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近代实业第一人(3)

        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还是进展不顺，上海方面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为“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姓氏头衔。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1897年冬天，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他心目中，办厂就是读书人的报国之地，他兴奋难已，一口气给大生拟了多副对联，并巧妙地把“大”、“生”二字嵌在其中：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大生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一厂保存：“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2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之后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才开到1.44万锭。

        大生开机，47岁的张謇内心自然很激动。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在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机时也只有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赢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万多两官利后，还有7.8万多两余利。

        据说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创建时的艰苦，特地请人绘制了四幅“厂儆图”，暗指创厂时遇到的事件，挂在厂内公事厅东西两侧。第一幅是《鹤芝变相》图，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作难。第二幅是《桂杏空心》图，指的是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庆食言而肥，拒付资金。第三幅是《水草藏毒》图，指是的南通知州汪树堂（汪字有“水”；树字含“草”）因不满刘坤一将地方公款拨给大生纱厂，煽动乡绅秀才发难。第四幅是《幼子垂涎》图，指的是大生纱厂即将投产而资金匮乏时，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乘人之危，低价盘下大生纱厂产权。

        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与政治共舞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

        像这样一个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引来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大商人》，作者傅国涌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倾向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眼中，孙中山却未必完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中带有部分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色彩。很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出任过南通副市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