，但因当日各种号都没吹，只好改为第三十一标举火为起义暗号。商议妥后，黄元吉四处通知革命同志，让他们为起义作好准备。

　　晚上8点多钟，工程营督队官阮荣发被熊秉坤击毙，各标营听到枪声都纷纷响应，一时武昌城内枪声大作。黄元吉带队响应，率赵又云、陈献斌、江光国、程英侯、刘少廷等200余人攻打楚望台。占领楚望台后，派马明熙等人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黄元吉又同蔡济明、熊秉坤、吴醒汉及各位同志，集合第二十九标、工程营、第三十一标、第四十一标等部队进攻清督署；同时，命令炮兵到蛇山，向都署射击。因为天太黑，炮弹总不能命中，冲锋数次清督署仍攻不下来。见此情况，黄元吉就带领几名士兵将督署附近的六也茶馆点燃作为目标，督署才被攻占。瑞澄等人在辎重八营的掩护下，从督署后墙穿洞逃上军舰。不久，黄元吉带人到藩署，里面的人都逃光了。这时，天已大亮，黄元吉等人聚集在咨议局，胁迫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把咨议局改为军政府，一面招汤化龙到军政府议事，以维持秩序，一面派兵守住藩库、官钱局、善后局、度支公所等处。午后一点左右，第三十标管带率200多旗兵向督署反扑，督署里的人纷纷逃跑，乱作一团，黄元吉指挥士兵奋起还击，打退敌人。下午，黄元吉随黎元洪到左旗，召集各标营的士兵训话。由于当时非常混乱，各城门都无人防守，黄元吉奉命布置了各标营的守城任务。晚上12点半得到张彪、张永汉等率领残兵2000余人，由洪山向大东门攻击省城的情报，黄元吉同张廷辅带两个营的兵力，摸黑出大东门搜索前进，等到洪山附近，才知道是第三十标的百余名残余旗兵，听说起义军来了，立即一哄而散。10月14日，黄元吉等人再三劝说，晓以大义，使黎元洪等剪去辫子，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

　　10月15日，清廷派荫昌率二镇陆军及萨镇冰统领海军楚有、楚谦、楚豫、楚太、建安、建威等舰，由水陆两路夹击起义军，阳夏战争爆发。为了先发制人，起义军准备先进攻汉口刘家庙的清军，再向北进攻，阻止清军南下。10月16日，黎元洪在阅马场誓师，登台祭告天地，悬赏缉拿瑞澂、张彪等人。黄元吉奉命率领敢死队连夜渡江，拂晓开始攻打刘家庙的清军。10月17日，起义军向三道桥发起进攻。当日，荫昌的先头部队约一标人到达滠口附近，等待后续部队。下午2时许，清军攻势加强，起义军的阵地眼看就要丢失，黄元吉率敢死队拼命从敌右侧进攻，打退敌人，并与敌人在刘家庙、丹水池一带展开了拉锯战。10月18日，熊秉坤所在的一协、谢元恺所在的一标渡河增援，于下午1时许将刘家庙、丹水池完全占领，歼敌500余人，残敌向滠口溃逃。10月19日，起义军与清军在滠口、三道桥一带的七里河对攻。下午，起义军的炮弹击中清军运兵车头，同时，滠口一带的草房也被击起火，清军大乱。3时许，起义军攻过滠口及戴家山一带，清军向孝感溃退。黄元吉等人力主乘胜追击，或在滠口、戴家山一带设防，临时指挥官何锡蕃不听，且退兵到刘家庙、造纸厂一带。随后，何以生病为由不再担任临时指挥官。黎元洪不顾众人反对，委任张景良为临时总指挥。张景良原为张彪部下统带，心怀异图。张到任后，消极怠工，不发作战命令。而敌人却争分夺秒在滠口、戴家山一带布防，在三桥口架设机枪，尽力死守等待援兵。10月25日，黄元吉等奉命率敢死队占领滠口、戴家山一带，拂晓向三道桥搜索前进，第二标统带谢元恺率部向戴家山一带涉水前进，并同时向清军发起进攻。因为清军在三道桥口架设了机枪，所以，冲锋数次都攻不下来，双方在三道桥的七里河一带相峙。10月27日，冯国璋、段祺瑞率清庭援军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因为临时总指挥张景良错误指挥，损失惨重，相继溃退到湛家矶、大智门一带。10月31日，汉口完全失守，冯国璋火烧汉口3日，烧毁数千民宅。虽然清军在战争中局势暂时占优，但清政府已完全失去了人心，人们争相支援起义军，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加上袁世凯不断给清廷施压。不得已，清廷于1911年12月2日早上八点宣布停战，并派代表南下议和。

　　议和成功后，孙武个人权力欲望恶性膨胀，自认为在湖北革命军中资深且富于智谋，却没有得到重用，他鄙视旧日革命同志，并于1912年1月在上海召集一批失意军人如张振武、孙发绪、蓝天蔚、王正廷、朱瑞、石星川、夏占奎等组成民社，以黎元洪作为民社的后盾，并在武昌成立以“拥黎（元洪）反孙（中山）”为目的的民社分社，命令黄元吉把统领职务交给夏占奎，于是，黄与孙武产生了矛盾。民国元年（1912年）2月27日，黄申芗、向海潜等策动“倒孙事件”（即武昌二次革命），黄元吉、李基鸿等人积极参与。此前，孙武听到风声，已经避到汉口，后经调解，孙武发出退职宣言。

　　民国2年（1913年），北京稽勋局叙首义之功，黄元吉名列甲种。之后，民国4年“讨袁”及民国6年“护法”，黄都挺身而出。民国16年（1927年），革命转入低潮，他仍率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从事农运工作，为当局所忌，一度被捕入狱。民国27年，武汉失守，他深感难以自保，遂组织地方武装，参加抗日游击队。民国30年3月，黄当选为应城县抗日民主参议会议长和鄂豫边区参议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进驻湖区，黄为地方安全，力任调停。民国38年2月，被国民党军队枪杀。生前撰有《革命烈士传》、《祝炳奎传》、《吴王佐传》及《汤行健事略》等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