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志士与辛亥革命

　　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也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空前大解放。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辛亥革命成为划时代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湖南则因特殊的历史机缘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举足轻重的地域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如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长沙抢米风潮以及湖南保路运动等就是辛亥革命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而湘籍志士在广泛开展舆论宣传、拥戴和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深入进行组织发动以及领导反清武装起义等方面也都为辛亥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还涌现了像秦力山、毕永年、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杨毓麟、刘揆一、刘道一、禹之谟、杨卓林、蒋翊武、谭人凤、姚宏业、宁调元、焦达峰、陈作新等一大批饮誉遐迩的风云人物。

　　广泛开展革命舆论宣传活动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是杨毓麟、陈天华等人率先向国人敲响了警世钟！他们大造革命舆论，发愤著书，撰写或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唤醒民众的著作，其中较早的代表性著作是杨毓麟的《新湖南》。该书于1902年冬在东京刊行，虽以省区命名，“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但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论述湘省范围内的区域自治，而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深切了解，以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特别是作者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与揭露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认识。《新湖南》一书出版后，“风行于世”，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潮读物之一。如果说杨毓麟的《新湖南》是用文言写成，专从学理上阐述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的学说，鼓吹反帝反封建斗争，主要影响到当时的“中等社会”；那么陈天华于1903年撰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则是用白话写成，更容易在“下等社会”中流传。陈天华的著作曾在军、学各界引起轰动，据时人记载：士兵读之，“即奉为至宝”；学生读之，“如同着迷”。两书多次再版，仍供不应求。陈天华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也使他赢得了“革命党之大文豪”的赞誉！除上述著作外，还不能不提到一批颇具影响的译作，最引人注目的是翻译家赵必振，他于1902年在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所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广长舌》；翌年又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日本人权发达史》、《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将来大势论》等10余种著作，成为我国较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翻译家。此外，由杨毓麟、黄兴于1902年11月在东京创办的《游学译编》是“全以译述为主”的刊物；是年底，又由黄兴、蔡锷、杨毓麟等人创办了“湖南编译社”，大量译介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与此后在东京创办的他省留日学生刊物《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此呼彼应，吹响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新觉醒的时代号角！

　　报刊是舆论之母，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又直接影响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因此，湘籍志士始终将创办报刊、杂志作为推动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由湘人创办、担任主编或社长的报刊、杂志至少在34种以上，湘籍志士在戎马倥偬之际，撰写了大量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犹如黑血、金鼓、警钟、木铎，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

　　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辛亥革命时期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造就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领袖人物；然而，孙中山领袖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湘籍志士同全国广大革命志士一道，为推举孙中山作为本阶级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而斗争的光辉业绩，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

　　当清政府横加诬陷、悬重赏缉拿孙中山的时候，当保皇党人肆意诋毁、恶毒攻击孙中山的时候，当多数革命党人由于孙中山形象被扭曲、对其产生误解的时候，是毕永年、秦力山等一批湘籍志士主动与孙中山站在一起，风雨与共，从而较早地沟通了孙中山与留日学生之间的感情。毕永年曾于1899年冬邀约会党各龙头齐赴香港，在兴中会本部举行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合并大会，另拟会名为“兴汉会”，共戴孙中山为总会长。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孙中山，秦力山曾有过为孙中山立传的想法，后因担心别人说他“好标榜，复罢之”。但这一意愿终于由另一个湖南人章士钊在1903年实现了，章利用他在沪上主《苏报》笔政的余暇，节译了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以《孙逸仙》为书名出版。章士钊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率先喊出：孙逸仙为“近今谈中国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中国始可为！”这种认识与秦力山极相类似，因而秦热情为该书作序，尊崇孙逸仙为“天锡之勇者”。此书一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这对人们全面了解、重新认识孙中山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以1903年章士钊的《孙逸仙》一书出版为契机，孙中山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初步确立了，而这又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重要条件。