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在我的生命的历程中，有过很长的一段时期，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和声音笑貌，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鞭策着我紧紧地跟随着人民革命的步伐前进。

      1905年，我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当时中山先生已在日本组织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由于黄兴、宋教仁的介绍，我和同学江隽等在横滨一家中国餐馆内第一次会晤了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热情地和我们谈起革命的宗旨，我当时听了中山先生的谈话，内心十分倾折，顿然燃烧起年青的革命热情。不久，我就加入了同盟会。

      1912年，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职之后，我在上海第二次见到他。中山先生向我说：“只要袁世凯不做皇帝，那就好办了。现在有议会，有临时约法，总统是选举出来的，不选他，他就无所作为了。”谁知，当袁世凯发现国民党在议会“选举”得胜，“始悟疏忽选举之失策”的时候，就嗾使赵秉钧组织凶手，于1913年春天在上海将热衷于组织政党内阁的宋教仁狙杀了。宋案发生后，粤湘赣鄂四省联盟，掀起了讨袁军，不数月即告失败。

      讨袁军失败之后，中山先生重赴日本，在东京将国民党撤销，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亲自拟订中华革命党总章。大家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曾经改组为国民党，一时官僚政客大量涌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国民党完全丧失了革命的战斗力。中山先生有鉴于此，在“中华革命党宣言”内就提出“正本清源”的办法：（一）、迸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中山先生为了巩固党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提出这个办法和一些相应的入党手续仪式，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说是用心良苦，也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做法，却被一些革命党人所误解，因此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这样就被一些阴谋分子所乘，在同志之间制造龃龉。因此，黄兴等人后来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我当时也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直到1919年才加入。）为这些事，中山先生还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给黄兴，鼓励他继续为革命工作。后来黄兴病逝，中山先生十分悲切，他对我说：“黄克强是最有力量、最有才具、最勇敢的革命党人，是我的一个好帮手。”在祭奠黄兴时，除了公祭的祭文以外，中山先生还亲自写了沉痛的祭文。中山先生团结同志的宽宏气度，热爱同志的真情实感，于此可见一斑。

      1916年，在上海环龙路六十三号，中山先生又和我们谈起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中山先生说：“革命之成败，主要的是靠主义，就是要有政治纲领；和主义相联的就是靠人民拥护，至于要倡大义于天下，就是靠得战略要点，设立政府，明目张胆地揭举旗帜。”中山先生是主张先占领城市作为据点的，他向我们分析几个主要城市的情况，他说：“最好首都暴动，取得政权，号召全国，可以一举成功，但北京暴虐统治过久，风气不开，反动军警严密，不容易得手。武昌是辛亥首义时的发祥地，但后来军阀盘踞北京，旋即失效。南京地处东南，易受限制，但得之亦有可为。广州距北京远，不易号召中原，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且民智开通，比较容易得手。”因此，中山先生认为广州是比较可资凭借的据点。中山先生这些论断和分析，说明了他的一个战略思想，即：无论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革命政府总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徐图发展，在发展中也要将后方巩固起来。后来中山先生和陈炯明的矛盾，也是和这一点有关的。这时袁世凯已死，继袁世凯掌握政权的军阀段祺瑞，先是在反袁各派要求之下恢复约法和国会，不久，又因参战问题与黎元洪不和，造成张勋拥溥仪复辟之举，由是悍然毁弃约法，解散国会。中山先生于是率海军到广东，联合广东、广西、云南各省的地方势力，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由南下的国会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918年，南方的小军阀和北方的军阀逐渐妥协，他们发起改组军政府，设七总裁，中山先生辞了大元帅职务，于是离开广东到上海，开始写建国方略。

      1920年秋，粤军回粤，中山先生12月又回广东，重整军政府。所谓粤军，就是中山先生在军政府大元帅时期不顾桂系的反对而保持下来的。这时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军政府的陆军部长，成为广东军政大权的控制者。1921年5月5日，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这时陈炯明一方面眼睛望着北洋军阀的动态，一方面率领粤军去打桂系军阀。不到三个月，借中山先生的威力，陈炯明削平了桂系，军政府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与此同时，中山先生收编了两广境内的全部滇军、桂军和湘军的一部共十余万人，积极准备北伐；而陈炯明却暗中勾结北方军阀，大倡其所谓联省自治。7月底，中山先生派我和胡汉民、居正、汪精卫到南宁去会陈炯明，中山先生在我行前说：“你去告诉陈炯明，我这回决意北伐，定无更改，成败虽未可知，但总归是于陈有利的。成功了，我的军队离开广东，广东就可省下许多开支；失败了，我的军队被打散，陈炯明就自可和北方妥协善后。”我衔命到南宁，和陈炯明反复辩论，再三劝告，不得要领，最后我说：“你削平桂系正好说明人心归向国民党。中山先生北伐，军队甚多，正是时机，你应该促成这件事情。”陈炯明说：“我赞成中山先生北伐，但时机未到。现在广西刚平，虽然以桂人治桂，但仍是不稳，我看还是稍迟一些为好。”陈炯明这些话的真实意图是：先稳定局面，负隅保守，以便形成一己割据的势力。因此我对陈炯明说：“吴佩孚并不放心南方，只有从中山先生意旨，筹备北伐，广东才能保住。”我并且把中山先生的嘱语反复向陈炯明说明。陈炯明却说：“我不反对北伐，但求中山先生再三审慎。”我知道这是陈炯明故意支吾，所以打电报向中山先生请示，中山先生立刻回电说要亲自来广西。陈炯明听见这事，立刻改变口气，表示要回广东。10月间，中山先生和陈炯明在梧州附近浔江舟中晤面，陈炯明才在口头上勉强同意中山先生北伐。中山先生在桂林组织大本营，积极筹备北伐，这时，廖仲恺负责财政方面的筹划，邓铿负责组织警卫军队，我负责制订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当我们正在从各方面积极准备北伐的时候，广州的陈炯明和他的部下也正在进行紧张的阴谋破坏活动。1922年2月20日晚上，在广州的广九车站上，陈炯明雇用来的凶手，将邓铿刺杀了。3月中旬，我到梧州，向中山先生报告了广州情况。中山先生认为邓铿是陈炯明所害，这是破坏北伐的先声和信号，因此断然下令，免去了陈炯明的所有职务。陈炯明免职后避往惠州，一时粤军自桂蜂涌而归，谣诼纷传。4月，中山先生率军出驻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